對中共前六次大會，毛澤東為何說自己「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也是歷史選擇得當之無愧的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在他的有生之年，中共召開過十次全國代表大會，而毛澤東缺席的有三次。

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上說：

「這次大會有些同志未當選為代表，不能出席，也不能旁聽，很着急。其實這沒有什麼，大家可以解釋解釋。就拿我來說，我是『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逢雙數的大會，我都沒有參加。」

「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是古人寫作七言律詩時的一個口訣，是對一句之中各字平仄調配變通的規定，意思是在一個七言律句之中，第一、三、五字可以用平聲也可以用仄聲，而第二、四、六字是節奏點所在，則必須平仄分明，該用仄的一定要用仄，該用平的一定要用平。當然，熟悉七律創作的人都明白，這個口訣指的是一般情況，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卻不一定適當。

精通格律詩詞創作技巧的毛澤東，套用這個人們耳熟能詳的口訣，意在表明：從中共一大到六大，這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中，一大、三大、五大，「我參加了」，不用討論；二大、四大、六大，「我都沒有參加」，也很分明。

用兩句七律平仄規律口訣，來調侃自己參加中共前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情形，形象、精練、準確，也只有毛澤東，才有如此過人的才智和幽默！

參加一大的毛澤東，在張國燾眼裡是很「土氣」的「白面書生」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這是中國歷史上一件開天闢地的大事。時年28歲的毛澤東，作為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出席了這次大會。1945年4月21日，作為這次意義非凡的大會的親歷者，毛澤東回憶道：

1921年，我們黨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十二個代表中，現在活着的還是共產黨員的（叛變了的如張國燾之流不算），一個是陳潭秋，現在被國民黨關在新疆監牢里，一個是董必武，現在飛到舊金山去了，我也是一個。十二個代表中現在在南京當漢奸的就有兩個，一個是周佛海，一個是陳公博。會是在七月間開的，我們現在定七月一日為黨的周年紀念日。本來是在上海開的，因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興南湖，是在船上開的。發了宣言沒有？我不記得了。當時對馬克思主義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辦，也還不甚了了。所謂代表，哪有同志們現在這樣高明，懂得這樣，懂得那樣。什麼經濟、文化、黨務、整風等等，一樣也不曉得。當時我就是這樣，其他人差不多。當時陳獨秀沒有到會，他在廣東當教育廳長。我們中國《莊子》上有句話說：「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現在我們還沒有「畢」，已經很大。

在中共一大上，引人矚目的是北京代表張國燾。毛澤東和張國燾早在1918年於北京大學相遇相識，比較起來，張國燾在北大的地位比毛澤東要高得多。1918年毛澤東在恩師楊昌濟介紹下在北大圖書館做一名普通的管理員，負責整理圖書和打掃衛生，同時旁聽北大一些課程，可以說是北大的一名「掃地僧」。而此時的張國燾是北大學生會的重要負責人，在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期間，張國燾參加示威遊行，成為著名的「學生領袖」，被推舉為北京學聯主席。

在一大上，張國燾當選為大會執行主席，是大會的主持人，是他宣布了中國共產黨成立，毛澤東則是大會書記員。中共一大選舉了三個核心人物——陳獨秀、張國燾、李達，陳獨秀是總書記，張國燾是組織主任，李達是宣傳主任。可見，當時在黨內，張國燾的地位也比毛澤東高。

幾十年後，張國燾在回憶錄中寫道：「毛澤東也脫不掉湖南的土氣，是一位較活躍的白面書生，穿着一件布長衫，他的常識相當豐富，但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並不比王盡美、鄧恩銘等高明多少。」

讓人唏噓不已的是，自認為比毛澤東「高明」、曾統率過兵強馬壯的紅四方面軍的張國燾，1938年初，卻從延安出逃，投靠了蔣介石國民黨，徹底背叛了他親手創建的中國共產黨。而他頗有些「看不起」的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毛澤東思想被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

毛澤東因「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找不到任何同志」而缺席二大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成都路英租界召開。代表全國195名黨員出席這次大會的有：中央局委員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上海的楊明齋，北京的羅章龍，山東的王盡美，湖北的許白昊，湖南的蔡和森，廣州的譚平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代表李震瀛，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局代表施存統。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詳。一大代表毛澤東沒有出席這次大會。

鑒於一年前中共一大會場遭到巡捕闖入和搜查的教訓，二大採取了極為嚴格的安全保密措施：減少全體會議的次數，只舉行了三次全體會議，除第一次全體會議在李達家舉行，其餘兩次都在公共租界的其他地方召開；黨員們分成幾個小組，分散在不同地點開小會，討論一般問題。

正由於保密工作做得好，上海租界的反動軍警、巡捕、密探雖然事先嗅到了「陳獨秀等秘密集會」的消息，但任他們費盡心思，也未能捕捉到中共召開二大的蛛絲馬跡。

1922年5月，毛澤東被湖南黨組織派到上海領導反對湖南軍閥趙恆惕的運動，也就是說他在中共二大召開前兩個月就抵達上海，但為何沒有出席這次大會呢？毛澤東本人1936年在陝北窯洞里，對來訪的美國記者斯諾回憶說：「那年（1922）冬天（註：應為夏天）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我本想參加，可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結果沒有能出席。」

從毛澤東回憶的未能出席的原因，也可以佐證了中共二大保密工作的嚴格和周密。

毛澤東出席中共三大，首次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層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東山恤孤院31號召開。著名的「南陳北李」（陳獨秀、李大釗）出席了大會，毛澤東、蔡和森、陳潭秋、惲代英、瞿秋白、張國燾、李立三、項英等這些後來中共歷史的傑出人物都出席了這次大會。可謂英雄豪傑，風雲際會。這次大會還出現了一個「洋面孔」——共產國際代表馬林。

中共三大確立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與國民党進行黨內合作的策略方針。大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李大釗、譚平山、王荷波、毛澤東、朱少連、項英、羅章龍等9人為中央委員；由陳獨秀、蔡和森、毛澤東、羅章龍、譚平山5人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

毛澤東被選入中央局擔任秘書，首次進入中共領導核心層。

有些文獻記載，三大中央局秘書並非毛澤東，而是羅章龍。多年後中央檔案局公開的《中共中央第五號通告》揭開了謎底。

1923年9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第五號通告，宣布中央局的人事變動：「中局組自遷滬後略有更動，即派平山同志駐粵，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潤之（即毛澤東）同志因事赴湘，秘書職務由會計章龍同志兼代。」據此可推斷，此前毛澤東是三大中央委員會選出的中央局秘書，而羅章龍則是他之後的接替者。

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特別規定：「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籤字。」「執行委員會之一切會議，須由委員長與秘書召集之，附加會議之日程。」這說明剛剛步入而立之年的毛澤東作為中央局秘書，在黨內的地位，僅次於委員長陳獨秀。

毛澤東的考察報在韶山養病，未能參加四大

1924年1月國共合作後，共產黨員毛澤東又加入了國民黨，出席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一大，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會後，他前往國民黨上海執行部，任組織部秘書，而組織部部長是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毛澤東還兼代秘書處文書科主任。

然而，葉楚傖等國民黨右派分子極力反對國共合作，不僅阻擾毛澤東的正常工作，而且「用盡辦法，把毛趕走」；中共內部李立三等人又嘲笑他為 「胡漢民的秘書」。在內外交攻，下毛澤東身心俱疲，積勞成疾，於1924年12月回故鄉湖南韶山休養。

毛澤東回到韶山一個月後，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出席這次大會的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譚平山、周恩來、彭述之、張太雷、陳潭秋、李維漢、李立三、王荷波、項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着全國994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也參加了大會。毛澤東因為在韶山養病而未能出席。

中共四大通過了14項文件，提出無產階級要掌握民主革命運動的領導權，提出工農聯盟問題。這大會將中共的基層組織由 「組」改為 「支部」，規定「有黨員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個支部」；將黨的最高領導人由「委員長」改稱為 「總書記」，各級黨的領導人稱為「書記」。這些稱謂一直沿襲至今。

儘管沒有出席中共四大，但毛澤東在韶山一邊養病，一邊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並且在韶山成立黨支部，積極開展農民運動，這為他寫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奠定了實踐基礎。

中共五大上，毛澤東的提案遭否決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82人，代表着57967名黨員。毛澤東出席了這次大會。

在出席中共五大的前幾個月，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被稱為「農民運動之王」、主持過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毛澤東，深入考察了湖南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等五個縣的農民運動，掌握了鮮活生動豐富的第一手資料。調研結束回到武昌住所都府堤41號，毛澤東奮筆疾書，寫成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於3月5日發表在《戰士》《嚮導》等刊物上，激起廣泛關注。

在籌備中共五大的時候，毛澤東提出將湘鄂贛粵四省農協聯席會議形成的關於「廣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和「迅速加強農民鬥爭」的提案提交大會討論，卻被陳獨秀否決。

在提案遭否決後，毛澤東在大會發言中批評了陳獨秀在對待農民問題上的錯誤，主張把農民組織和武裝起來，迅速加強農民的鬥爭。他還試圖通過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發給代表的方式，引起代表們對農民革命的重視。他把《湖南農民運動報告》交給大會秘書處後，秘書處油印了300份。5月2日分組討論時，秘書處負責人安排專人分發給代表們。但剛發了二十幾份，就被堅持右傾錯誤主張彭述之發現了。彭述之命令立即停發，向陳獨秀反映，陳獨秀也大為惱火。彭述之勒令立即如數收回發出去的二十幾份《報告》。

中共五大選出了由31名正式委員和14名候補委員組成的黨的中央委員會。隨後舉行的五屆一中全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李維漢、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李立三、周恩來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兆征、張太雷等為候補委員；選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陳獨秀為總書記。毛澤東僅被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被排擠出了中央核心領導層。

毛澤東歲缺席中共六大，卻被選為中央委員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由於中國國內白色恐怖十分嚴重，中共六大在蘇聯首都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的一座「銀色別墅」秘密召開。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決權的代表84人。毛澤東未出席這次大會。

毛澤東為什麼沒有出席中共六大？周恩來後來對此解釋說：「當時要毛澤東同志去是有困難的。」具體而言，存在以下幾個困難：

其一，音信兩絕，聯繫不上。毛澤東率部隊上了井岡山之後，多次與上海臨時中央聯繫，均未果；臨時中央也曾派人去找毛澤東，但都「終無一次」與之接上頭，以致「彼此間的意見互不能達到」。一直到1928年5月底，留守中央才收到毛澤東於5月2日寄出的書面報告。而此時六大的代表們早在4月就動身啟程前往莫斯科，所以，即使通知毛澤東出席六大，時間已經來不及了。

其二，毛澤東因引兵井岡在黨內受到指責和不公正處分。在中共六大召開之前，毛澤東因在領導秋收起義的過程中「完全違背中央策略」，受到臨時中央多次處分：在1927年11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撤銷現任（湖南）省委委員」。1928年3月湖南省委執行中央指示取消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在這種情形下，毛澤東自然不在臨時中央指定的六大代表之列。

其三，井岡山鬥爭的前線也是離不開毛澤東的。當時井岡山的軍事鬥爭非常殘酷和激烈，沒有毛澤東的堅強正確的領導很難立足。為了保存和發展井岡山上的「星星之火」，毛澤東也無法脫身前去出席這次中共黨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開的代表大會。

在赴莫斯科召開六大之前，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決定李維漢、任弼時留守，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1928年5月25日，留守中央成員李維漢在收到毛澤東的書面報告之後，給中共駐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寫了一封信。信中李維漢用較大篇幅介紹土地革命的情況，其中用了「湘贛的形勢相當好」等語高度評價毛澤東領導的井岡山根據地的鬥爭。

李維漢的信件抵達莫斯科後，其副本在6月26日被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負責人米夫寄給了斯大林、布哈林等人。該信件對中共土地革命的介紹，尤其是對毛澤東領導的井岡山根據地鬥爭成績的宣傳，豐富了共產國際對中共土地革命的認識。毛澤東及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政治影響從一隅之地擴大到共產國際和聯共（布）高層。

李維漢的信件送達的時間恰好處於中共六大召開期間，且在7月10日選舉中央委員之前。李維漢的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堅定了六大代表們領導農民革命、建立農村割據的信心和決心。經過激烈爭論，中央對毛澤東的偉大創舉由反對轉變為支持。就這樣，在井岡山鬥爭取得顯著成效的事實和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負責人米夫的極力舉薦等因素的影響之下，毛澤東成為了中共黨內具有開拓意識、執行正確路線的代表。7月10日，毛澤東由米夫提名並經大會選舉為中央委員，在23名中央委員中排第12位。

毛澤東缺席中共六大卻被選為中央委員，後來在中央蘇區，雖然他遭到打擊和排擠，失掉了軍事指揮權，但一直是中央委員，這就為他在遵義會議上的崛起的留下了契機。中央委員的身份，使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擁有發言權和表決權，從而對博古、李德的錯誤軍事路線進行了批判和清算。

從七大到十大，毛澤東都沒有照本宣讀政治報告

從中共七大到十大，毛澤東作為全黨的最高領導人，自然是大會的核心。值得關注的是，在這四次大會上，毛澤東並沒有照本宣讀政治報告。

1945年4月24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舉行全體會議，毛澤東起草的了《論聯合政府》的書面政治報告，會前發給代表。會上，毛澤東沒有照本宣讀《論聯合政府》，而是就其中的一些問題作了口頭報告。毛澤東的口頭報告內容豐富，深入淺出，詼諧幽默，不時引起陣陣笑聲和掌聲，使代表們加深了對《論聯合政府》報告精神的理解和把握。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政協禮堂召開。八大的政治報告是劉少奇宣讀的，毛澤東致了《開幕詞》。在開幕詞中，他強調：「即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極其偉大的成績，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自大的理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我們應當永遠記住這個真理。」這篇不到3000字的開幕詞，博得了現場經久不息的掌聲和陣陣喝彩。大會休息期間，當代表們紛紛誇讚這篇開幕詞寫得精彩時，毛澤東卻出人意料地說：「這不是我寫的，是一個少壯派，叫田家英，是我的秘書。」

毛澤東在中共會議上所作的報告和發言稿，一般不讓別人代筆，都是親自動手。八大開幕詞是一次例外。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毛澤東主持了開幕式，並致簡短的開幕詞。政治報告是林彪宣讀的。

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召開，雖然毛澤東出席主持了大會，但卻因重病在身沒有發表講話。周恩來代表中央向大會做了政治報告。在這次大會的閉幕式上，代表們起立鼓掌目送毛主席離席，但卻發生了讓人心酸的一幕。

據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回憶：「那天宣布散會時，我看到他兩隻手扶着椅子使勁往下壓，他想讓自己的身體能夠支撐着站起來。於是我馬上叫人過去攙扶他，並把椅子往後挪，好讓他站穩。這時，台上台下長時間地鼓掌歡呼，持續了十多分鐘。總理髮現主席的腿在顫抖，他讓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無顧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動也不動。而台下的代表們仍一個勁地向毛主席歡呼。」此時機智的周恩來救場說：毛主席要目送大家離開會場。

就這樣，時年80高齡、重病纏身的毛澤東，坐在主席台上，目送代表們離場，以一種獨特的方式結束了自己出席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的光輝歷程。

三年後，1976年9月9日，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建人、偉大領袖毛澤東逝世。

（盧志丹原創，歡迎轉發，謝絕抄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