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因其「三落三起」的經歷為人津津樂道,而個人際遇往往又與更高層面的歷史轉折緊密相連,更增添了其中的傳奇意味。
1976年底,鄧小平正面臨著人生最後一次「東山再起」,華國鋒強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為了避免轉彎太急導致翻車,需要有一個過程。
三落三起,百折不撓
關於自己的人生,鄧小平曾經說過句帶有幽默的話:如果要從政治上東山再起的人之中評選出奧林匹克獎,那他覺得自己很有資格去爭奪金牌。
話說得雖然輕鬆愉快,背後卻是不足為外人道的艱辛曲折。
鄧小平一生至少經歷過三次大的挫折,每次都是在最低谷的狀態下蟄伏良久,才終於獲得重新奮起的可能性。
第一次大挫折發生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中央蘇區,鄧小平因執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抵制「左」傾錯誤,被打成了「鄧、毛、謝、古」小團體的頭頭,緊接着被撤職、反覆提審,就連當時的妻子金維映也送來了離婚報告。
因為拒不檢討自己的「錯誤」,他受了黨內最後嚴重警告的處分,並被派到邊遠的樂安縣南村當巡視員。
在情況最為窘迫的時候,不但每天得例行下地開荒,就連基本的吃飯要求都無法保證,全靠唐義貞、蔡暢等人幫忙給他藏一些飯菜,才得以度過危機。
後來拍文獻紀錄片《鄧小平》時,劇組還曾經聯繫到一位目擊者危秀英。
當時老人已經84歲了,但談到當初鄧小平被飢餓逼迫、不得不到處找飯吃的往事,老人仍然印象深刻。
第二次大挫折發生在60年代中期。
而當時正擔任總書記、領導着中央書記處的鄧小平,在「戰備疏散」的名目之下,鄧小平和妻子卓琳、繼母夏伯根一起,被遣散到江西省,實際上被安排進了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勞動。
關於這段勞動歲月,鄧小平後來曾說,在廠里做鉗工根本難不倒他,因為從早在16歲時去法國勤工儉學,他就進雷諾汽車打工並學會了不少廠裏手藝,如今只不過重操舊業而已。
與此同時,卓琳則和其他女工一起,在電工班組負責修理馬達電線,也就是拆繞線圈。
雖然他們自己說勞動難不倒人,但實際上歲月和時間不會騙人,無論體力還是精力,都不能再和年輕時相比。
他們身上也多多少少有了心血管以及腸胃方面的疾病。
更讓工作人員擔心的是,鄧小平當時正需要吃安眠藥。
負責「明保暗監」任務的管理秘書黃文華對此很不放心,怕他萬一「想不開」,每天都是親自送葯過去,而且只送一次的量。
這樣的日子前前後後過了三年,直到毛主席在陳毅元帥的追悼會上重新提到「劉鄧」,並特別將鄧小平的問題定性為「人民內部矛盾」,他才獲得重新復出的契機。
最後一次大挫折則發生在周總理逝世之後,鄧小平主動提出「解除擔負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責任」。
換成一個普通人,這些挫折中的任何一次都足以造成重創級別的打擊。
然而鄧小平卻不但經受住了三次挫折,而且三次都能重新奮起,多少有些令人難以置信。
民間也曾經流傳過一些軼事,說鄧小平的老家四川廣安有座山,形如筆架有三個山峰,這座山的山勢就註定了鄧小平的人生必定會有「三落三起」的走向。
風水之類的說法當然不足為憑,真正決定性原因在於他本人歷經磨礪的毅力和韌性。
與此同時,毛主席、周總理等人也對他評價很高,並以實際行動對他進行了保護。
毛主席對他的高評價
鄧小平之女鄧榕曾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中表述,的確是毛主席作出了「打倒鄧小平」的決定,但是與此同時,他一直都把後者的問題定性為「內部矛盾」,不但處理力度留有餘地,甚至還採取了切實有效的措施來保護後者的人身安全。
最具標誌性的一件事便是鄧小平的黨籍。
即使被認為「犯了錯誤」,甚至需要遣送到外省去下放勞動,但鄧小平的黨籍卻始終得以保留。
對於鄧小平,毛主席曾說:「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
這樣的心態,很大程度上源自毛主席對鄧小平的才能頗為欣賞,而且在一些大的原則問題上,實際上也對他投注了相當深厚的信任。
在八大召開前夕,為了推選鄧小平主管中央書記處,毛主席曾經在會場評價鄧小平為「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麼怕」。
過去多年共同奮鬥的征途上,鄧小平一度被當作「毛派」頭子打倒,軍事上協助劉伯承立下戰功,面對蘇聯赫魯曉夫等人的「老子黨」氣焰又能堅持原則、不會屈服於蘇修。
紀念十月革命40周年、毛主席第二次出訪蘇聯時,他也曾經在與赫魯曉夫談話時對自己的同事戰友進行點評,其中給鄧小平的評語是「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柔中有剛,綿里藏針」。
這已經是很不錯的評價了。
戰爭時期與建設時期的貢獻
眾所周知,劉鄧率領中原野戰軍千里躍進大別山,這一事件被視為解放戰爭正式展開的序幕。
鄧小平回憶過當時的困難情景,面對着蔣介石的重點進攻策略,來自陝北的電報寫道「甚為困難」。
劉鄧接到這封電報之後,二話沒說立刻複電,半個月後就躍進到敵人後方去,直出大別山。
實際上回完這封電文不到十天,部隊就開始行動了。
前往大別山,意味着從此直面無後方作戰難以避免的種種困難。
這一行動的意義並不在於佔領了多少土地、消滅了敵人多少兵力,而在於他們挑起了當時當地最為困難的擔子。
也正是由於劉鄧千里躍進,而且成功地在大別山站穩了腳跟,我軍才得以平安度過了最為困難危險的相持階段,迎來了三大戰役的浩大反攻。
多年擔任毛主席衛士的李銀橋也曾經回憶過當年劉鄧前來西柏坡、向主席彙報戰場情況的情景。
鄧小平說淮海戰役就像是「嘴裏含了一個核桃」,劉伯承先是補充「咬是咬不碎,吞也吞不下去」,最後做了個有力的手勢——「最後還是咬碎了!」
正如他們所堅信的那樣,解放戰爭的勝利天平、的確漸漸向我方傾斜。
新中國建立後,鄧小平先是主政西南,後又承擔中央日常工作,還曾經作為我國代表團前赴蘇聯,與赫魯曉夫等人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和交鋒。
莫斯科會議期間,哪怕是一場非正式的宴會,往往也避不開雙方的意見爭執和唇槍舌劍。
比如赫魯曉夫會在餐桌上提出要求,要求雙方停止報刊上的相互攻擊。
而鄧小平則針鋒相對地指出,我方早已提出停止論戰的建議,是蘇方並不重視,而且至今都仍未停止攻擊;我們雖然並不攻擊,但也需要在適當的時機表明態度,該答覆的總要作出答覆。
這一輪交手,留給赫魯曉夫的印象是「這個小個子見事敏銳,但並不好打交道」。
但毛主席對鄧小平表現出的針鋒相對鬥爭態度卻十分滿意,這不但代表着一國一黨的地位和利益,也證明了鄧小平是站在蘇修對立面的。
既然能夠面對面與之鬥爭,自然不會在中國國內也搞赫魯曉夫那一套。
他曾對鄧小平說,赫魯曉夫很怕你這根棍子。
這是因為當時鄧小平腿部骨折尚未痊癒,到蘇聯參加會議的時候需要藉助手杖行走。
記憶力極好的毛主席,是不可能不記得核桃、棍子以及更多林林總總細節的。
這些事例累積起來,就決定了針對鄧小平的不滿主要圍繞着工作態度和工作方法上的分歧,而並非在根本問題上有什麼太大的衝突,而且,鄧小平也「不存在歷史問題」。
來自周總理的深厚情誼
如果說毛主席對鄧小平的器重主要來自於欣賞和信任,那麼來自總理的感情,更兼具一種多年相處、知根知底的親密和關切。
走上革命之路的早期,兩人曾經前後腳到過法國。
在這裡,他們一同開展青年團工作,一起編輯《赤光》雜誌。
通常情況下周總理負責編輯撰稿,鄧小平則負責刻蠟紙和油印。
因為字跡又美觀又清晰,久而久之還得到了一個「油印博士」的外號。
自1927年起,兩人又相繼來到上海工作。
在白色恐怖籠罩下,兩人並肩戰鬥在龍潭虎穴之中,不但工作上配合默契,生活上交集也非常多。
鄧小平在上海與張錫瑗結婚,負責張羅婚宴的就是周總理和鄧穎超,這兩家人住在同一棟樓房裡親如一家,足足有半年多的時間。
後來鄧小平將要啟程前往江西,周總理親自同江西當地聯繫。
為了安排好鄧小平夫婦的住處和生活,他處處仔細設想,考慮得十分周到。
例如一開始,江西當地打算把鄧小平安排到贛州。
周總理認為並不合適,因為鄧小平當時已年過六十,應當安排到交通方便、條件較好的南昌附近,便於照顧。而且房屋、工作人員等方面也需要進行周到妥善的安排。
即使鄧小平已經妥善在江西安頓下來,周總理百忙之中仍然多方關注。
當他因為勞累過度而心臟病複發病休時,還曾經對身邊的保健醫生說過,自己在江西有兩個熟人。
一個是保健護士鄭淑雲,另一個就是「我的同行」鄧小平。
「倆人一個鄭一個鄧,恰好湊成兩個耳刀」。
直到周總理病勢沉重、卧床不起時,他也仍然不忘了稱讚和鼓勵鄧小平,說他這一年幹得很好。
後來總理追悼大會上,也是由鄧小平代表中央致了悼詞。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對於來自毛主席周總理的關照和回護,鄧小平自己是心知肚明的。
而回報這種關照的方式,也就是他曾經不止一次說過的:為黨為人民,再兢兢業業多干幾年。
鄧榕《在江西的日子裏》寫道,那些日子裏的鄧小平表現得極為沉穩,「臨危不懼,遇喜不亢」,工作生活之餘,他把大量的空閑時間用在讀書和思考上。
他們所住的小樓有一個小院落,他總是在黃昏時候一圈又一圈地在院子里散步,時日一久,紅土地面竟然被他踩出了一圈灰白色的小路。
也許正是在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閑步與思考中,他的信念和意志早已準備好了面對一切可能的情況。
1976年底,距離等鄧小平第三次被撤銷職務、保留黨籍,已經過去了大半年的時間。
葉劍英、陳雲、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王震等老一輩革命者先後用不同的方式提出建議,認為應當儘快讓鄧小平出來工作。
出於「轉彎太急易翻車」的顧慮,華國鋒認為這事不宜操之過急,還應等待時機,並在正式會議上堂堂正正地復出。
這看法實際上是符合當時情況的,而且在鄧小平那邊還有另一個突發情況——由於前列腺肥大造成的尿瀦留,他住進了醫院接受治療。
醫生診斷後發現情況不太樂觀,鄧小平主動提出「乾脆做手術」,避免之後麻煩。
卓琳對手術多少有些放心不下,便問主刀的李炎唐,覺得手術後會不會有些什麼問題?
李炎唐還沒開口,鄧小平就接過了話茬:「你不懂,不要問。先要相信醫院,天底下哪有百分百絕對的事情呢?」
醫生交待煙癮很大的鄧小平「這段時間不能抽煙」,他二話沒說就答應下來,而且也嚴格執行了。
隨着日期越來越臨近周總理逝世周年紀念日,群眾要求鄧小平回來工作的呼聲,也變得越來越高漲。
在第二年3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提交了書面發言,王震同樣也直率發聲,他說「鄧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這是毛主席講的,周總理傳達的嘛!」
水到渠成的那個時機,終於漸漸臨近了。
1977年7月17日的十屆三中全會,全會一致通過了為鄧小平恢復職務的決議,決定恢復他此前擔任的各項職務。
鄧小平本人也在會上發言,論述思想領域當務之急的同時,也做出了自己的表態「作為共產黨員,就不能有私心雜念,應該老老實實履行黨員責任,聽從黨的安排」。
結語
如同他此前的幾次復出一樣,當他再一次出現在公眾場合時,不但得到了現場群眾的熱烈致意,也瞬間吸引了無數媒體的眼球和頭條。
當時他出現在北京工體,觀看香港足球隊同中國青年足球隊的比賽,現場同時也是北京國際足球友好邀請賽的閉幕式。
有外媒寫道,即使曾經從鏡頭前隱身了一段時間,鄧先生的外表也並沒什麼改變,「他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年輕十歲」。
這是鄧小平一生「三落三起」中的第三次復出。
正是這次復出,標誌着他成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整個中國也註定從此走上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建設道路。
而這一轉變的意義,也許從那條著名的「小平您好」橫幅中,也能夠窺見一二。
參考資料:
《從中央委員到領導核心:1945-1978年間的鄧小平》;張金才;河北人民出版社
《毛澤東與赫魯曉夫》;權延赤
《平民鄧小平》;余瑋;人民日報出版社
《鄧小平第三次復出經過》;2009年06月29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三次被打倒最終東山再起 鄧小平復出始末》;新聞午報;2008年0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