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眼中的周恩來：一個政治家在世界上聲譽如此之高，他的逝世引起的反應如此之強烈，古今中外能有幾人

文/水新營

谷牧是新中國經濟建設戰線上的傑出領導人，他曾長期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對周恩來，谷牧始終把他作為敬佩的領袖、敬仰的恩師、敬愛的尊長看待。而對谷牧，周恩來也一直比較賞識和關愛。

抗戰初期初識周恩來

谷牧本名劉家語，山東榮成人，青年時代就追求進步。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年僅20歲的谷牧到北平投身左翼文化運動，並成為北平左翼作家聯盟的主要負責人之一。1936年，他受黨組織委派到東北軍第67軍107師從事兵運工作。

谷牧初次見到周恩來，是1938年初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此前，谷牧曾隨東北軍開赴上海前線，參加了淞滬會戰。淞滬會戰失敗後，谷牧所在部隊傷亡慘重，在輾轉撤到河南信陽地區時，他決定到武漢找黨組織。

一到武漢，谷牧就給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寫了一份報告，敘述了他經歷的淞滬戰役經過，目睹的國民黨軍隊指揮混亂、倉皇潰退的情況，着重反映有大批量武器被丟棄，建議通知地方黨組織設法收集起來，武裝抗日游擊隊，以免落入敵頑手中。他還提出要面見辦事處負責同志，彙報自己的一些想法。谷牧的報告引起了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的注意。不久，谷牧即接到約去談話的通知，辦事處負責人李濤接待了他。李濤說：「你寫的報告，我們收到了，恩來同志也看了，很感興趣，今天要我約你來詳細談談！」

◆1935年，在北平「左聯」時的谷牧。

谷牧聽說周恩來副主席也看了自己的報告，心裏很高興。當他們正談得火熱時，周恩來走了進來。因為谷牧曾在報紙上看過周恩來的照片，所以一眼就認出來了。沒等李濤介紹，谷牧立即站了起來，向周恩來畢恭畢敬行了一個軍禮。周恩來看到谷牧身上穿的東北軍軍裝，也立刻認出了他，和他進行了親切的交談。

谷牧除介紹自己在北平左聯和東北軍工作的情況外，還提出想去延安學習的願望。周恩來聽到谷牧的介紹後，停頓了一會兒，用那雙深沉、睿智的眼睛看了看谷牧，意味深長地說：「目前從國統區到延安的藝術家和文學青年很多，據我看，可能是敵後工作更需要你！」

當天，谷牧被李濤接到另一個地方住下，認真閱讀送來的一批文件和書籍。通過一段的學習，他對黨的抗日戰略方針和基本政策有了進一步的理解。不久，谷牧即得到通知，到駐在蘇北新浦的東北軍萬毅所部，繼續從事敵後工作。

在闊別15年後，1953年11月，谷牧第二次見到周恩來。當時，谷牧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分管工業交通方面的工作。

◆谷牧在1945年抗戰勝利時的留影。

周恩來那次到上海，主要是研究如何正確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他聽取了市委主要領導彙報後，還專門要谷牧和上海常務副市長潘漢年作一次工作彙報，潘漢年講市場方面情況，谷牧講工交生產情況。

在向周恩來彙報時，由於彙報本子上的一些數字是剛剛匯總而來的，不少內容潘漢年和谷牧還記不牢。所以，彙報中有時正說著，周恩來突然問起前面說過的數字，潘漢年和谷牧就忙着翻本子，周恩來笑着說：「不用翻了，我記起了。」待潘漢年和谷牧翻到一看，正是這個數字，都非常佩服他驚人的記憶力。當時潘漢年和谷牧猜想總理可能要批評他們幾句，周恩來卻和藹地說：「搞建設，並不比打仗容易。當高級幹部的，一定要下決心鑽進去，由外行學成內行。」有了這次「教訓」，在以後20多年中，每次向周恩來彙報工作，谷牧總要把一些基本數據切實弄清記牢，力求談得具體準確。

「薄不在，由谷代」

1955年1月，谷牧調到北京工作，先後任國家建委副主任兼國務院第三辦公室副主任、國家經委副主任、中央工業交通政治部主任等職，從此可以經常直接聆聽周恩來總理的教導，接受他交辦的任務。在同周恩來的接觸中，谷牧深受教育的是他領導工作中的求真務實的優良作風和無私奉獻的精神品質。

1955年，黨內曾開展過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鬥爭。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一有機會，還是要大講堅持實事求是精神、反對脫離實際急躁冒進的問題。1956年2月8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強調：「不要光看熱火朝天的一面，熱火朝天很好，但應小心謹慎，要多和快，還要好和省。現在有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社會主義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11月10日，他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中進一步明確提出：「過去設想的遠景規劃，發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點？經過『八大』前後的研究，我們覺得可以放慢一點。」

◆1955年9月，谷牧任國務院三辦副主任。

1958年的「大躍進」給國民經濟造成嚴重困難。隨着許多矛盾的出現，逐漸引起了全黨的重視。1958年底和1959年初中央召開的兩次鄭州會議，就討論了糾正「共產風」的問題。1959年7月，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原定主題是進一步貫徹鄭州會議精神，使國民經濟走向健康發展的軌道。當時，谷牧參加了這次廬山會議。誰也不曾料到，沒過幾天，後來會議竟意外提出了所謂彭德懷的「軍事俱樂部」問題，會議方向來了個大轉彎，由「糾『左』」變成「反右」。

廬山會議後，全國範圍內又掀起了「反右傾、鼓幹勁」的運動，直到1960年後期，迫於國民經濟諸多矛盾日益尖銳的形勢，總結經驗教訓、度過經濟難關的課題，才真正被提上了中央的工作日程。

1961年1月19日，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發言。他談到：「在困難面前，希望我們大家能夠同呼吸，共命運，同心協力，把工作搞好。我們不能怨天，也不能尤人，主要應求之於自己。我們在座的各位同志，都應該下決心摸清情況，摸幾個典型。只有情況明，才能決心大，才能把工作搞好。還要謙虛謹慎，把情況弄明後再下決心，不能瞎搞。」

談到具體工作部署時，周恩來要求剛剛成立的「十人小組」認真組織落實這次會議上提出的措施。根據中央的要求成立的「十人小組」主要由國務院各工業部部長參加，負責全國生產總調度。周恩來和鄧小平指定「十人小組」由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負責。同時，明確「薄不在，由谷代」。小組成立不久，薄因病休息，主持十人小組的工作就由谷牧承擔起來。

◆1962年2月，周恩來給谷牧的批示手跡。

1961年春夏兩季，谷牧的主要工作就是抓「十人小組」。周恩來讓他們在養蜂夾道搞了個辦公室。白天，「十人小組」成員各自在自己的部門工作，晚上就到這裡開會，研究問題。當時，國家的經濟狀況已經相當困難，經周恩來批准，谷牧他們每天晚上開會結束後，可以免糧票並免費吃到一碗麵條。每次開會，周恩來都派他的秘書顧明來聽，以便及時掌握情況。有時他聽了顧明彙報後，對有些情況還要連夜進一步追問。經常有這樣的事情：谷牧深夜回到家裡，剛吃了安眠藥睡下，案頭的紅機子又響了。一接電話，原來是周恩來打來的，再看看手錶，已是凌晨兩三點了。對此，谷牧極為感動。

1962年是國民經濟堅決貫徹調整方針、經濟工作由被動轉向主動的一年。在這年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進一步統一了全黨各級領導幹部的思想，為順利度過困難時期並爭取經濟工作的新進展奠定了思想基礎。周恩來積極貫徹中央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日以繼夜地戰鬥在調整工作的第一線。谷牧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做了大量具體工作，為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1965年初，經周恩來力薦，毛澤東贊同，谷牧擔任恢復建立的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簡稱國家建委）主任。之後，他的主要工作轉到抓三線建設。

在「文革」初期受到周恩來保護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周恩來作為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對於「文革」究竟要幹什麼？怎麼搞法？也不太清楚。在「文革」初期，他為了將運動納入我黨傳統的軌道，維護黨和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縮小對生產建設的衝擊和破壞，作了極大的努力。不過，後來運動的發展實際，使他的良苦用心完全付諸東流了。

「文革」初期，谷牧就受到了大字報的「炮轟」，但仍然兢兢業業地工作。1966年9月初，經李富春提議，毛澤東、周恩來批准，余秋里和谷牧被通知協助國務院領導同志抓經濟工作，谷牧分管國家經委、建委、鐵路、交通等部委。

周恩來當時最為焦慮的是：這場「革命」越鬧越大，將會產生比「大躍進」更為嚴重的後果。他經常找谷牧等人了解經濟工作方面的重大情況和問題。有一次，他對谷牧等人說：「你們可得幫我把住經濟工作這個關啊！經濟基礎不亂，局面還能維持，經濟基礎一亂，局面就沒法收拾了。所以，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絕不能停。生產停了，國家怎麼辦？不種田了，沒有糧食吃，人民怎麼能活下去？還能鬧什麼革命？」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

這期間，在國家機關中，也鬧起了群眾組織，與社會上的紅衛兵相呼應。各部委中，哪裡發生了武鬥以及打砸搶事件，總理就派聯絡員去調查，進行干預處理。哪位部長被揪鬥了，總理就指示谷牧和有關同志採取措施加以保護。11月9日，總理親自主持討論《人民日報》社論稿《再論抓革命、促生產》。會上，周恩來重申生產建設決不能停滯和中斷，駁斥那些只講「抓革命」而根本不講生產建設的錯誤論調。

那時，林彪、江青一夥對此是十分惱火和懷恨的，他們公開污衊周恩來是「救火隊長」，污衊谷牧等人是「救火隊員」。當時，周恩來有一段震撼人心的話，一直銘記在谷牧心中。11月19日下午，總理來到谷牧主持召開的工交座談會上，同大家見面並作了長時間談話。他對當時的形勢概括為「方興未艾，欲罷不能，大勢所趨，因勢利導」四句話，要在座的同志抱着「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的態度，為了保衛黨和國家的利益，個人被衝垮了也要無怨無悔。

12月28日，谷牧離開北京，到四川、雲南、貴州等地了解三線建設的情況。1967年1月30日中午谷牧乘飛機回到北京，一下飛機，就被一群不相識的人綁架。谷牧回京後即被造反派綁架的消息，周恩來很快就知道了。他派出聯絡員找國家建委機關造反派談判，說定在第二天只批判一場，即把谷牧送回中南海，他要聽出差彙報。造反派不得不同意了。

就這樣，谷牧在第二天被他們批鬥了5個小時後，造反派頭頭親自押送他到中南海。總理讓人給他在中南海假山院的東面安排了間房子，與余秋里為鄰。這個地方，成了以後一年多谷牧生活和工作的基本場所。之後，總理幾乎是天天找谷牧等人開會，研究通過了關於停止學生徒步串聯的文件，研究了三線職工不能向一線跑等等問題。

1967年2月，發生了所謂「二月逆流」事件。由於谷牧和余秋里被稱為「二月逆流」的「小夥計」和「小爬蟲」，打那以後抓工作就更困難了。春節以後，造反派對谷牧的批鬥升級。谷牧每次被拉出去，總理都要派個聯絡員跟着，並讓聯絡員預先跟造反派「約法三章」：只能批兩個鐘頭，到時放人；不能搞體罰；不能讓別派搶走。有了這些「約法」，谷牧挨斗時的處境要稍好一些，但又有哪個造反派是真心聽話的？等回到中南海，谷牧被斗得渾身就像散了架，痛苦不堪。李富春看在眼裡急在心上，在一次國務院會上提出：「谷牧一星期出去幾次，身體受不了，而且也貽誤工作，改為一星期出去一次成不成？」周恩來說：「什麼一次兩次？不出去了。今後出去，必須經我批准。」此後一段時間，谷牧出去接受批鬥的次數少了很多。

隨後的4、5月間，谷牧等一邊接受批鬥，一邊協助總理抓經濟工作。為了支持谷牧工作，周恩來特地安排他在五一節上天安門觀禮。但「五一」過後不久，外面造反派揭發、批判谷牧的大字報日漸升溫，先是「走資派」「三反分子」，後是「招降納叛」「反黨篡軍」，到5月底，滿街貼滿了「打倒大叛徒谷牧」的大字報。

谷牧1936年在北平「左聯」從事地下工作時被捕過。這段歷史，黨早已審查清楚。為此，周恩來親自找谷牧談話：「已決定從×××專案組中抽出兩個人突擊查一下你的問題。你不必背什麼包袱，還要像往常一樣，該幹什麼就幹什麼！」

「叛徒」的問題未了，「特務」的問題又出來了。造反派從國民黨政府國防部的檔案里，查出解放戰爭初期給特務發餉的名單上有一個少校，僅與谷牧原名相同，沒有其他任何信息。為此，造反派在大街小巷貼出「打倒大特務谷牧」的大字報。

「大叛徒」「大特務」這兩頂帽子扣在谷牧頭上，他就很難再出面工作了。後來，李富春找谷牧談話說，他和總理商量了多次，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谷牧很難再出面工作；「叛徒」「特務」問題，經過這一段審查，已大體弄清楚了。另外，建委機關實行軍管後，秩序已得到控制。因此，李富春和總理的意見是：讓谷牧回機關去，與群眾見面，接受群眾的審查。谷牧完全理解他們的苦衷，立即表示：「一定正確對待，願意到群眾中去接受審查和批判。」李富春緊緊握着谷牧的手說：「總理讓我特別轉告你，自己要保重，要經得起磨鍊。」正是周恩來總理和李富春等同志的這些話，給了谷牧以勇氣和力量，使他在以後長達兩年的「牛棚」生活中能夠堅持下去。

在周恩來的關心下恢復職務

直到1969年下半年，谷牧的所謂「叛徒」問題經查是子虛烏有；所謂「特務」問題也算徹底搞清楚了。專案人員找到了那個與谷牧原名相同的國民黨少校特務的小老婆，證實那是與谷牧完全無關的另一個人。經歷了這麼多的坎坷，谷牧總算獲得了「解放」。但就在此時，林彪又發出要老幹部「疏散」到各地的所謂「一號命令」。

谷牧也屬於「疏散人員」之列，為此，國家建委軍代表親自到周恩來那裡彙報「疏散」的方案，提出讓谷牧到江西幹校去。周恩來說：「幹校不要去了。谷牧同志對三線建設感興趣，基建工程兵他也參與組建過，讓他到基建工程兵部隊去搞些調查研究，總結經驗。一旦有事，還可以帶部隊去前方服務。」就這樣，谷牧後來到四川江油基建工程兵部隊里當了半年兵，後又在湖北江漢油田當了半年工人。直到1970年秋才奉調回京。

1971年至1972年，在谷牧沒有正式恢復工作之前，周恩來讓他做了兩件事，一是當第三次全國城市工作會議的顧問，忙了一段時間；二是讓他抓港口建設。在安排他抓港口建設的那次會議，是谷牧自1968年搬出國務院後第一次見到周恩來。見到總理，谷牧心情很激動，急忙上前與他握手，總理也緊緊握住谷牧的手。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宣布：「谷牧同志在沒有正式分配工作之前，我們讓他抓一抓港口建設問題。」他着重闡述了搞好港口建設對於發展國民經濟的重要意義；要谷牧和粟裕一起組織一個小班子，深入搞些調查研究，提出港口建設計劃，爭取三年改變港口面貌。

在周恩來等的關心下，1973年5月，谷牧領導職務得到恢復，任國家建委革委會主任、黨的核心小組組長。一次會議上，當他再一次見到周恩來時，總理顯得更加瘦弱了。谷牧問候他的病情，他說：「你還不知道嗎？我已經得了癌症了！」谷牧聽後，驚詫萬分。周恩來遂轉移話題說：「你恢復工作了，擔子很重，還得好好乾吶！現在不是時興『爬坡』『拉車』那些話嗎？我們這些人，一輩子就是為國家、為人民拉車啊！只要一息猶存，就得奮鬥啊！」聽了他的話，谷牧十分難過，也很激動。那次見面以後不久，周恩來就住院治療了。

◆1976年1月，谷牧向周恩來遺體告別。

為了四屆全國人大人事安排，1974年12月23日，重病中的周恩來飛往長沙。毛澤東告訴他：人大副委員長可以多一些，但「國務院副總理要能辦事的，不是榮譽職務」。經毛澤東和周恩來認真商量，在隨後的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繼續擔任總理，鄧小平擔任第一副總理，谷牧等為副總理。

1975年2月1日下午，周恩來先是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談了國務院各副總理的分工問題。他說：「我身體不行了，今後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醫院是不想放我出來了，但我還是想爭取每個星期來和大家見一次面……」接着，他又主持召開了國務院全體會議，他和小平同志都講了話。當周恩來看到谷牧時，仍然關切地詢問了港口建設情況。谷牧回答：「原定目標可以實現，請總理放心。」

自國務院全體會議以後，谷牧就很少見到周恩來了。4月27日上午，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同志把谷牧叫到自己的辦公室，談了一個多小時的話。李先念說：「今天早晨6點，總理把我找去，談了很長時間，他要我轉告你：在抓緊港口建設的同時，也要注意抓飛機場的建設，海運空運，我們都很落後。」谷牧懂得這些都是總理十分關心和重視的大事，隨後及時作了部署安排。

◆1984年1月，谷牧（左二）、胡耀邦等祝賀鄧穎超八十大壽。

1975年是個不平凡的年頭。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後，同江青集團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全面整頓「文革」留下的爛攤子。「四人幫」對此恨之入骨，到年底就精心策划了一場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人們體察到這股陰風的矛頭所指，都在為周恩來總理和他的親密戰友鄧小平擔心。

1976年1月6日深夜，王震來到谷牧家，談了總理病危的情況，還談到一些當時同「四人幫」鬥爭的情況，他們的心情十分沉重，憂心如焚。王震說：「明天准許我們去探望總理，我們一同去！」1月7日上午，王震和谷牧一起去看周恩來，走到周恩來的病床前，他已昏迷不省，面容憔悴，鬍子很長。王震看到這種情景，就悲痛地轉身去找醫生詢問情況。谷牧的淚水奪眶而出，在周恩來身邊獃獃地站着，期望他能睜開眼睛和自己說上一句話，但已經不可能了。良久，谷牧實在忍不住，哭出聲來，走了出去……

1月8日上午，周恩來總理永遠離開了人世，對此谷牧突然失去心裏平衡，很長一段時日悲痛不已。1月12日晚上，他在日記里寫下了當時的感受：「一個政治家在世界上聲譽如此之高，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印象如此之深，他的逝世引起的反應如此之強烈，古今中外能有幾人？！」

本文為《黨史博採》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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