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競爭，細說蔣介石與地方實力派為爭奪天下，都發動了哪些戰爭

在民國政治的舞台上，每當蔣介石同國民黨內其他派系爭鬥時，常因手握軍權而取勝。同樣，當蔣與地方實力派發生武裝衝突，又多以勝利而告終。其間蔣介石與地方實力派最大的不同點有二：一是蔣介石掌握中央政權，經濟實力遠遠強於對手；二是在國民黨「以黨治國」的體制下，蔣介石始終沒有放棄過「黨權」。

自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後，22年間蔣介石前後經歷了三次下野，分別在軍政（1927年8月）、訓政（1931年12月）和憲政（1949年1月）時期。第一次下野，是在他創建南京國民政府不到4個月，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第二次下野，是在《中華民國約法》公布6個月，辭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陸海空軍總司令；第三次下野，是在當選中華民國行憲第一任總統的8個月後。

這三次下野，蔣雖然辭去了名義上的政治職務，卻仍然在實際上通過各種方式掌握着權柄，尤其是掌握着軍事權力，這是他人很難染指的。

1928年1月，蔣介石復職北伐軍總司令，領導二次北伐，鑒於自己實力不足，不得不將北伐軍分為四個集團軍，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分任四個集團軍總司令。二次北伐成功後，除上述四個軍事集團外，加上廣州的李濟深、東北的張學良集團，可謂六大諸侯並存，而各省的小諸侯更是多如牛毛。南京中央政府的實際控制範圍，只集中在長江下游幾省而已。為了遷就事實，中央政府不得不分設開封（馮玉祥）、太原（閻錫山）、武漢（李宗仁）、廣州（李濟深）四個政治分會，並任命張學良為東北保安司令，統治東三省。

1929年10月，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國家最高權力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改組，正式實行五院制，並通過新的國民政府主席、五院正副院長、國府委員人選，其名單如下：

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軍總司令 蔣介石

行政院院長 譚延闓 副院長 馮玉祥

立法院院長 胡漢民 副院長 林森

司法院院長 王寵惠 副院長 張繼考

試院院長 戴季陶 副院長 孫科

監察院院長 蔡元培 副院長 陳果夫

國民政府委員共17名，除上述國府主席、五院正副院長11人為當然委員外，尚有何應欽（軍事訓練部總監）、李宗仁（軍事參議院院長）、楊樹庄（海軍部部長）、閻錫山（內政部部長）、李濟深（參謀部部長）、張學良（東北邊防軍總司令）。這17名國府委員中，除9位正副院長外，其餘8人均是手握重兵的軍事將領。這是自廣州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歷屆國府委員中從未有過的現象。對此，美國學者評論道：「實際上，此舉仍是軍閥政治的老套：中央政府依軍閥的實力和地盤大小授予相應的職位，其結果是使軍閥裂土為王合法化和制度化了。在中央擔任要職的大軍閥都委任自己的親信為其轄區的省府主席，相當於過去的督軍。再則，在廣州、武漢、開封、太原等地設立國民黨政治分會，分別以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和閻錫山任主席，這也是在事實上承認諸軍閥割地稱雄的現狀。」這同國民黨所標榜的「以黨治國」主張是明顯不符的。但這一局面又充分體現了中國政治形勢的真實狀況：蔣介石雖然掌握中央政權，但對另外五大集團，不僅在軍事上毫無控制能力，即使在政治上也缺乏號召力。他要真正做到統一全國，就必須借「黨權」來削弱各地「軍權」。而胡漢民所標榜的「以黨治國」，正是他最需要而又是其他地方諸侯不具備的實力。

依照胡漢民起草的《訓政綱領》規定，國民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權力大為提高，它為國民黨「以黨治國」提供了法律依據。此後，蔣介石首先要求改變北伐後形成的軍事割據局面，要求中央收回地方政治分會的權力。二屆五中全會決議「各地政治分會，限於本年年底，一律取消」；在政治分會未取消之前，中央對其權力也予以限制，規定各地「不得以分會名義對外發佈命令，並不得以分會名義任免該特定地域內之人員」。此舉就是想借黨的名義，收回原本為各軍事集團將領控制的人事任免權。與此同時，全會還通過《整理軍事案》，宣稱要「破除舊日一切以地方為依據，以個人為中心之制度及習慣」，強調「軍政軍令，必須絕對統一」。這實際上是為中央「削藩」做好政治準備。

1929年1月，蔣介石主持召開全國軍事編遣會議，編遣方案主要針對北伐後期形成的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三個集團軍和李濟深指揮的第八路軍，而很少提到第一集團軍的編遣，這自然引起眾人的不滿。閻錫山、馮玉祥、李濟深等先後不辭而別，「所謂編遣乃至無結果而散」。於是，蔣介石選擇了桂系作為他首先打擊的目標。

此時，桂系控制的範圍是其歷史上最大的區域：李宗仁、李濟深分別控制武漢、廣州政治分會。自1927年9月開始，桂系勢力日漸膨脹，李濟深以桂人統率粵軍控制兩廣，其間雖有張發奎發動的驅李之役，但很快被李的部下陳銘樞、陳濟棠和桂系黃紹竑平定。而在南京的李宗仁則以特別委員會名義發動討伐唐生智之役，並派白崇禧入湖南收編唐生智的降軍。唐部原有四個軍，除何鍵第三十五軍仍留駐湖南外，其餘三個軍分別以廣西籍將領李品仙、廖磊、葉琪分任軍長，合組為第十二路軍，由白崇禧率部北上，李宗仁則坐鎮武漢，控制兩湖。1928年6月，奉軍退出關外，張宗昌的直魯聯軍仍盤踞北平以東唐山、灤州一帶。8月，白崇禧率領第十二路軍進攻奏捷，隨後率部駐紮於冀東到山海關一帶。當時還一度盛傳白崇禧欲「襲繳平津第三集團軍之械」，獨佔北平之說，商震在給閻錫山的電文中甚至直指白崇禧「瓜分河北之心，路人皆知」。

這一切在蔣介石看來，無疑是桂系自兩廣（李濟深、黃紹竑）、兩湖（李宗仁）到華北（白崇禧）形成對南京政府的三面包圍。而在寧漢合作期間逼蔣下野的「元兇」之一，就有桂系的李、白諸人。前述五大軍事集團中，張學良的奉系退回東北不久，對蔣暫時不存在威脅。馮玉祥和閻錫山兩人間原有積怨，蔣則利用控制的中央政權，讓閻錫山據有平津，藉此挑起閻、馮矛盾。因此，蔣介石最急於打擊的軍事集團就是桂系。

編遣會議不歡而散後，1929年2月，桂系控制的武漢政治分會擅自下令免去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的職務，並派軍進駐長沙。這一事件為蔣介石討伐李宗仁提供了絕佳的借口。

3月，國民黨在南京召開三大，大會授權蔣介石武力討伐在武漢稱兵作亂的桂系。當時黨內部分元老並不贊成，胡漢民則強烈表示此舉「勢在必發」，並進一步說：「這一次討伐桂系，就黨的立場說，是以革命的勢力，消滅反革命的勢力；就政府的立場說，是以中央討伐逞兵作亂的叛將。」胡漢民還以大會主席的身份，提議開除李宗仁等桂系將領的黨籍。這為蔣介石實行武力討伐，打擊異己，提供了合法的依據。

在中央討桂期間，胡漢民的另一大功績就是幫助蔣介石穩定了廣東的軍事力量。正如陳公博所言「桂系的大本營在兩廣，而兩廣的主力又在廣東」。李濟深當時擁有的武裝力量主要是陳銘樞、陳濟棠兩軍。陳銘樞一向同蔣關係密切，而陳濟棠則是靠胡漢民、古應芬等人的提拔才有今日，因而對胡、古等人言聽計從。蔣在討伐桂系前，先通過吳稚暉將李濟深騙到南京，扣押於湯山。當時粵省軍政人員，多為李之親信，對此深表不滿，紛電中央質問。而蔣則利用胡漢民、王寵惠、古應芬等粵籍元老，暗中疏通陳濟棠，「囑其保境安民」。隨後二陳聯名通電中央表示：「吾粵為中央統治下一省」，「粵省軍隊為黨國所有，不以供一派一系之指揮驅策」。二陳的轉變，使桂系失去了依靠，加速了桂系軍事上的崩潰。

蔣桂戰爭爆發後，蔣介石又起用寧漢分裂時反對過他的唐生智，前往華北離間白崇禧率領的第十二路軍。這支部隊主要是桂系在寧漢合作後討伐唐生智時收編的。儘管唐生智已通電下野，交出兵權，但他對舊部仍有一定的影響力。他一到華北即對舊部說：「奉蔣總司令的命令，前來接收第四集團軍駐平各部隊」。於是，唐氏舊部紛紛反白投唐。同時，蔣又利用同李、白矛盾頗深的俞作柏遊說桂系在武漢的主力第七軍第一師師長李明瑞（俞氏表弟）倒戈。當中央軍同桂系軍隊大戰一觸即發之時，李明瑞突然於陣前宣布服從中央，回師武漢，使桂系在兩湖的部隊很快瓦解。

在此後的一年多里，蔣介石控制的南京中央以統一全國為名，同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馮玉祥、閻錫山、唐生智、張發奎、石友三等大大小小的地方實力派的不同組合或共同聯合，展開了無數次的內戰，打得天昏地暗。在近代中國這個大舞台上，各路「豪傑」紛紛出場，正可謂你方唱罷，我又登場。有時甚至是你尚未下場，我已登台，令人眼花繚亂，啼笑皆非。例如，1929年10月蔣桂戰爭後，蔣介石將矛頭指向馮玉祥。擔任討馮先鋒的則是寧漢分裂時反蔣最烈的唐生智。唐生智剛剛遵從蔣的旨意收回了舊部，即想迎汪反蔣，但又不可思議地決定先討馮再反蔣，他曾對部下李品仙說道：「現在本路軍已奉蔣總司令之命將向洛陽馮軍進攻，但是汪精衛先生也是我們所要擁戴的。目前汪、馮之間還沒有合作，我的主意是先將馮軍擊敗佔領陝西後，請你在關中主持一切，我則率本路軍在河南宣布獨立，請汪先生回國主政。」

同樣可笑的是受蔣之命策反李明瑞的俞作柏，事後被委以廣西省政府主席。俞率部自兩湖返回廣西後，又馬上樹起了反蔣的旗幟。等俞作柏失敗後，張發奎再在宜昌反蔣，而同他聯合的則是當年的宿敵桂系黃紹竑。既然都是反蔣，卻要先替蔣打擊同樣反蔣的「友軍」，難怪蔣介石能各個擊敗。閻錫山在蔣介石對抗馮玉祥時接受了蔣委任的海、陸、空軍副總司令一職，並將戰敗的馮玉祥軟禁于山西。但不到兩個月，閻又樹起反蔣大旗，釀成更大規模的中原大戰。正如美國學者所稱：「總之，中國的軍閥主義一仍其舊，僅僅是軍閥變成了國民政府的高級官員而已。」而軍閥彼此之間的相處模式，亦如國際政治的「博弈論」，彼此結盟與分裂的動機，大多出於勢利的考量，對自己則處處以「保全實力」為第一要務。

而此時唯有胡漢民始終站在蔣介石一邊。每當戰事一起，胡都毫無例外地通電聲討。戰爭過程中，蔣在前線指揮作戰，胡則在南京主持黨務、政務，維持後方。蔣、胡配合相當默契，令蔣沒有後顧之憂。那時如果沒有胡在南京替蔣支撐，蔣一個人是難以在軍事和政治上如此得心應手。胡漢民的作用正如吳稚暉所贊：「在於征桂，則功超言論之外；對待閻馮，則功居後防之先。」

自編遣會議後，蔣介石同地方實力派之間的矛盾衝突全面爆發，演變成一系列的武裝衝突和連年混戰。其中規模和影響最大的是1930年的中原大戰。在這場大戰中，站在反蔣一方的不僅有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更有黨內元老汪精衛和西山會議派；而當蔣介石在前方作戰時，為他主持南京中央政權的則是立法院院長鬍漢民和行政院院長譚延闓。

1930年9月18日，當雙方在中原大地廝殺正酣、勝負難分之際，張學良率東北軍主力入關，宣布支持南京中央，為蔣介石贏得了中原大戰的勝利。作為回報，蔣介石任命張學良為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將黃河以北的地盤劃給張學良，並責成張學良收編整理晉系、西北軍殘部。東北軍的勢力範圍超過北洋奉系張作霖時代，達到歷史的巔峰。

不久，蔣介石即因約法之爭，扣留胡漢民，引發寧粵對峙。後因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寧粵雙方被迫和談。獲釋後的胡漢民為削弱蔣氏權力並報被囚之仇，堅持逼蔣下野。汪精衛雖然一度同胡漢民結成反蔣同盟，但因汪、胡缺乏真誠合作的基礎，於是只好共推孫科主政。此後，蔣通過種種手段，最終分化了汪衚衕盟，形成蔣汪合作的新局面。

面對錯綜複雜的黨內矛盾，胡漢民不得不承認他入主南京的希望極小。雖然蔣介石已經下野，但蔣手中的軍權並沒有削弱，政治上的影響依然很大，再加上蔣汪合作局面逐漸形成，胡的力量更顯得單薄。因此，胡漢民返回廣州後，就有把兩廣建成自己基地的打算。他一改過去主張中央集權的態度，提出「均權」理論。他公開宣稱：「滿清以集權而亡，袁世凱以集權而死，今之人以集權而亂。」「我反對集權，是為的主張均權。」此後，在胡漢民的指使下廣州國民黨四大通過了《實行均權以求共治案》，並決議在廣州成立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代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處理西南的黨務政務，使它對南京中央政府的半獨立狀態合法化，以此同蔣對抗。

但是，此時在胡漢民眼中最可依靠的廣東實力派首領陳濟棠，其實並不可靠。他之所以支持胡漢民，無非想藉助胡在黨內的威望，維護並擴大自己在廣東的勢力和「南天王」的地位，並不願意胡漢民真的在他頭上指揮一切。他對待胡的態度可說是「尊之若神仙，防之若強盜」。對胡漢民在廣東建立反蔣基地的種種計劃，陳濟棠總是從中作梗。古應芬之死，更使胡喪失了一個能夠制約陳濟棠的人物。已經吃夠蔣介石苦頭的胡漢民自然不想重嘗這種滋味。「胡雖不舍伯南之廣州政府，然亦無法親臨合作，僅能於香港妙高台遙領。」胡希望打着西南執行部的旗號，遙控兩廣，並利用西南各省領袖同蔣的矛盾，在西南建立新的聯合，加強反蔣力量，希望「由西南擴充到華中、華北、西北、華東、華西、東北、內外蒙各地方，並在組織上，再加以更進步的改造」。為此，胡漢民積極組織「新國民黨」，發行《三民主義月刊》，標榜自己是國民黨的正統，以此同南京中央分庭抗禮。但胡漢民始終沒有公開挑戰南京中央的合法性。

寧粵對峙雖然一度迫使蔣介石下野，並建立起親胡的孫科政權，但孫科內閣因缺乏蔣、汪兩派的支持，本身又不具備實力，很快在財政、外交上一籌莫展，僅僅支撐了一個月便告夭折。孫科一派的政治主張，原本傾向於胡漢民。但此時胡一心只想控制兩廣，保持西南半獨立狀態，無意重返南京，而實力派陳濟棠根本不願意孫科在廣東分割自己的權力。因此孫、陳之間無法合作。早在非常會議期間，兩派就因爭奪海、空軍權，鬧得水火不容。孫的親信傅秉常就曾明言「不應捧此『土軍閥』」。

儘管孫科痛恨汪精衛搶走了他的行政院院長位置，對蔣介石的獨裁也表示不滿，但立法院院長的高位，對孫仍有相當的吸引力。權衡利弊得失後，孫科最終還是回到南京，出掌胡漢民曾長期擔任的立法院院長一職，太子派要人梁寒操任秘書長，吳尚鷹、傅秉常、陳肇英分任立法院經濟、外交、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此後十餘年，立法院成了孫科一派的主要政治舞台和實力據點。

西山會議派自國民黨二大後，即長期遊離於國民黨統治核心圈。國民黨四大後，西山會議派領袖全部恢復黨籍，在團結禦侮的號召下，重新回歸黨內。覃振、居正、謝持、許崇智、熊克武等人分獲高位，或出任五院正副院長，或當選國府委員。這些人雖是國民黨元老，但自身並無實力，儘管給他們安排的都是有名無實的虛職，他們也樂得以此終老。從此，西山會議派在國民黨派系鬥爭中不復存在。共和國成立後，沒有一名西山派重要成員投奔新政權，儘管他們並非心甘情願地屈服於蔣介石的集權統治，但都一直堅持反共，這在國民黨其他派系中所僅見。

1932年初，在蔣汪合作下新成立的軍事委員會，幾乎容納了全部曾經武裝反蔣的地方軍事領袖，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唐生智、陳濟棠等人都當選為軍事委員會委員，僅張發奎例外。寧粵和談期間，張發奎在汪精衛授意下，促使第四軍離開廣西，對蔣汪合作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汪出任行政院院長後，為了表示同蔣精誠合作，竟避而不見張發奎。第四軍最後奉命調入江西「剿共」，張也被迫接受蔣介石所贈10萬元出洋費，赴歐考察。從此汪、張破裂，也結束了張桂軍長達兩年多聯合反蔣的歷史。

蔣介石通過寧粵對峙事件，深知以自己在黨內的地位，尚不具備同時對抗汪、胡的能力。他此後多次在日記中對當年扣胡一事進行自省：「當時討平閻、馮叛亂以後，乘戰勝之餘威，應先積極統一各省軍民財各政，而對中央內部謙讓共濟，對胡特予信任與尊重，以國府主席讓之，則二十年胡案不致發生，內部自固矣。」並以此提醒自己「不可再蹈民國十九年冬之覆轍」。因此，蔣汪合作政府組成後，他一改過去一人身兼國民政府主席、中政會主席、行政院院長、陸海空軍總司令等多項職務的妄自尊大做法，而專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一職，牢牢握住軍權。「委員長」一詞，在很長時間內成為蔣介石的專用稱謂。國府主席由林森擔任，行政院院長讓給汪精衛，中政會也改由蔣、汪、胡三常委輪流主席，同時，蔣還容納了過去黨內眾多反對派加入新政權。

儘管胡漢民此後仍以「在野」之身，堅持抗日、反蔣，並以「均權」相號召，但始終未能形成新的反蔣浪潮。胡所控制的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在形式上也不得不始終表示服從中央。這說明各派反蔣勢力，在經濟上比起有江浙財閥支持的蔣介石要軟弱得多，在外交上得不到歐美列強的支持，軍事力量也不及蔣強大，無論哪一派都不可能脫離蔣介石獨立掌權。

此後儘管出現過三次規模較小的武裝反蔣事件，即1933年陳銘樞領導的福建事變，馮玉祥領導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以及1936年陳濟棠、李宗仁領導的兩廣事變，但都是地方實力派獨自發動，缺少黨內力量的廣泛支持，沒有產生全局性的影響，很快就在蔣介石的武力壓迫下迅速瓦解。此後，蔣介石借「剿共」之機，率部進入西南、西北，湖南何鍵、四川劉湘、雲南龍雲、西北馬家軍等地方實力派紛紛表示效忠中央。1942年，蔣介石又借蘇德戰爭爆發之際，將長期親蘇的「新疆王」盛世才降服。

隨着國民黨內各派勢力的相互妥協，此後黨內再難形成聯合一致的反蔣基礎，逐步確立了蔣介石主導、各派聯合統治的局面。1935年底國民黨五大前後，由於日本加緊侵略華北，民族危機空前深重，全民族團結抗日的呼聲日益高漲，蔣介石在國內的聲望也逐步提高。當時學界領袖胡適曾評論道：「蔣先生成為全國公認的領袖，是一個事實，因為更沒有別人能和他競爭這領袖的位置。」儘管此時地方實力派和黨內領袖無人再擁有挑戰蔣的實力，但蔣深知就黨內歷史地位而言，他還沒有達到說一不二的地步。他也吸取了兩次下野的教訓，不再斤斤計較於名分，親赴山西太原和山東泰山，面邀閻錫山和馮玉祥來南京出席五全大會。

就在這次五全大會上，有代表提議《請推舉蔣同志為本黨領袖案》、《本黨應恢復總理制案》，都被蔣介石拒絕。國民政府主席繼續由林森擔任，由大會選舉的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中央政治會議主席二項職務，蔣介石分別讓給胡漢民和汪精衛，而自甘擔任這兩個機構的副主席，只是牢牢抓住軍權，成為事實上的領袖。

1936年5月，胡漢民在廣州去世，蔣介石的地位無形中得到提高。半年後，他在日記中寫道：「從前只以豪傑自居，而不願以聖賢自待，今日乃以聖賢自期，而不願以豪傑自居矣。」西安事變後，因國中尚無人可以代替蔣來實現全面抗戰，故中共主張和平解決。到抗戰爆發後的第二年，蔣才在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國民黨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不久汪精衛降日，被開除黨籍，蔣氏終於成為黨內的唯一領袖，徹底完成了後孫中山時代的領導權繼承問題。此後，國民黨內的派系衝突，主要表現為在蔣介石獨斷控制下的各派系之間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