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冷知識——川楚陝農民大起義

乾隆五十九年（1794）六月以後，清政府開始大規模鎮壓川、陝、鄂、甘、豫、皖六省的收元教和混元教。一時，大批教徒被捕，宋之清、齊林等主要教首慘遭殺害。劉松父子也在隆德被捕並供出與劉之協復興混元教等情節。乾隆帝鑒於「此案邪教起自劉松，傳於劉之協，盛於宋之清」，下令務將脫逃的劉之協「密速查拿，嚴加審鞫」。在逮捕「欽犯」劉之協和查拿教徒的聲浪之中，各省地方官吏借端勒索，逐戶搜緝，惟賄是求，「不論習教不習教，只論給錢不給錢，以致含恨之人與習教者表裡勾結，借無可容身之名紛紛蠢動，起於襄陽，蔓延川陝」。

在這種十分嚴峻的形勢下，齊林的重要弟子、「襄陽老教頭」姚之富等人承擔了恢復湖北地區收元教的組織及準備起義的重任。姚之富派人通知湖北、陝西一些地區的教徒：「來年（嘉慶元年）三月初十日是辰年辰月辰日，同教的人要收緣了，知會大家謀反，各造兵器。」一場大規模的反清的武裝鬥爭來臨了。

嘉慶元年（1796）正月初七日，湖北宜都、枝江交界的溫泉窯一帶爆發了張正謨、聶傑人等領導的反清鬥爭，揭開了這次大起義的序幕。

川楚陝農民大起義的鬥爭經過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嘉慶元年（1796）正月至嘉慶三年（1798）三月，是第一階段，主要是湖北起義軍進行反清鬥爭。

張正謨等首先舉起義旗後，湖北省境內許多地區，如襄陽、枝江、長陽、當陽、來鳳、竹山、遠安、保康等地都爆發了反清的武裝起義。其中，襄陽地區：姚之富在他的家鄉彭家疃附近的夾河洲（他的部隊後稱襄陽黃號），高均德在其家鄉高家灣附近的三合鎮分別起義響應，後來形成著名的襄陽起義軍，並且成為川楚陝農民大起義的主力部隊。

姚之富是襄陽黃號的領袖和骨幹。他起義之後，為了表達對齊林的懷念與敬仰，推舉齊林的妻子、「師娘」王聰兒做總教師，並稱這支部隊為齊家營。

嘉慶元年十月，四川達州爆發了徐天德、王登廷領導的起義，東鄉（今宣漢）爆發了冷天祿、王三槐領導的起義，接着又發生了太平孫賜俸、龍紹周等人領導的起義。十一月，馮得仕等人在陝西安康、米溪領導人民起義。十二月，羅其清、苟文明、冉文儔、冉天元、鮮大川等人分別在四川的巴州、通江等地舉起反清大旗。不到一年，川楚陝到處燃起鬥爭烽火，打得清軍焦頭爛額。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張漢朝告示明確提出，「旗衣俱白」的起義軍的政治口號是「興漢滅滿」，莊嚴宣告：「天下」屬於「漢家」，清朝「氣運既衰，天心不正」。

爭取土地，也是這次起義農民的奮鬥目標。白蓮教在傳教過程中，就宣傳「教中人先納稅若干，將來按稅授田」。起義之前，有些地區的白蓮教首又作出了「事成之後，分給地畝」的允諾。可見白蓮教起義包含有反清和反封建土地制度的要求。

襄陽起義軍以鍾祥為基地，籌集糧草，準備與清軍決戰。嘉慶帝此時已任命永保總統湖北軍務，帶領慶成、明亮等部兵馬緊緊尾追。起義軍在姚之富等指揮下，粉碎了永保的南北夾擊的計劃，八月底回到襄陽的雙溝、王家樓一帶。

嘉慶二年初，襄陽義軍分三路北趨河南：「其北路則王廷詒焚葉縣之保安驛，圍官兵於裕州西路則李全由信陽轉應山、隨州，向確山，趨淅川，奔盧氏中路則姚之富、齊王氏出南陽，掠嵩縣、山陽」接着，他們就由河南挺進到陝西境內，並於鎮安勝利會師。

嘉慶二年五月，襄陽義軍渡過漢水，又分成三路深入四川境內，於六月二十三日在東鄉與四川起義軍徐天德、王三槐等部會合。

東鄉會師後，川楚起義軍商定按地區進行統一編號：姚之富、王聰兒部稱襄陽黃號，高均德、張天倫部稱襄陽白號，張漢朝部稱襄陽藍號；徐天德部稱達州青號，王三槐、冷天祿部稱東鄉白號，龍紹周部稱太平黃號，羅其清部稱巴州白號，冉文儔、冉天元部稱通江藍號。此外，還有林亮功部稱雲陽月藍號，龔文玉部稱奉節線號。

東鄉會師的第二天，各路起義軍即分散行動，各自為戰。姚之富、王聰兒決定除李全一部留下，與四川起義軍並肩作戰外，其餘全部撤回湖北。嘉慶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襄陽起義軍從東鄉一帶出發經雲陽、萬縣，在夔州（奉節）附近白帝城與清軍激戰。他們「直犯夔州」，夜襲清軍，「圍攻甚急」。之後，沿長江東下，兵分兩路進軍湖北。前路由王聰兒、姚之富率領，經巴東、興山到保康、南漳一帶；後路由王廷詒率領，經遠安、當陽轉到南漳與前路會師，在搶渡漢水不成後，只得再向陝西轉移，經白河、洵陽到安康（即興安）一帶，不久又越過大巴山第二次進入四川省境內。那時候，襄陽黃號、襄陽白號、襄陽藍號的各支隊伍在四川境內會齊後即分成四軍：王聰兒、姚之富等為一軍，王廷詒、高均德等為一軍，樊人傑、李全等為一軍，張漢朝等為一軍，「連營二十里，分隊迭戰，更番在前」，並在川陝兩省邊境的廣元、寧羌一帶往來流動，伺機打擊清軍。到嘉慶三年，他們又分成幾股轉戰於陝西境內。三年二月，王聰兒、姚之富率領二萬起義軍由西鄉、洋縣渡過漢水，北上攻下眉縣、周至，後決定折向陝東南，經山陽再入湖北時，被明亮、德楞泰及鄖西縣令孔繼檊率領的鄉勇包圍在鄖西縣三岔河一帶。三月五、六兩日，雙方展開了激戰。襄陽黃號起義軍浴血奮戰，萬餘名戰士陣亡，王聰兒、姚之富等十多人從茅山閻王匾上跳崖犧牲。

此後，襄陽黃號的余部由李全等人領導，繼續堅持反清鬥爭。

王聰兒、姚之富的犧牲，標誌着川楚陝農民大起義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即從嘉慶三年四月至七年十二月，主要是四川起義軍進行反清鬥爭。

四川起義軍一般可分為兩大支。一支由徐天德、冷天祿、王三槐領導，另一支由冉文儔、羅其清領導。

嘉慶三年七月，王三槐受勒保欺騙，被捕叛變。四川起義軍在徐、冷、冉、羅等的領導下依然繼續頑強戰鬥。

十月，起義軍與清軍在營山縣展開了「太鵬寨戰役」。嘉慶三年十二月，羅其清部戰敗，突圍出走方山，被德楞泰捕獲犧牲。他的部下鮮大川、苟文明等與冉文儔會合麻壩寨。四年正月，清軍攻破其寨，冉文儔等壯烈犧牲，鮮大川、苟文明及文儔侄冉天元「率其餘黨竄營山、蓬州，與東鄉賊合」。嘉慶四年正月，嘉慶帝特授勒保為經略大臣，節制川、楚、陝、甘、豫五省軍務，七月，又以勒保經略半年而「弗蕆厥功」，以額勒登保代勒保為經略大臣。又因其不識漢字，不能治軍書，遂任命老於用兵、資望較高的明亮為四川總督。不久，他得知明亮與陝西巡撫永保不和，恐其不足膺重任，又命工部尚書那彥成佩欽差大臣關防，率盛京、吉林兵士三千人赴陝監軍。十月，嘉慶帝下令將明亮、永保二人逮京治罪，而命那彥成代治陝西軍事，與此同時，又責令各督撫將帥務將本境之起義軍殲滅，「是賊匪所至之地，皆有專辦之人」。

十一月，冉天元率領的起義軍由川北巴山老林向西挺進到蒼溪境內，與緊迫不舍的額勒登保發生了激戰。冉天元利用居高臨下的有利地形，巧布埋伏，並集中全力猛攻額勒登保的中營，「血戰竟夜」，殺死了清軍的副將以下二十四名、兵士和鄉勇二百多人。

嘉慶五年（1800）正月，冉天元聯合了「東鄉白號」張子聰、「達州青號」趙麻花等，計一萬餘人，在四川定遠縣的「石盤沱鳧水過河（嘉陵江）搶獲船隻後，佔據龍女寺渡口，連夜過渡」，直接威脅着四川重鎮——成都、重慶。

北鎮總兵朱射斗趕到川西鎮壓。正月十九日，朱射斗「至高院場，直入賊營。賊四集雲合，圍數十里。官兵力斗，連發大炮。賊伏地而進，炮擊不中。危甚。旁有小寨，尚未樹柵，射斗且斗且上。圍益厚，知不濟，力斗，刃數十人而死，兵勇幾盡。脫者跳躑人叢，馳百餘里始免，蓋亦不一二焉」。

起義軍在高院場戰役中取得的勝利，打亂了清統治者的全盤戰略部署，把四川起義軍的反清鬥爭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

嘉慶五年二月，冉天元率領起義軍經過劍州（今劍閣）、南部、鹽亭等地進到江油縣馬蹄岡，三月與清軍德楞泰、楊遇春等部激烈戰鬥。起義軍戰敗，冉天元被俘後遇害。

起義軍余部分成兩支，一支過潼江與北上陝甘的起義軍會合，一支留在川西堅持反清鬥爭。

馬蹄岡大戰，是川楚陝農民大起義中一次最為激烈的大戰役，如統治者所說：「賊自起逆以來，以此戰為最」，從此以後，起義軍的力量逐漸削弱。總的趨勢是：起義軍「多分股數，牽綴官兵。兵至則四散潛藏，兵退則分投滋攏」。在清統治階級制定的「剿賊之法，總系跟蹤追剿」，各個擊破的戰術之下，起義軍的主要領袖如王廷詒、冷天祿、徐天德、高均德、李全、張漢朝、樊人傑、苟文明、高二等相繼被俘或者犧牲。到嘉慶七年底，起義軍只剩下齊國典、苟朝九、王世貴等小股隊伍，在南、巴老林中堅持反清鬥爭。川楚陝農民大起義進入了最後的階段，即嘉慶八年正月至嘉慶十年五月，主要是分散在南、巴老林中的各小股起義軍堅持鬥爭及部分嘩變的鄉勇反清。

嘉慶七年（1802）十二月，清朝經略大臣額勒登保、參贊大臣德楞泰以及川、楚、陝、甘等省的總督、巡撫向嘉慶帝奏報「川陝楚剿捕逆匪，大功戡定」，嘉慶也準備「以三省邪匪悉平，論功行賞」。就在清廷上下準備「共享昇平之福」時，起義軍余部卻在南山、巴山老林中進行堅強不屈的鬥爭。他們或百餘人為一起，或數十人為一起，「騰跳如猱，具悉官兵號令及老林徑路，忽陝忽川，忽聚忽散，屢被圍輒乘霧溜崖突竄，有中數矢猶力戰者，分軍遇之則不利，大隊趨之則兔脫。僅余賊數百，而三省不得解嚴」。為了消滅出沒於老林的小股起義軍，嘉慶帝令清軍悍將楊遇春「前赴南山一帶，將各要隘及江防嚴密防禦，緊顧北面，毋令零匪一名逸入。所有陝省南山隘口及江防，專交楊遇春堵御。其未盡零匪，專交德楞泰一手辦竣，俾各專責成」。起義軍儘管處於極端艱難困苦的境地，猶出其不意地打擊清軍，取得了一些戰績。如嘉慶八年（1803）四月，清經略大臣的左翼長、「每戰輒冠軍」的穆克登布被起義軍殺死即是一例。

嘉慶八年四月，齊林家族的重要成員齊國典在戰鬥中「跳崖跌斃」，清廷認為「從前未獲凶渠」，至此「實無一名漏網」，在大規模地「搜剿」老林之後，於七月宣布「徹底肅清」了起義軍，並開始大量裁減鄉勇。

由於鄉勇也大多由破產貧困的農民、流民所組成，一被清政府解散，「得項較少」，「窮而無歸，不免心生觖望」，紛紛投入了起義軍的余部，並在其中佔了很大比重。有以一二百人為一支的起義隊伍，「陳賊只三四十人，其餘皆系鄉勇」。鄉勇多是本地人，向隨官兵行走，不惟道路險易皆所熟習，凡官兵進止情形無不盡悉，且有較為豐富的作戰經驗。他們利用奇襲、埋伏、化裝為官兵等方法多次打敗清軍。但由於嘩變的鄉勇多是烏合之眾，最後在清廷的收買、分化下瓦解。

嘉慶十年五月，在清軍的殘酷圍剿之下，起義軍的最後幾個首領苟朝九、王世貴等相繼壯烈犧牲。至此，一場轟轟烈烈的川楚陝農民大起義宣告結束了。

在「康乾盛世」末期爆發的、聲勢如此浩大的川楚陝農民大起義，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是僅見的。正如魏源所指出的：「前代流寇皆發難末造，川壅必潰，未有蠢動於龐豫之餘，勞師武如今日者。」這次大起義充分暴露了清統治階級的弱點，沉重打擊了他們的反動統治，成為清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

這次大起義雖然失敗了，但是大大鼓舞了被壓迫者反清的信心和鬥志。

例如，距離白蓮教大起義結束僅有八年的由林清、李文成領導的京畿和直魯豫三省交界地區的天理教起義，就是在川楚陝農民大起義的鼓舞下爆發的，參加起義的人們將其稱作「白蓮教起手鬧事」，「河南滑縣白蓮教造反」。嘉慶以後的反清起義，與白蓮教有着直接或間接關係的也不在少數，充分說明這次起義對後世有着較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