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財安
在我國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朝代興衰與土地是否公平分配的關係密不可分，公平則經濟興盛，國家穩定，不公則兼并嚴重，民不聊生，動亂頻頻。因此之故，如何使得土地分配能夠兼顧到各個階層的利益是任何政府都不能掉以輕心的事情。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贏取民心，建立新中國，其中的一個最重要原因就是洞悉並掌握上述的規律，在28年革命時期採取惠及廣大百姓的土改政策。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央一直沒有放鬆在這方面的工作，而且是與時並進，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進行實事求是地調整。可以這樣說，國家的經濟高速發展及社會的長期繁榮安定與良好的、切中時弊的土地政策密不可分。
在參加競選第六屆行政長官時，李家超把「解決長期困擾特區的土地房屋問題」納入為主要政綱之一，急市民之所急，就是看到這個政策的重要性，所以直接面對。不過，特區25年來的經歷告訴我們，良好意願與辦事決心雖然是必不可少的成功基礎，卻不一定能有效地、完善地解決這個錯綜複雜的老大難問題，還需要準確地望聞問切，方能對症下藥，清除病根。在這方面，深入地去研讀中央在建國後處理土地問題的成功經驗，從中汲取養分，是一個有針對性的好做法。
香港面積不大，人口只有740萬人，土地問題遠沒有內地那麼錯綜複雜，但回歸25年、經歷5任特區政府而問題不但遲遲未能得到舒緩，這5年來反而是越發嚴重。私人樓宇價格與租金扶搖直上、輪候公屋時間從3年多暴增至6年、稀缺的政府土地很多被長期荒廢等等事情都告訴我們，現屆政府在這方面的思維有重大缺陷，做法固步自封。
土地與所有行業息息相關，是發展經濟的第一要素，在寸金尺土的香港其重要性尤為突出。因此之故，幾十年來，各大商人特別是以房地產起家的商業集團莫不持續囤積土地，已經形成了一個能量巨大的利益共同體。他們或明或暗地聯手左右特區政府的土地政策，使之向自己傾斜，令人產生了所謂官商勾結的感覺。中央早已看到這個不理想的趨勢，所以在「完善港區選舉決定」中調整了社會各界在選舉委員會中的委員數目，合理地收縮這些商業資本家的持份比例，大幅度地減少了他們對新一屆行政長官的掣肘。
儘管如此，考慮到資本家的擴張本質，他們仍然會成為李家超在解決土地房屋問題時要面對的最舉足輕重的本地政治與經濟力量。實話實說，行政長官雖然擁有廣泛的行政主導權力，但卻也沒有足夠的能量使這些資本家欣然配合。兩者之間一旦產生矛盾，他們恐怕不會甘心情願地吐出已坐享的不合比例利益份額，一定會想盡一切辦法去抗拒改變，愛國愛港、能力卓越的第四屆行政長官梁振英連任不成便是最好的例子。
新中國建國以來，一切東西都要服從政治，所以今天才能成為國富兵強，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國家，香港這些資本家當然也不能例外。坦白說，他們比大多數現任特區官員要敏銳得多，早已看到了中央政府解決香港土地房屋問題的決心，所以在數年前便自發地提出與特區政府合作，興建一些過渡性住房計劃，舒緩基層市民的迫切需求。他們這樣做固然是積極的一步，但也有「狸貓換太子」的意味，希望新特區政府滿意，在上台後不要大幅度改變目前向他們傾斜的土地房屋政策。
不過，如果李家超這樣便收貨的話，向全體市民許下的「以結果為目標，解決不同問題」承諾就會落空，絕對不利於其未來的施政。李家超必須徹底改革土地房屋政策，但卻無須與這些資本家形成尖銳的對立，辦法就是緊緊背靠中央，先禮後兵，動用「刑德二柄」，把他們收編為支持特區政府的一股正面力量。當然，在過程中，他們的合理利益也一定要受到保障，以此形成雙贏的局面。
只要成功地把這些資本家納入到香港命運共同體之中，不但會化解最大的阻力，更能使之成為新特區政府的戰略性夥伴，真正地邁出徹底解決土地房屋問題的第一步。當然，為濟燃眉之急，贏來較多的迴旋時間，新政府的確需要在現有的戰術實施細節上盡量做出改良及加快速度，但心裏面千萬要清楚，這些小打小鬧或能治標於一時，卻不能治本，否則便會陷入了現任政府「表面上很用功，五年後一場空的怪圈。」（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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