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樑專家茅以升：原配抑鬱而亡，6個子女無一送終，至死不被原諒

他是出身名門世家的翩翩才子，卻放棄奢侈生活投身救國事業。

他在抗日戰爭中立下汗馬功勞，更是帶頭設計、建造了我國第一座現代化大橋——錢塘江大橋，為我國橋樑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祖國巨星，晚年的家庭生活卻狼狽不堪。

原配妻子抑鬱而亡，在悲痛中離世，自己臨終前6個子女無一送終，至死都不被原諒。

他叫茅以升，我國著名的橋樑專家。

他的婚姻生活，就像曾經為之驕傲的錢塘江大橋，付出無數汗水設計建造，卻又親手毀於一旦。

而這一切，都要從他的理想，與原配妻子的結合說起。

才華橫溢的君子，走廊與橋墩

按照現在的說法，茅以升確實是個才華橫溢的富二代。

1896年1月，茅以升出生在1896年1月，茅以升出生在江蘇鎮江的一個書香家庭，他的祖父曾考上舉人，創辦了《南洋官報》，是鎮江家喻戶曉的名士。

茅以升出生不久後，父親就帶着一家人搬遷到南京定居，在那座歷史悠久的古城中，他度過了快樂而短暫的童年時光。

得益於優良的家風，父母對茅以升的要求很是嚴格，當同齡人還在無憂無慮玩耍時，他就已經拿着《子弟規》在學習了。

高高厚厚的牆內，經常能聽到茅以升稚嫩的讀書聲：「弟子規，聖人訓，首孝悌，次謹信，泛愛眾，而親仁，有餘力，則學文…」。

在父母的精心教導下，茅以升的學習天賦早早就被挖掘出來。

在用一年時間完成私塾的學業後，7歲的茅以升，被安排到當時國內第一所新式小學——思益學堂讀書，兩年後，他又成功進入了江南商業學堂。

顯赫的家世沒讓茅以升沾染上半點不良風氣，反而有着優秀的修養，許多長輩都稱他是翩翩君子，性格溫潤如玉。

那時，官途已經明顯沒落，父母希望茅以升能從商，可善於獨立思考的他，卻隱約感覺到這條路不適合自己。

不喜從商的茅以升，雖然拒絕了父母的要求，但也不清楚自己的目標在何處，直到10歲那年，一場意外的發生，才讓他確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標。

這一年的端午節，人們紛紛站在河邊的橋上看龍舟比賽，結果站在橋上的人太多，導致橋樑被壓塌，許多人因此喪命，而茅以升因身體不舒服就沒去，幸運地躲過了一劫。

得知這件事後，他在慶幸之餘卻又倍感沉重：「為什麼我們自己的橋樑質量會那麼差？」

滿懷志氣的茅以升，因為這件事，暗暗發誓一定要造出最結實的橋，從那天開始，他就開始有意收集書上橋樑的圖片，將它們保存起來，作為借鑒。

學習的日子枯燥無味，但茅以升卻樂在其中，他始終沒有忘記那場「斷橋悲劇」，化悲痛為動力，一點一滴地學習着橋樑知識。

茅以升讀的書越來越多，成績也越來越好，就連珍藏的橋樑照片，也從最初的幾張、幾十張，慢慢積累成厚厚的一本。

時間無情，轉眼間，茅以升已經是17歲的俊俏小伙，俗話說「先成家後立業」，看着日漸長大的兒子，茅以升的母親着急不已，開始幫他四處張羅婚事。

1912年，在姨母的撮合下，茅以升與大自己一歲的戴傳蕙見了面，誰都沒有想到，兩人居然一見鍾情。

和茅以升的出身相似，戴傳蕙的家庭背景並不差，其本人也是有名的大家閨秀，不僅才貌雙全，更是識大體，孝順長輩。

兩人第一次見面時，身材高挑，氣質優雅的戴傳蕙，給茅以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相親」結束後，父親問他對女方的感覺怎樣，茅以升有些靦腆，紅着臉說：「我感覺她還不錯，就是不知道她如何看我。」

「之子莫如父」，茅以升的心思，父母都看在了眼中，自然也樂見其成，同年，在茅戴兩家的商議下，17歲的茅以升和18歲的戴傳蕙，踏進了婚姻的殿堂。

儘管這場婚事屬於包辦婚姻，但茅以升和戴傳蕙對此卻並不反感，兩人婚後的生活和諧幸福，1913年更是生下了第一個孩子茅于越。

而戴傳蕙也無愧於大家閨秀的稱呼，照顧長輩，體恤丈夫，都挑不出半點不足，甚至就連家裡大大小小的活，她都自己動手完成。

茅以升曾對朋友說：「倘若我是橋樑上的走廊，那麼傳蕙就是橋下的石墩，沒有她，也就沒有我。」

悲苦的婚姻生活，看不見的橋墩

茅以升並不知道，埋藏在水下的橋墩，有時候所受的困難，橋上的走廊不一定看得到。

戴傳蕙心裏全是茅以升，而在茅以升眼裡，妻子和事業各佔一半，有時還是後者居多。

一心求學的茅以升，對家裡很多事都無暇顧及，得益於妻子的賢惠，他才能有一個安穩學習的環境。

1916年，從西南交通大學畢業的茅以升，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獲得美國留學的機會，在到達美國的第一年，他就成功拿到了康乃爾大學橋樑專業碩士學位，兩年後又獲得了卡耐基梅隆大學的博士學位，成為該校第一名理工博士。

茅以升3年來的成就，戴傳蕙都看在眼裡，欣喜萬分，可對丈夫的思念，卻又讓她飽受折磨。

不知道戴傳蕙經歷了怎樣的孤獨，才能熬過那幾年孤身一人的苦楚，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不過是她一生悲劇的開始，此後幾十年，她一直飽受對丈夫擔憂的痛苦生活。

茅以升把「報效國家」視為己任，這本是一件好事，可對於肩負着家庭責任的男人而言，一旦因此忽略了家人，勢必會釀成悲劇。

儘管能和丈夫住在一起，可對於戴傳蕙而言，這樣的日子備受煎熬，她每天忙完家務，剩下的時間就是不斷祈求上天，保佑丈夫平安歸來。

橋樑修建工作帶着極大的危險性，尤其是茅以升「毫不顧忌」的性格下，危險更是被無限拉大。

茅以升擔任江蘇省水利局局長期間，有一年就曾發生洪災，導致幾萬人流離失所，而作為水利局局長的他，身先士卒沖在了災區前線，好幾次因此差點回不來。

戴傳蕙對茅以升的愛有多深，內心的擔憂就有多大，她知道自己勸阻不了丈夫，只能默默獨自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茅以升沒有發現，妻子的頭上多了几絲白髮，眼角也有着揮之不去的憂愁，壓在她身上的重擔，除了家庭以外，還有對丈夫工作深深的擔憂。

戴傳蕙身上不堪重負的壓力，在茅以升主持建造錢塘江大橋期間，爆發了。

1934年，接到修建錢塘江大橋任務的茅以升，開始早出晚歸，就算回家吃飯，也是匆匆扒了兩口就出門。

那個年代，我國尚未有過成功的現代化大橋修建經驗，而作為首例的錢塘江大橋，其困難和危險程度之大是難以想像的，可以說，茅以升背負着極大的壓力。

看着魂不守舍，滿腦子都是修橋的丈夫，戴傳蕙更加擔心了，打聽丈夫消息成了她每天必做的一件事，生怕發生意外，有時候茅以升晚上沒回家，戴傳蕙就徹夜睡不着，整個人處在失眠焦慮的狀態。

尤其是在聽到丈夫立下「軍令狀」，修不好橋就要投江殉職的消息後，戴傳蕙簡直一隻腳踏進了絕望，因此患上了精神分裂，幾度寫下遺書，想要自殺。

茅以升就像橋上的走廊，只看見了露出水面的部分橋墩，看見自己回家時妻子欣喜的笑容，卻對這笑容背後的苦難，一無所知。

奢求的陽光，甘為石墩

人生最卑微的愛情，莫過於我願化身橋墩，助你登上輝煌，卻別無所求。

在漫長而艱苦的折磨中，戴傳蕙崩潰了，被送到醫院治療，她像暴風雨中瑟瑟發抖的小鳥，等待着丈夫的慰籍。

聽說妻子病倒的茅以升，連夜趕回家中，看着眼前消瘦的佳人，他突然感覺自己就像一個過客，採收了戴傳蕙這朵花的全部精華，卻對她不管不顧。

茅以升想留下來好好陪伴妻子，但建橋工作的進程，卻又在不斷催促他離開，兩難之中，他只好選擇更為重要的事情，在醫院停留幾天後，忍痛離開。

戴傳蕙滿心的期待，總算是換來了丈夫的一絲希望，頑強生長的野草，憑藉著一縷陽光，成功熬過了漫長的冬天。

錢塘江大橋建成不久後，戴傳蕙的病就痊癒了，因為完成工作的茅以升回家了，她不需要再為丈夫而擔心。

這短暫而溫馨的日子，成為戴傳蕙人生最幸福的時光，此後隨之而來的抗日戰爭，又讓一家人的生活回到原點。

戰爭時期的修橋工作比平時更艱難，錢塘江大橋更是成為了重要的戰略點，兵家必爭之地，為了不讓日寇使用，這座橋僅僅投入使用三個月後，就被炸掉。

而炸橋的人，就是一手建造這座橋的茅以升。

把自己引以為傲的作品摧毀掉，這對於茅以升來說，無疑是一種痛苦，但為了國家，他還是毫不猶豫地做了。

因為這件事，茅以升還大病一場，看着躺在床上痛苦萬分的丈夫，戴傳蕙內心焦急不已。

她明白：橋就是丈夫的命，無論如何都不能阻止丈夫修橋，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成為丈夫事業的橋墩。

而事實上，戴傳蕙也確確實實做到了「橋墩」的責任。

與茅以升攜手生活的56年里，她不但為丈夫生下6個子女，而且還將他們培養成才。

茅以升常年在外工作，少有回家，在缺席了妻子生活的同時，也缺席孩子們的童年，但戴傳蕙對此卻無怨無悔，甚至還告誡孩子：「不要埋怨你們父親，他是在為國家做貢獻。」

得益於戴傳蕙的良苦用心，這個簡陋的家庭，在她的縫縫補補中，度過了一年又一年，相安無事。

戴傳蕙想着，熬一熬就過去，等到丈夫年老的時候，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四處奔波了。

她堅信，自己與丈夫的幸福生活，終有一天會到來。

可有時候，一廂情願的期盼，換來的卻是等同的絕望。

絕望，悔恨一生的錯誤

茅以升一生極少犯錯，但有一個錯誤，卻讓他悔恨終身。

那是1946年，因為工作需要，茅以升被調到上海，而戴傳蕙和孩子則留在了南京老家。

或許是失去了妻子的陪伴，內心感到空虛，又或是抗拒一成不變的生活，以往神采奕奕的茅以升，這一次卻顯得有些心不在焉。

朋友擔心他不適應當地的生活，於是便介紹了權桂雲給茅以升認識，那時，茅以升已經50歲了，而權桂雲只有21歲。

朋友的初衷是好的，他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讓茅以升多一個可以說話的人，解解悶。

然而，當一個遠離妻子，內心孤獨的男人，碰上一個對自己仰慕已久的年輕女子時，純潔的友誼很容易就變了味。

相比於「人老珠黃」的戴傳蕙，正值年輕的權桂雲不但風華正茂，而且說話也溫聲細語，她就像一陣風，吹進了茅以升的心，讓其久久無法平靜。

最終，在日復一日的相處下，茅以升短暫地忘記了遠在南京的妻兒，和權桂雲同居到了一起。

兩人在上海建立了一個「小家」，讓茅以升在這個陌生的城市裡，感受到久違的家庭溫暖，尤其是在權桂云為其生下一個小女兒後，他更是一度把整顆心投入其中。

但「名不正，言不順」的日子，終究難以過得安穩，時間一久，茅以升就開始擔心起來：如果妻子戴傳蕙知道了，該有多麼痛苦。

於是，他只能更加小心翼翼地將自己與權桂雲的戀情藏起來，像玩捉迷藏的孩子，祈求不被妻子發現。

戴傳蕙確實沒能發現丈夫的異常，她對茅以升無比放心，甚至放心到曾說：「嫁給他最大的好處，就是不用擔心他會沾花惹草。」

那幾年，戴傳蕙依舊生活在對丈夫的擔心中，而茅以升也在提心弔膽里的日子裏艱難度日。

戴傳蕙心裏依舊全是茅以升，而茅以升的嚴重，除了事業和妻子之外，卻多了一個無法告人的「小家」。

兩條相交的線條，一旦其中一條改變了軌跡，就註定無法再回到交點。

抑鬱而終，悲涼晚年

紙終究包不住火，天底下沒有不漏風的牆，內心的負罪感，最終還是讓茅以升難以承受。

解放後，全國實行一夫一妻制，而深知瞞不了多久的茅以升，最終決定向妻子坦白，但考慮到戴傳蕙的身體，他只能慢慢尋找着機會。

終於，機會來了。

一天，茅以升的一位朋友因為養外室的事情曝光，被刊登在報紙上，他決定用這件事試一下妻子的態度。

從未想過這種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戴傳蕙，秉承着所學過的傳統知識，下意識和丈夫說：「應該是外室的問題，或者說妻子逼得太緊了。」

聽到這句話的茅以升，認為妻子能夠接受這種事，於是把自己的事情全盤托出，讓他沒有想到的是，聽完後的戴傳蕙，徹底呆住了。

剛結婚時的甜言蜜語，丈夫猶在耳邊的誓言，幾十年來的辛苦付出，這些美好的事物，在「養外室」面前，卻成了莫大的嘲諷。

戴傳蕙覺得自己像是一個跳樑小丑，被丈夫戲弄，她滿腔怒火，可多年來的教養卻不允許她對丈夫大吼大叫。

戴傳蕙疲憊不堪地說：「我像一棵拚命往上長的樹，渴望見到陽光，雖然長得慢，但總歸有希望，可現在我的根卻爛了，再也爬不了了。」

她沒有對丈夫說出一句責怪的話，就一直安靜地坐着，任由絕望和悲傷將自己吞噬。

從那天起，戴傳蕙的病情更加重了，精神分裂也日益嚴重，頭髮像失去生機的野草，大把大把往下掉。

這場婚姻里的背叛，成為壓垮戴傳蕙人生的最後一根稻草，在愛恨交加中度過了餘生。

每天早上，她照常送丈夫到門口，目送他離開，眼裡滿是不舍，她害怕茅以升工作會出意外，更害怕丈夫在外有了家庭，會捨棄這個最初的家。

多年的辛苦操勞，加之孕育6個孩子的損失，讓這個一生悲幸參半的女人，痛苦不堪。

1968年的一天，戴傳蕙如往常般睡下，隔天早上，茅以升喊妻子起床，卻發現年邁的妻子，早已悄然走向了人生的終點。

為家庭累垮身體，為丈夫擔心一輩子的戴傳蕙，帶着對茅以升的失望，抑鬱而終。

而這，也是茅以升悲涼晚年的開始。

父子反目，遺憾收場

戴傳蕙的去世，成了茅以升的心病，懷着對妻子的愧疚，他編寫了《蕙君年譜》，將自己與妻子的一生都記錄進去。

於此同時，無邊無際的愧疚感，讓茅以升開始反思，認為自己已經對不起戴傳蕙了，不能再對不起權桂雲，於是，他決定彌補這對母女。

但讓茅以升沒有想到的是，做得多錯得多，正是這個彌補，讓他與原配妻子的6個子女，徹底決裂。

茅以升和6個孩子說自己想要續娶，子女們聽完也表示支持，可一說到對方的名字，卻紛紛表示不同意。

「權桂雲」這個名字，已然成為了6個孩子心頭的刺，在他們看來，倘若同意父親和她們在一起，那便是對母親的不忠。

遺憾的是，茅以升聽不進去孩子們的意見，滿心愧疚的他，最終還是把權桂雲母子接到了身邊，而這也導致了他與6個孩子再無往來。

茅以升犯下的種種過錯，或許戴傳蕙能夠不去計較，可孩子們卻始終無法釋懷。

大兒子茅于越更是憤怒喊道：「你要是敢接她們母女過來，我就敢和你斷絕關係。」

憤怒的嘶吼，像無助的野獸，吼出了母親一生的心酸，吼出了父親的失職。

茅于越對父親的埋怨由來已久，出生時茅以升不在身邊，之後又缺席了成長的歲月，種種父愛的缺失，讓他早已心懷不滿。

而戴傳蕙去世時，茅于越又因為在國外，沒能送母親最後一程，更是因此將對母親的遺憾，化為怒火發泄在父親身上。

而另一邊，權桂雲朝思暮想的「正室生活」也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美好，大半輩子存活在茅以升庇護下的她，卻始終彌補不了丈夫的遺憾，這讓她的內心痛苦不已。

她始終是個局外人，融入不了茅以升與戴傳蕙的愛情中。

1975年，權桂雲也帶着遺憾離開了人生，留下女兒茅於麟獨在人間。

三個人，兩個家庭，最終遺憾散場告終。

人生如橋，余留空談

茅以升彌留之際，曾最後一次登上錢塘江大橋，滿臉愁容地望着橋上的風景。

這座舉世聞名的橋樑，貫穿了他整個人生，親手建造，又親手摧毀，之後又再一次修復，但他的婚姻卻並未像這座橋，毀而復修。

或許他內心也有感慨：建橋這麼難的工作，都讓自己做到了，愛情和親情這麼簡單的事情，卻被自己毀的一乾二淨。

在長子的影響下，戴傳蕙6個孩子紛紛與茅以升斷絕往來，茅于越更是遠走美國，定居海外，就算回到家鄉，他也未曾踏進家門，而是選擇住在賓館。

茅于越淡淡地說：「我已經沒有家了。」

1989年11月12日，北京的一家醫院中，93歲的茅以升正安靜地躺在病床上，呼吸薄弱。

寒風呼嘯的冬天，是老人們最難熬的季節，亦如埋藏在地下的種子，要麼凍死，要麼熬到來年的春天。

看着病床上奄奄一息的老人，人們心裏隱隱明白，這一關，怕是很難熬過去了。

在生命的最後一刻，茅以升依舊頻繁地望着病房的門口，不停地念叨着大兒子的名字，期待6個子女的到來。

只是，茅以升的期盼落空了，他至死沒能得到6個孩子的原諒。

一旁的小女兒忍不住流下了淚水。逝者為大，她不忍心看着父親帶着遺憾離世，終於，小女兒掏出那張事先偽造好的諒解書，遞到他的面前。

茅以升仔細地看着紙上的內容，淚水就像失控的水龍頭，一直往下流，不久後，他閉上了雙眼，走向生命的終點。

沒有人知道，茅以升是否清楚那封諒解書是假的，但對於他來說，這場鬧劇算是落幕了。

是非過錯，終究隨着歲月化為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