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被認為是「亞洲世紀」。2020年,亞洲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已位居世界第一,超過北美和歐洲。
「未來若干年,世界前五大經濟體除了美國之外,其餘四名幾乎可以確定都將是亞洲國家。包括中國、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亞,甚至今天經濟規模不大的韓國,經濟總量已經是世界第十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楊伯江指出,「亞洲世紀」到來的確定性是由持續的經濟增長決定的。
由全球化智庫(CCG)主辦、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支持的第七屆中國全球智庫創新年會12月15日在北京以線上線下結合的方式舉行。在「論壇三:後疫情時代的亞洲發展與合作」中,關鍵詞正是「亞洲世紀」。

2022年11月的印尼巴厘島G20會場。新華社記者 徐欽攝
西方理論無法有效解釋「亞洲奇蹟」
與持續的經濟增長相對應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和地緣政治緊張等現實挑戰給「亞洲世紀」到來造成的不確定性。當場論壇嘉賓、荷蘭裔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郝福滿即直言,如果亞洲的經濟總量只佔到全球的30%,西方並不會認同「亞洲世紀」的到來,即使僅從貿易來看也可能是「別的世紀」。
楊伯江認為,面對「亞洲世紀」,要對這一概念進行全面的界定。既看到硬實力,也考慮軟實力,既看到經濟總量,也考慮觀念和價值觀的影響力。他指出,亞洲國家在政治價值觀方面存在不同,但文化價值觀方面又有着共同的「底色」。因此,衡量「亞洲世紀」是否真正到來並持久存在下去,一個重要的方面是亞洲能否形成「相對比較一致的文化價值觀」,進而形成在全球被廣泛接受的一般化國際標準。
其次,亞洲在戰後七十多年積累的豐富實踐成果,有待於理論上的深化。楊伯江說,亞洲在國家和地區層面,在增長、治理等多個方面都取得了輝煌成就。中國等一些亞洲國家的經濟增長和治理成果是西方理論無法有效解釋的。
「2005年我在美國進修期間,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堅持參拜靖國神社,使中日關係非常緊張。眾多美國同行都問我同一個問題:中日是否會爆發海上戰爭?會以什麼樣的形式和烈度爆發?坦率地說,小泉純一郎連續六次參拜靖國神社,導致中日關係陷入僵局,作為中國人、中國學者,我們是非常憤怒的。但是武力解決問題從來不是中國的想法。」楊伯江說,當時他就深切地感到,中美、中西之間文化不同,亞洲有解決問題、管理分歧的「亞洲方式」,這源於亞洲國家共有的悠久歷史和文化,包括近代以來遭受域外勢力殖民的歷史。
經濟利益捆綁保障了亞洲和平
戰後率先實現奇蹟式經濟增長的亞洲國家是日本。憑藉對外貿易和科技創新方面的努力,日本在1968年超越聯邦德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東亞經濟研究所所長河和正弘認為,針對面臨的風險及其帶來的經濟後果,如果能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案,「亞洲世紀」能夠實現。

日本愛知縣的新能源汽車工廠。新華社記者 華義攝
日本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2011年發佈的《亞洲2050——實現亞洲世紀》報告即指出21世紀是「亞洲世紀」,「中等收入陷阱」是實現「亞洲世紀」所面臨最重要的風險。
河和正弘坦言,如果無法擺脫「中等收入陷阱」,亞洲經濟總量將只能佔到全球的30%。除此之外,「亞洲世紀」還需要面對地緣政治緊張和域外國家帶來的軍事衝突風險,以及世界經濟陣營化和「脫鉤」導致的嚴重經濟後果。
在楊伯江看來,歷史和現實的多樣性與複雜性是亞洲的一個基本特徵。因此,「亞洲世紀」能否真正到來,在於亞洲的內部問題能否得到妥善解決。
「亞洲要努力拓展和深化區域內經濟合作。」楊伯江說,RCEP、CPTPP等經濟合作框架在亞洲實現了國家間利益的相互捆綁和融合,對以極端方式解決彼此矛盾,形成了巨大的、根本性的制約作用。「經濟合作的價值不在於經濟合作本身,而在於國家間的和平共處。經濟合作的價值遠超過商業利益。」
第二,亞洲應積極探索以「亞洲方式」推進區域治理。這種「亞洲方式」是更為溫和漸進的,更注重人性而非工具理性,以治理為導向而非以權力為導向。
第三,推動經濟合作的同時,亞洲還應加強戰略安全對話。楊伯江說,亞洲在戰後一直沒有形成統一的地區政治安全架構。當前,中日關係、中美關係的戰略競爭趨勢在上升,亞洲應着力推動戰略安全對話。
中國全球智庫創新年會由全球化智庫(CCG)發起,到今年已舉辦七屆。年會關注全球智庫行業發展與創新領域的新趨勢,旨在促進全球智庫與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間交流合作,結合地區政策環境為智庫發展提供方案。本屆年會,10餘個國家的30餘位全球知名智庫負責人和資深研究者圍繞後疫情時代的中美競爭與合作、重啟後疫情時代的人文交流等話題進行深入研討。
來源 北京日報客戶端記者 白波
編輯 王海萍
流程編輯 嚴聖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