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陌生人?
陌生人不僅僅是不認識的人。世界上從來有無數我們不認識的人。如果不認識的人是遙遠的、跟我們沒有關係,那麼他們並不一定成為一個議題,甚至不會進入我們的意識。意識到世界上有很多我不認識的人、而且這些人可能和我有關,這本身是一個現代現象。
在前現代社會,陌生人的出現往往成為一個事件。陌生人要麼被定義為敵人,要麼成為被額外熱情接待的稀客。在拉丁語系裡,敵意(hostility)和好客(hospitality)兩個詞同根,都來自hostis(外人、來自遠方的人)。敵意和好客可以在片刻間轉換。
我們在今天討論陌生人,不僅是我們需要處理冷漠和自由、疏離和解放之間的關係,也是因為21世紀初的中國社會在經歷一個更具體的趨勢,即陌生人社會的進一步「陌生化」。
「陌生化」指20世紀末以來出現的幾個趨勢。
首先,陌生在日常生活中變得普遍而平常,陌生人和非陌生人之間的界限在淡化,「內外有別」不再那麼重要,人們對陌生人的戒備和恐懼、好奇和關懷都變得稀薄,而「無感」是對陌生人的最大感受。
其次,讓一些年輕人緊張的,不是怎麼和陌生人打交道,而是怎麼和熟人來往。人們刻意把關係維持在陌生或者准陌生的狀態。而且,親密關係也越來越容易陌生化。親密的人突然成了不認識的人,少數年輕人甚至希望通過「斷親」來保護自己。
如果說,在經典的現代狀態下人們意識到陌生人是跟自己有關的,在今天,人們感到認識的人和自己無關。到最後,「陌生化」也意味着自己成了陌生人。自己不能夠認得自己究竟是誰,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當自己做出一個決定,甚至當自己愛上一個人、或者被一個人愛上的時候,自己不斷地懷疑:我的決定、我的愛是真心的嗎?「愛無能」是陌生化的一個後果。
「周末恐懼症」——周末看着時鐘一秒一秒地走,巴不得快點到周一別人給自己布置任務才覺得踏實——是另一個自我陌生化的例子。自己不能夠跟自己單獨在一起。
在一個到處都是陌生人的社會,人們可能感到不安,也可能感到興奮;而在一個「陌生化」的境地,彌散的是孤獨和迷茫,是存在意義上的不安——不知道自己應該如何和世界、和自己相處。人們擔心的不是一個陌生人突然來騙自己,而是怕自己會變成跟某一個陌生人一樣,會突然爆發做出不可思議的事情。
反向共情
在今天的中國,人和人互相陌生化,不是因為覺得別人和自己太不一樣,無法理解對方,而可能是相反的,覺得大家和自己太像了。既然大家都差不多,我們就失去了好奇心,沒有興趣去了解別人。
大家都一樣,也就意味着彼此的利益考量相似,隨時可能會有競爭和衝突。因為大家太像了,如果要打開對方,可能會暴露出自己的傷疤。因為大家都一樣,對方的掙扎不值得特別同情,對方的成功也不值得特別慶祝,對方對事業的熱情也值得懷疑。
一位建築學院的博士生告訴我,她曾在美國交流,她特別用心地做了一個交通設計的作業項目,同學們見了都很興奮,但是一名來自中國的同學說的第一句則是:「你怎麼這麼卷啊?」
這是一種共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這種共情,和我們平常所說的、形成深度理解的共情很不一樣。
奈傑爾·拉波特(nigelrapport)強調「任何人」意識(任何人都可能會有這樣的經歷、「下次可能是我」)讓人們超越自己所在的具體的生活世界,意識到人類的共通性。「這種不可還原的生命力量(forceoflife),通過超越任何將其還原或分類的嘗試而體現出來……使我們能夠超越政治範疇,承認我們的同一性。」
但是,「大家都一樣」的想像也會導致陌生化。一個人感到孤獨,可能是因為你找不到和你相似的人,但也可能是因為當你放眼望去,到處都是和你相似的人。生命的意義和歸宿都已經被定義好了,大家都是對彼此的複製。無可言說,不需要言說。所以我稱之為「反向共情」。
為什麼共情有可能從「正向」變成「反向」?兩者之間的一個重要差別可能是它們的出發點。正向共情的預設更可能是「人人不一樣」:生活是多面向的,人是複雜的,每個人的經驗,特別是此刻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正向共情從「人人不一樣」出發,帶着尊重和興趣,在交流過程中發現彼此之間具體經驗的重疊和類似。反向共情的起點是「人人都一樣」,它甚至把人人都一樣作為看見的前提:只看見一樣的,不一樣就意味着不正常,不應該出現在我的透明世界裏,是屏蔽的對象。反向共情從「人人都一樣」出發,看見了不一樣就覺得是干擾,是異常,或者是對方在假裝。
「反向共情」是一個人為建構的結果。「功利化假設」是其建構過程中的一個側面。功利化假設並不意味着把彼此想像成競爭對手。它指人們應該按此預設去理解世界和處理人際關係。既然大家做事情都有各自的計算,所以最好不要多問,也不必多問。
功利化假設也是在提醒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最能夠帶來真金白銀的事情上,對沒有直接關係的事情沒必要去管。這和以己度人、由己及人不一樣。以己度人和由己及人中的「己」是明確的,從確定的自我意識出發,假設別人和自己是一樣的。而反向共情和功利化假設並沒有一個清晰的自我意識作為出發點。它強調的是所有的人「應該」一樣,要按照這個「應該」來設定自己怎麼想和怎麼做,不是以己推人,而是以人推己。
功利化假設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一個自我保護機制。它把生活里那些情感上的複雜、細微、不能功利化的內容盡量剔除,世界從而變得簡單而透明,思考因此快速而絲滑,單一的邏輯可以解釋所有的事情。
建構反向共情的另一個機制是「去歷史化」,即把自己生命中不體面的、不符合主流期待的、和眼前的利益追求沒有關係的那些部分盡量切除。
何襪皮在和我們的對話中提到一個案例,一名父親為了新的婚姻的美滿殺死了自己兩個未成年的孩子。這固然是一個極端得不能再極端的例外,但是也反映出具有普遍性的心態,即新的開始似乎必須以徹底埋葬過去為條件。和去歷史化相聯繫的是去現實化。
精心呵護的「人設」、對照片甚至網絡會議鏡頭的自動美化、網絡小說中對「雙潔」或者「雙處」(主人公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是處女或處男)的推崇,都是在給現實化妝,把自己變得沒有歷史,變得和別人期望的一樣。
處女膜修復手術之所以殘酷,不僅僅是因為它要掩蓋過去,用生理手術把自己鎖定在要對自己和對別人終生撒謊的死角,也不僅僅是因為它意味着向低俗力量下跪、出賣生命經驗和尊嚴,而且因為這種切斷、這樣的去歷史化和去現實化,讓人真心實意地痛恨自己,詛咒曾經愛過甚至現在依然愛着的人,希望他們不要存在。自我的清洗漂白,把自己交給了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