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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編輯|避寒
校花入行：從瓊瑤御用導演到「第三者」
劉立立的故事，瓊瑤都沒有拍出來過，比電視劇更細碎、更忍耐，也更不體面。
她1938年出生，父親早年病逝，由母親一人撫養長大，1957年考入政治作戰學校影劇科，當時只有19歲，因外形清秀，談吐溫和，被稱為「政戰校花」。
那年政戰學校是台灣文藝青年的集中營，劉立立是焦點。
畢業後，她沒有走舞台路線，而是選擇幕後，進入中影公司，師從導演丁善璽，他是當時台灣商業電影的重要人物，擅長動作片。
劉立立跟着跑組、做副導，慢慢從場記做起，一直做到副導演。
她一開始學的是武俠動作戲，沒人想到，後來她成了瓊瑤最倚重的女性導演。
1960年代初，劉立立在一個劇組裡遇見了董今狐。
董今狐大她歲，製片出身，時任台灣電懋公司製片主任，他已婚，有兩個孩子，妻子王玫，是大學教授，那年董今狐25歲，劉立立剛過22。
他們重逢，是在瓊瑤電影《煙雨濛濛》的籌備會上。
董今狐贊她「眼睛很乾凈」，劉立立沒說話，那年她剛開始擔任導演助理。
瓊瑤劇迅速風靡，台灣文藝片進入黃金時期，劉立立在1969年第一次執導瓊瑤劇《幾度夕陽紅》，從那以後，她接連拍下《庭院深深》《在水一方》《海鷗飛處》《一簾幽夢》。
她把瓊瑤故事拍得不像瓊瑤，乾淨、不煽情，角色節制，節奏緩慢，演員都怕她要求嚴格。
她很快成了「瓊瑤御用導演」，那時台灣只有兩三位女導演能執導大型劇集，她是其中最穩的一個。
她忙，但感情也有波瀾，1970年代初，她和董今狐的關係公開傳出。
她是「第三者」，這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情感糾葛，卻持續近五十年。
王玫得知後，並沒有攤牌，她冷靜下來，寫了一封信，放在董今狐的床頭。
信里只寫了一句話：「孩子還小。」
三個人後來約定，「單雙號同居」，單日，董今狐回原配家；雙日，住劉立立那邊。
這不是電視劇，是現實里真實存在過的生活安排。
1973年，王玫的小兒子發高燒，她撥電話找不到丈夫，打到劉立立家，董今狐在。
劉立立沒有推開電話，也沒有解釋。
第二天，她賣掉家裡的音響和微波爐，換了錢，送孩子去醫院，三天三夜沒回家，孩子退燒，王玫趕到醫院，看到劉立立瘦了一圈，眼睛通紅。
她沒說話，只是點了點頭，幾個月後，王玫邀請劉立立搬入董家。
不是「正式妻子」，也沒有身份，她住的是客房，但每頓飯都要和王玫輪流做菜、洗碗、照顧孩子。
董今狐沒有做決定，三個大人，一個屋檐下住了幾十年。
犧牲與共生：經濟支柱與絕育抉擇
瓊瑤劇里常說「為愛犧牲」，劉立立這輩子真的做了，她住進董家後，王玫定下規矩：「你賺的錢，由我來管。」
她沒有異議，她每部劇導演費不低，一度是中視年薪最高的女性導演，但從不留私房錢。
她的錢拿來付學費、交水電、換傢具，王玫在主卧，孩子們輪流喊她「阿姨」。
孩子的生活是她安排的，學校接送、課外活動、衣服鞋子，輪不到董今狐操心。
有人問她：「你這樣圖什麼？」她沒有回答，她從不對外提家庭，她是家庭支柱，但沒有名分。
1975年，她懷孕了，這事只在董家傳過，董今狐沒發聲，王玫一周沒說話。
一周後，劉立立獨自去醫院墮胎，醫生問她是否保留生育能力，她簽了「絕育」同意書。
「我這輩子不生小孩了。」她對醫生說。
那天晚上，她照常回家做飯，王玫坐在飯桌旁，看了她一眼，說了一句：「辛苦了。」
那是她們關係第一次緩和。
後來，她在家裡的身份慢慢變化，可以參與家庭開支決策，也能帶孩子出國念書。
她還是繼續拍戲，她的拍攝時間永遠不排在學校假期，因為要照顧孩子，曾有一部劇因她推遲開機，被公司點名批評。
她沒有解釋，只是接下一部時減少了場次，她是「母親」，但不是法律意義上的母親。
她不是妻子，也不是保姆，她在董家30年，孩子結婚、出國、升學，她都在，從未以「第二夫人」身份出現過一次。
劉立立的導演作品有46部，都是女性情感戲，她從不在採訪中提家庭，只談鏡頭、場景、對白。
晚年轉正：病房婚禮與名分遲到
2010年，劉立立中風，確診是小腦萎縮，無法自主行動，說話含糊，醫生下達手術通知，需要直系親屬簽字，她沒有直系親屬。
董今狐來了，他站在病床邊，什麼都沒說，王玫也來了。
這兩個女人站在病房兩側，一個是名義上的妻子，一個是照顧丈夫四十年的「家屬」，簽字處空着，醫院無法動手術，必須決定身份。
那天晚上，王玫簽下離婚協議。
她帶着老花鏡，一筆一划寫上名字，沒有淚，沒有停頓，她對董今狐說：「她比我更像你的家人。」
三天後，董今狐在病房裡向劉立立求婚，她無法說話，只能眨眼，她眨了三下。
第三下非常緩慢，像是確認，又像告別。
董今狐親吻她額頭，王玫站在旁邊，舉起一張紅紙，替他們作證。
醫院走廊沒有賓客，護士代簽結婚證，她等了四十年，才成了法律意義上的「董太太」。
婚禮後兩年，劉立立病情惡化，逐漸失憶，她認不出人，不能吃飯，也不能說話。
王玫堅持每周去看她，和她說話，念舊劇本，放當年拍的《庭院深深》，她在電視機前坐着，不眨眼。
2018年，劉立立去世，終年80歲，王玫親自為她主持葬禮，沒有任何宗教儀式，也沒有導演身份的追悼演講。
董今狐沒有發言，只是拿出一卷膠片，說：「她這輩子，把所有鏡頭都拍乾淨了。」
葬禮上放的是她拍的《煙雨濛濛》，那是她第一次獨立執導的作品，她在劇組裡從不發火，但說過一句話：「鏡頭對準的時候，要乾淨，不能動搖。」
她一生未生育，但她撫養了四個孩子。
遺產沒有分配爭議，董家的孩子自願將部分不動產過戶到她名下，並繼承她在台灣中視的版權收益。
她走得安靜，沒有爭議，沒有告別儀式，所有她參與執導的瓊瑤劇，版權仍歸她名下。
愛情神話與人性反思
她的感情故事，最後一次被公開提及，是在2018年金鐘獎。
那年她被追授「終身成就獎」，頒獎典禮上，沒有人提起她的婚姻，也沒有提王玫。
介紹詞只說：「她是瓊瑤劇的奠基者之一，改變了台灣電視的節奏和色調。」觀眾席有人起立鼓掌，也有人面無表情。
劉立立的感情，被許多人評論為「瓊瑤式的人生複製」，犧牲、自我抹除、溫柔、退讓，甚至絕育，像是某種過時但被讚揚的女性模板。
支持者說她「用四十年贏得了原配的尊重」，說她「沒有破壞任何人」，只是選擇陪伴。
反對者說，她「接受了不該接受的安排」，她「把家庭倫理搞成分攤表」。
她沒有回應任何一方，她這輩子只接受過兩次採訪，談的都是拍攝手法和鏡頭語言。
外界對她的關注重新高漲，是因為一部電影，2015年，瓊瑤將她的故事部分改編成了《握三下，我愛你》。
影片拍得朦朧，結尾模糊，現實卻更極端，電影里，原配不同意「第三者」存在；現實中，她選擇住在一起。
觀眾說：「現實比戲劇更狗血。」
瓊瑤沒有回應，她只是寫了一篇紀念文章：「她陪我拍戲幾十年，從不說累，從不說家庭的事，我後來才知道，她放棄了自己的家庭。」
這句話成為很多討論的引火點。
劉立立不是無私，她只是選擇沉默，她的故事被部分學界納入性別研究。
研究者指出，她是「台灣1970年代家庭結構扭曲的樣本」，是「女性情感妥協與隱形勞動的極端呈現」。
她的存在無法用好壞區分，她既不是破壞者，也不是受害者。
她用一種當時能被接受的方式，嵌入一個家庭系統，並在其中承擔起支柱角色。
她一生都在導演別人的情感，她自己的情感，卻無人導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