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冬主編：《誰人曾與評說：衛西琴紀念暨評論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23年12月
衛西琴（alfred westharp，1882—1952，又名衛中），堪比怪傑辜鴻銘。只不過他倆反着來了，辜鴻銘留學英德，衛西琴卻從德國跑到中國來弘揚孔孟之道。尤其在山西，深得閻督軍的賞識，給了他創辦外國語言學校的機會。1907年，衛西琴以研究德國歌劇作曲家彼得•溫特爾（peter winter，1754—1825）的生平及作品的論文，獲得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按說音樂該是他的專業，但他在中國是如何彈琴的呢？據梁漱溟親見：「他用一架大鋼琴奏貝多芬的樂曲，在未演奏前，他有重重的安排：先把我們聽眾安置在沒有光或光線微弱的地方，意思是要避免光的刺激，然後才能專心靜聽；其次他拿幔子把自己遮起，不讓人看，因為他需要全身脫光，避去衣服的束縛和其他種種刺激；再次告訴我們說：『在演奏時不得咳嗽，否則我就要很厲害地發怒。』意思是說，他在演奏時便是整個生命的進行，倘遇到阻礙、刺激，自然非發怒不可；最後待他演奏完畢時，竟渾身流汗，非立刻洗澡不可。當演奏時，聲調是非常強烈、勇猛，似是最能代表西洋精神的作品。」
衛西琴與其他來華的外國人不同，他喜好中國衣服，終年穿長袍馬褂、布襪皂鞋，頭戴一頂尖瓜皮帽；手中老是拿一把芭蕉扇，九、十月的天氣了，秋涼陣陣，他還不住地搖扇。
既然是外國語言學校，那他是怎樣教外文的呢？不寫外國字母，只教會話，假如學生不能記憶聲音，只能用中國字注音，這就是衛西琴的外文新教授法。後來從北大來了一個陳儒康，他問學生以前學過多少時間的法文，學生們說是3個月。他又問用什麼法子？回答說是新法子。他考察了一下這些學生的程度，連bonjour（請安）二字能說好的也沒有幾個。
這是怪人衛西琴的一面，其另一面則是對中國的教育提出許多自己的主張及其改進的辦法，如在廣東推行「動的教育」等等。衛西琴的教育理論和教育實驗之所以能在當時的「北上廣」，贏得眾多喝彩，完全得益於彼時的教育界是一個開放的系統，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張，進行教育實驗。黃冬教授的這本衛西琴評論資料集，將所能收集到的百年來中外對衛西琴毀譽參半的介紹、回憶、評論和研究文章，彙編成冊，試圖還原一個真實的衛西琴，無疑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瑞典]新常富：《一個瑞典人眼裡的中國（1902—1914）》，商務印書館2024年6月
新常富的這本回憶錄，記錄了1902年他來中國，隨李提摩太、敦崇禮創辦山西大學堂西齋至辛亥革命爆發後的十年間，在山西大學工作、生活和假期到內陸14個省考察或旅行的所見所聞及對中國諸多問題的思考，書名原叫《新中國》，兩卷，由瑞典斯德哥爾摩的雪納出版社分別於1913和1914年出版。
新常富（1879—1963），瑞典人，此人是晚清民國眾多來華的外國人之一，比起他的同鄉斯文•赫定、安特生和高本漢，聲名不顯，但他在民國年間卻有「中國地質之友」的好名聲，並在地質學界內有「葛利普為中國打下地質學術上基礎，他為中國建立了實地工作的體系」的高度評價。對此，他亦有名言，「合作每致成功，不合作必致失敗！」
新常富的這本回憶錄，最可注意的是剛剛經過義和團事變的中國，對待來華的洋人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一點，可從新常富於1902年4月25日和6月2日寫給他媽媽的兩封信中得以窺見。
在山西平定，接待李提摩太、敦崇禮和新常富他們一行的，竟然是「皇家級別」的，而平定州衙請吃的一頓晚飯，新常富以「盛宴」表達，他說：「今天有幾道好菜，如燕窩、魚翅、橘子醬、新疆葡萄乾和糖漬核桃，如果不包括紅豆、豬肉以及酸奶的話，這是我吃過的最好的菜。」
6月2日，山西巡撫岑春煊宴請他們。新常富保存了這天晚宴的菜單，這使我們得以知道一個巡撫衙門當時宴請外國人究竟上了些啥：
一品燕菜、青豆油雞、五香炸鴿子、雞粥扒魚翅、洋磨廣肚、燒烤鴨子、白枝竹筍、炸熘板魚、洋鮮蜜桃、茄梨筍湯、洋鮑魚湯、燒烤方肉。
此外，這本書還透露了一件鮮為人知的事：辛亥革命爆發後，新常富參加了遠赴陝西救援被困瑞典傳教士的「陝西救援隊」，共解救了13名瑞典傳教士和19名英美傳教士。1912年2月至3月，由新常富牽頭的「山西北部救援隊」又前往薩拉齊和陽高縣，成功解救出莫里斯一家和兩位在陽高縣傳教的小姐。
有些書看似是地方性的，但如果注意到其中的某些細節，可能就會成為詮釋當時中國所發生的大事的一個重要補充，新常富所著《一個瑞典人眼裡的中國》便是這麼一本有價值的書。
[英]沈艾娣:《政治儀式與近代中國國民身份建構（1911—1929）》，呂晶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
2024年，國內翻譯出版了兩本英國歷史學家沈艾娣的專著，一本《翻譯的危險：清朝與大英帝國兩位翻譯家的非凡人生》（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4年7月），另一本便是引起我極大感官享受的《政治儀式與近代中國國民身份建構》。書名看起來很政治很宏大很學術，但其實此書只圍繞了一個人——偉人孫中山，以及由孫中山創建的共和政體，在他逝世後所進行的兩次國葬活動（一次在北京，一次在南京），參與其中的不同身份的群眾團體對比，自由參加抑或是組織安排，揭示出國民黨領導集團是如何利用孫中山的遺囑及葬禮，壟斷了對中國統一符號的詮釋。沈艾娣將國民黨政府借孫中山奉安大典，用以鞏固其統治地位和既有政治秩序的絕好表演機會，從國旗、公民禮儀、禮服、國慶節慶祝的不同方式，歌曲、口號、婦女的髮型，甚至是日曆，事事留意，層層剖析，事無巨細地予以了呈現。這種故事性的呈現，不但很好地闡明了誰是死亡儀式的制定者、參加者，還清晰地營造出一條政治變遷的主線。
非常欣賞沈艾娣利用檔案和時文還原現場的表達手法。該書第六章「孫中山葬禮和國民限制」，我以為是這種寫法的典型篇章。一般的作者遵照史料，把「警察代表後面是女性代表——各女性團體受邀選派三至五名成員參加送葬儀式」，羅列出來就可以了，但她不，而是把女性代表為什麼會被安排參加送葬儀式說開來：「女性本身能夠作為一個社會階層正常參加這些儀式是由於20世紀20年代早期國民黨組織的群眾動員運動。簡單來說，這些運動的目的就是促使那些從未參與過政治活動的人支持國民黨。為此，國民黨中的活躍分子便成立了工會、農民協會和婦聯協會，正是國民黨掌控下的女性團體（尤其是南京婦聯協會）中的女性成員參加了孫中山的送葬儀式。」
錢致榕：《敢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鍾月岑整理，北京三聯書店2024年8月
看過不少民國大學如何辦教育的書。無論是對梅貽琦的「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還是對蔡元培的「學術自由，兼容並包」，我都認為如今已根本無法複製，只是空留一塊塊老校牌和一個個學人掌故而已。錢致榕教授的這本書，讓我頗感驚奇——不但三年建成香港科技大學，而且在三十年後還形成了一個「科大學派」，由一個「讀書不肯為人忙」的物理學家做到了；一所好大學必有的通識教育、民主管理、學術自由，他做到了；甚至舊式成功的大學所沒有的學科前瞻——教學生們如何為未來五十年解決問題，他也做到了。這本書就像如歌的行板那樣流暢，娓娓道出港科大的誕生和成長，又有一種現場演講的實感撲面而來，鐫刻着這位通識教育家對教育理想的執念和以往的經歷，是講述，也是回憶；是見多識廣，也是「沒人做，我就去做，我覺得需要就去做」行動力的現身表現。毫不誇大地說，這是迄今關於如何辦好一所好大學的最好讀物。
這本書的意義和價值，絕不僅僅局限於創校副校長對當年所創的這個奇蹟的回憶，其中還穿插了對孩子的教育，對「科學是文明，有用的是技術，但不是科學」的精闢闡述，還有對一些內地大學的批評——當手段變成目的，就會發生問題：「我們現在所做的都是技術，都是來料加工。你看現在我們的論文發表數目全世界第一，我們已經是世界的論文工廠，別人做過的題目拿來照樣做，把它擴大，做得比別人快，篇數比別人多，再互相引用，引用次數不斷增加，就像我們的加工廠一樣。可是我們即便是世界工廠，也是可以一下被打趴下的。因為最尖端的、最重要的技術沒有掌握在我們手裡。」
《敢為天下先》第九章有一節，叫「只有費米這種水平的人才能教通識課」，掩卷之後，我想說的是：只有錢致榕教授這種有世界眼光的人，才能寫出既讓人敬佩，又如醍醐灌頂這樣的書。
[法]沙畹：《泰山：一種中國信仰專論》，秦國帥、雷陽譯，商務印書館2024年10月
1915年，法國教育部想借在美國舊金山舉辦巴拿馬—太平洋國際博覽會（俗稱「萬國博覽會」）之際，把本國對於世界文明有所貢獻的各個學科的主要成績向世人展現一下，於是出錢請各個門類最有聲望的學者，分別撰述一本讓人一目了然的學術小史，這套「法國學術史小叢書」，除了《法國哲學小史》《法國教育小史》等等之外，還有沙畹撰寫的《法國漢學小史》，由此可見法國的漢學研究在世界執牛耳的地位。一百多年過去，被海外漢學界譽為「文獻學之父」的沙畹的許多著述重新回到中國讀者的視野，而他的傑作《泰山》，時隔115年之後，也終於有了一個完整的中文簡體譯本，於此不禁感嘆連連。
誠如該書副標題所示，這是以泰山為坐標，研究古中國信仰的一本專著。我們看到，帝王們在歷史上總共進行過的10次封禪儀式，有5次是由漢武帝進行的，另外5次則由光武帝（東漢）、唐高宗、唐玄宗、武則天和宋真宗「出演」的，但核心的核心卻只有一個主題：他們明着向天地，實際上是向群臣和民眾宣布一個新皇帝的開始，或者詔告正是由於他們的在位，普天之下才能享有洪福。也可以看出，在沙畹實地調查泰山的當年，佛教在泰山全部252處自然和人文景觀中，僅有9處，計觀音堂3處，佛殿2處，三大士、彌陀寺、普慈寺、普照寺各一，充分說明五嶽之宗、天帝之子、神靈之府的這座神山，再加上民眾心目中「泰山石敢當」界碑，完全有能力抵禦西方外來信仰的侵蝕。我甚至想，哪天得空了，剪下沙畹在1907年繪製的《泰山全圖》，懷揣很實用的《泰山》，再度登臨泰山，對照着沙畹當年的文字和圖片，看看今天的泰山還有多少歷史遺迹留存？
蘇華
責編 劉小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