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我拿把帶靠背兒的椅子吧，這椅子沒靠背坐着難受。」工作人員說。
「那畫面不好看了吧，就這麼著吧。」段奕宏說。於是，他佝僂着背，談了30多分鐘。就像一個老爺們兒，坐在馬路牙子上，跟另一個老爺們，聊着。只是，手裡沒有了一瓶「大綠棒子」。
「我啥都沒有，資源、人脈、對市場的判斷……」第一次做「監製」，段奕宏對自己竟敢踏出演員的舒適區也很好奇，「但是我有創作的慾望和表達的義務」。
9月9日，段奕宏首次擔當監製並擔任男主角的網劇《雙探》將播出。這天開始，「他」將暫時地遠離文明，闖進一片蠻荒。
放棄「燒腦」
北青報：我們如何理解《雙探》這個片名？
段奕宏：任何一部片子再起名字的過程中都會受到一番周折。就我個人而言，我更喜歡「雙塔」這個名字，而且片子故事發生地也虛構在「雙塔」這個地方，但沒想到，我們一查還真有雙塔這個城市。我們怕有人對號入座，於是打消了這個念頭。
我們在拍攝前和過程中都沒有給本片起名字，因為我們發現一部作品的質量、是否耐看、人物的活躍與否都需要一個長時間的探索，經歷完之後可能會想出一個名字。結果最後選了「雙探」，我個人覺得好像有些民國氣質,但是大家都都覺得不錯，包括平台。
「雙探」中這個「探」字本身的含義也不太一樣。作為警察的李慧炎，他「探索」的緣起是一樁綁架案，大鵬塑造的周遊其實是在找尋自己，也在「探索」父親過去的故事。這部片子是一部由「探尋」開始的故事。
北青報：《雙探》的這個名字很有一種「二元對立」的感覺，包括片子的海報也是「黑白」兩色構成，本片要給觀眾傳達怎樣的一種「善惡」「是非」「黑白」觀？
段奕宏：在「善惡」上面，肯定是要劃分清楚的，但在人性層面，它又不能簡單、粗暴的去認識。 所謂簡單，就是說老段這次又塑造了一位民警，我確實由於創作上的便利，接觸過不少警察，他們都是真實的人，經歷的都是真實的案件，但是為什麼出現在作品當中，這些人和事會容易被拍「假」？這是對我們創作者提出來的一個很迫切的問題。
同質化的作品確實不少，創作者通過作品去探討不同的可能性確實費勁，本片中的李慧炎又是一個刑警，我感興趣的是，刑警是他的職業，是他的精神力量和信仰。我所思考的是，這種信仰在不同的時間裏和空間里，還能那麼「堅硬」嗎？因為他是一個肉體一個人。這是我所感興趣的，我想放大它，擴大它。
「雙塔」這種冰天雪地的環境，對於李慧炎來說是頭一遭。在零下幾十度的情況下，他的信仰能堅持多久，什麼力量支撐着他——他有晃范兒的時候嗎？他自己都想不到自己會最後堅持下來——這就是人性。這是我想講《雙塔》這個故事所「探尋」的。
我們曾經一味地想去尋求一種燒腦情節，一味尋找那種不斷反轉的故事講法，確實有點捉襟見肘。說心裏話，我們真是有點力不從心。當我們在故事情節上一味去追求這些東西的時候，就會忘掉了支撐它的那種東西。這種平衡和我們想去「夠」的那種東西總是達不到一種分寸感，結果倒是把我們擅長去發現生命本身意義這種這種能力給淡化了。
於是我們就毅然決然的放棄了那種尋找「燒腦」的做法，而重新再找一種方向，即我們《雙探》最終到底想要表達的那種意義。
流量面前的平衡與痛苦
北青報：當放棄「燒腦」和「懸疑」的時候，是否也意味着放棄流量了呢？
段奕宏：觀眾的審美對於創作者來說是一把「雙刃劍」。我們當然需要了解當下觀眾的審美需求，但是我們一味地妥協，一味地迎合，我們自己是否能承受得起。
我不是去要強調我們以前是一個做電影的團隊。但是，做電影的一個團隊，或者說一個比較有文藝氣質的團隊，做一部網劇，它一定有它的局限性，它容易孤芳自賞——你怎麼理解無所謂。但是網劇不是這樣的，它需要更多的觀眾去讀懂你想說的故事和要表達的想法。這是我們要做的功課。
但是，一部作品不可能讓所有的觀眾滿意，否則對於我們來說，就沒有堅持——我們在哪兒？這部作品現在的呈現，是經過我們的團隊深思熟慮的一種結果，它一定會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它就是我們兩年前的水準了。既想挖掘人物自身的情感，又想探索文明與蠻荒的界限以及人性的真實，這種情況下，再去尋找所謂的故事情節的反轉、 橋段設置的燒腦，這種平衡確實很難。
我們也看過一些西方片子，情節非常抓人。但是做到那種嚴絲合縫的人物形象、人物質感和人物的靈魂塑造，那是難上加難。要想做到那種效果，至少要做到兩年之上的劇本打造。所以我們步子小一點，穩妥一點，放大一些我們擅長的、注重的。
北青報：「孤芳自賞」與「堅持自我」的邊界在哪？
段奕宏：創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最後能夠收穫最大的效果。但是這背後還有一個問題： 你是否考慮過你作品的接受群體的審美。《雙塔》的創作前期，平台提醒我們，作品裏還是要有一個符合「大數據」的東西。我不是要去拒絕大數據，而是說在我們保持自己風格和表達的情況下，去更多地增吸引觀眾。
例如有些創作者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讓90%的觀眾喜歡，我說我就想70%，另外30%的觀眾我可以不去顧及，不去迎合。這一點一定要提前說透了，不要說最後因為這少了的30%觀眾而感到遺憾。你必須在創作之前就要捨去一些東西。
北青報：這個過程痛苦嗎？
段奕宏：痛苦是在「平衡」上，但比如說我們就認定這「70%」，他就不痛苦了。就怕我們一會又想80%，一會又要達到90%……這就痛苦了。
北青報：在這方面，平台給你們的壓力大嗎？
段奕宏：如果沒有平台的支持，《雙探》不會這麼快的完成。我也好奇為什麼他們對我們這麼一個小的團隊會那麼信任，後來我才明白，它們就想打造一個口碑，打造一個在乎內容的作品。為此，它們也要放棄點什麼東西。因為他們做的一些市場比較認可或者數據認可的作品，確實不是我們擅長的。
表達的義務
北青報：監製與演員，您更擅長哪個身份？
段奕宏：我更擅長的是演員。之前，我一直是排斥「監製」並掙扎於這個「身份」的。因為在我的內心，「監製」是需要仰視才見的，他是要對一部作品的藝術水準和價值承擔責任的。其次，他個人要有豐富的人脈關係，也就是現在所說的「資源」。再者，他還能夠對當今市場的一個判斷。而我，啥都沒有。
北青報：什麼都沒有就敢當監製啊？
段奕宏：你算把我問住了——我太自不量力了吧。我是「嗨」這個身份嗎？不是啊。因為走到今天，我一直認為我清醒地保護着一種演員的生活圈，一個創作者盡量該有的舒適區。 另外，我也擔心外界對我增加的這個身份的一種質疑。所以在開拍了，我都沒有遲遲答應「監製」這個身份。
從籌備到開拍，我發現我不用糾結「監製」這個身份，就保持一個創作者的身份，只是我的話比以前說得多了，與人交流的多了，有沒有監製的身份都ok，沒有讓我那麼煩躁。其實以前，我就就是演員的時候，也會就服裝、化妝、場景等等發表自己的意見，我也聽到了一些人的質疑，我自己也會問自己我是不是說得太多了，但誰也沒規定一個演員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你太不懂事兒了吧」，可是一個演員應該懂什麼事兒呢？
可是，把我放進一個創作者的團隊裏面，我不分這些東西，就是覺得我深讀了劇本、深挖了這個人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場景，我有創作的慾望、表達的義務——對，表達的義務。
北青報：您之前為什麼要把自己關在演員的舒適圈裡呢？
段奕宏：我不想關心太多的事兒。因為雜七雜八的聲音會讓我的心裏有一種煩躁。這種煩躁其實就是一種逃避。我還沒有練就那種成熟的心態，即我看到了什麼還能保持一種心靜。
走出光環
北青報：您這次飾演警察李慧炎。這個警察形象與以往的警察有什麼不同，我看他也有很多小缺點或者小毛病，例如給家裡挖排水溝卻賴着人錢？這個一直沒埋上的水溝又有着怎樣的含義呢？
段奕宏：真實，是我和這部戲所追求的。真實一定來自於人物和他所生活的背景、場景、家庭和性格等等。我們所要求和強調的是一定要有「土壤」的氣息。只有建立這種土壤的氣息，它才會對觀眾有一種代入感，而觀眾才會覺得這個人是我們身邊的一個人。李慧炎就是延續這種思路去創作的。
例如水溝是有寓意的。當整個16集結束後，李慧炎經歷了人生頭一遭的生與死。最後，這個溝埋與不埋變得不重要了，人是需要去經歷的，信仰只有經歷一次又一次的洗禮才會更加的堅硬。
北青報：作為知名演員，人們嘴裏經常會說的「影帝」，如何走出這個光環，體驗所謂普通人的生活？
段奕宏：光環對於演員來說重要，它會給演員帶來更多自己想拍的作品的機會，因為演員是被動的。但光環也會帶來麻煩。迷戀光環，對於創作者來說，是一個可怕的跡象。
如果一名演員還有願景，還想在藝術之路上不斷的上升，爬坡的階段可能是最為重要的。我慢慢地去適應和享受爬坡的這個過程。
北青報：普通人會不會跟你天然的產生距離？
段奕宏：去做！拍《烈日灼心》的時候，我在廈門體驗生活16天。我專門在過年的時候去接觸他們（警察）。其中派出所的一位副所長就不待見我。他是靠業務起來的，破了好幾起大案，眼睛都不「夾」我。我跟他們待了三天，發現警察就把我當作一名演員而已。
我專門找那位不待見我的民警，在大年初二的時候，跟他從早上8點多聊到凌晨4點鐘。最後，他把我從五樓送下來，又送我上車，這就說明他接受了我。沒過幾天，我聽他們民警說，這位副所長在大會上說「我沒見過一位明星、演員這麼下生活，作為民警，我們應該看到……」
外面的聲音，我們是無法左右的。但是從畢業到今天，作為一名演員，你選擇了屬於你自己的方式和方向，那麼你就去做，時間會證明的，作品會證明的——我們不是說一套做一套。
文/北青報記者 滿羿 喬穎
攝影/北青報記者 郝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