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昀潞 | 「疫情期間，我分手了。」

圖源於我朋友

「我分手了。」

今年3月，我的好友傷心地告訴我，她與交往一年多的男朋友分手。當我詢問原因時，她則回答道，「在疫情期間，我們之間的感覺變了。」

至於是什麼感覺，她也難以描述，只是說「我感覺我們之間不像是在談戀愛了。我不想每次在我情緒崩潰的時候，他只能在視頻中說沒關係。我只想要他來抱抱我而已。」

據穀雨數據（2020），約30%的情侶在疫情期間因長期不見面分手。很多大學生情侶不僅受到每天需要網課學習的影響，也面臨著因長時間身處異地而導致的分手困境。

究竟是疫情期間的異地導致了分手？還是別的什麼原因？

這裡僅以大學生情侶在疫情期間分手為例，進行背景與原因探究及其反思。

（一）疫情期間的異地與「CMC」人際傳播背景

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讓中國高校大學生們都隔離在家，使得許多情侶們需要經歷「疫地戀」與「異地戀」。

異地戀使得情侶們不得不面臨遠距離關係，不僅是地理距離，也可能是心理距離。情侶們在接受遠距離會給關係帶來更多自治與自由空間時，也要用更多的認知和情感能力對關係作調節和管理。

在長達半年之久的異地中，大多數的大學生情侶們主要通過微信這一媒介進行人際傳播。線上的交流成為唯一的選擇。這就導致大學生情侶們的原本線下與線上融合的傳播方式轉變為線上的CMC傳播。

（二）大學生疫情異地分手的原因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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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媒介模式轉變的不適性

《愛瘋了》劇照

（1） 線上線下相融合的關係不得不轉為線上交流

雖然在疫情之前，當代「網絡原住民」的大學生早已習慣通過手機微信與情侶交流，以及線下與線上的切換模式。

但此次疫情卻讓大學生情侶們不得不改變以往多元的交流模式，只能通過互聯網進行溝通，其中尤以手機微信居多。而這就導致了情侶們因傳播媒介改變而產生的不適應。

大多數大學生情侶親密關係的產生根植於線下面對面（FtF）的相遇，親密關係的發展也依託於線下面對面的交流。這就使得大學生情侶的傳播模式是交互性的、同步互動的、真實情境性的與參與反饋性更強的。

雖然當下移動媒介的盛行，使得情侶們早已浸透在媒介中。情侶們幾乎每天也都會在微信等社交媒體上溝通，甚至在社交媒體溝通的時間比線下面對面的時間更長。

社交媒體賦予情侶即時即地的虛擬在場與交互性，但這種真實性的感覺實際上是流動的，真實性流動的頻率與強度仍需依託於線下面對面的傳播。面對面傳播的可及性與親密關係的維繫和發展密不可分。不然也就不會存在那麼多網戀情侶想要「奔現」了。

而疫情中的大學生情侶的親密關係的發展不同於過去線上線下相融合的傳播模式，只能依託手機這一技術媒介。過去的面對面傳播所賦予的基礎就此崩塌。這就使得傳播模式需要轉為虛擬在場的、異步性的、低社會語境的。

媒介的轉變使得情侶們容易產生錯位之感。比如我的好友疫情期間就覺得她男朋友在手機的呈現與過去有一些差別。

（2）CMC中的「前前區」和「深後區」

戈夫曼（Goffman，1989）在擬劇論中提到人們在特定環境下的行為分為「前台」和「後台」，人們在前台中扮演符合一定社會標準的理想社會角色，在後台更多表現為真實輕鬆的自我。

在數字媒介中，前台與後台的關係變得模糊。梅羅維茨（Meyrowitz，2002）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前前區」和「深後區」。

不同於面對面時前後台並行展示的情況，微信聊天作為前台，大學生情侶們的一切行為都是有選擇性的。大學生情侶們由於傳播媒介模式轉變的不適性，在微信（前區）聊天中會有選擇地表現自己的「後台」行為，比如表露出自己偽素顏在家的模樣給予對方新鮮感。同時情侶們會有所顧忌，在微信也避免完全展現自己的喜怒哀樂，將「後台」行為「後台化」。

長此以往，偽素顏在家的新鮮感變得不再新鮮，而自己的所有情緒也因顧忌被隱藏。傳播媒介模式轉變的不適性就會使大學生情侶雙方愈加疲憊，從而導致親密關係的變質。

圖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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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暗示的社會線索消失

據庫爾蘭和馬爾庫斯（Culnan&Markus，1987）的「線索過濾」，在面對面互動時，人們通過真實的物理空間進行互動，既有物質互動又有象徵互動。而CMC純粹是經由傳播行為構建的，其關鍵特徵是缺乏親身在場豐富的非語言暗示。

（1）人類的本質是擁抱的，肉體的

首先，人類渴望與伴侶的身體接觸。研究者認為，接觸對於人的健康生活與成長非常重要。

但在疫情中的被迫異地，實體距離的區隔導致情侶們早已習慣的身體接觸消失。而許多伴侶感到最被愛的時候是受到伴侶的撫摸、擁抱、親臉頰、親吻等（胡春陽，2016）。

（2）非語言因素導致誤解產生與成本上升

而且，大學生情侶在微信聊天時，通過文本很難看到對方的表情與神態，知曉對方的語氣。由於這些非語言因素的缺失，容易產生許多誤解。也因為無法全面觀察和了解對方情形，僅僅靠語言符號溝通可能會導致無端的嫉妒和猜疑。

因此CMC傳播者要在訊息里整合進比面對面散播的口語訊息更多的信息，需要字面拼寫出情感、表情。但反覆解釋又增加了互動的成本和煩瑣（胡春陽，2016）。

但中國傳統社會規範中對情感要求含蓄表達，以及情侶的一方總希望另一方能猜測自己的想法的傾向。在缺失表情、姿態的情境中，字面上拼寫出情感實屬難事。

（3）虛擬在場性難以提供實時事務性幫助

大學生情侶們也可以通過微信進行視頻。在視頻中，情侶們跨越了空間，在媒介中實現虛擬的在場交流，使之與面對面傳播有驚人地相似。

但一方面，這會放大無法擁抱的遙遠距離，無法提供實時事務性的幫助和情感上的支持。比如一方生病得很難受，但另一方除了說「多喝熱水」以外還能做什麼實際性的行動嗎？或許說再多的安慰都抵不上面對面的擁抱。

另一方面，視頻下線之後使得距離感與異步感再次萌生與加強。比如生病的一方視頻通話之後，可能會苦惱於線上視頻時間的短暫，以及線下一個人渴望伴侶的孤獨。這種患得患失感或許會讓人更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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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疫情作為社會環境導致的情感焦慮

傳播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也會影響人際傳播。新冠疫情作為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不免會帶給人們大量情感上的焦慮與不安，這與大學生情侶異地所帶來的不安全感相互交雜。

而大學生情侶們不知道需要多久才能結束遠距離互動而在一起面對面相處，對情侶關係產生了很大的考驗。

信號理論（Donath，1999）表明人們相信線下交流所得的各種信息，卻傾向於懷疑個人在CMC中提供的自我信息。再加之疫情的緊張也使得人們把注意力轉移到手機上，渴望獲得更多的信息與情感交流。

但由於缺乏生活中共有的瑣碎細節，導致過少與伴侶的交流，或為了避免此情況而過多與伴侶之間進行自我披露，最終都難免會產生交流的無奈——無話可說，進而產生厭倦。

（三）反思：愛是需要互相學習的能力

但細細思考，難道真的是疫情期間的異地導致大學生情侶們分手嗎？

一項研究認為，比起地理接近的對方，遠距離的浪漫關係同樣，甚至更親密，更令人滿意（胡春陽，2016）。因為相對於地理靠近的配偶來說，遠距離的配偶能夠進行更具適應力的自我揭示，形成更理想的關係感知。

CMC有時甚至會比FtF具有更多的友好性與社會性。在異地戀中，情侶們有各自獨立的空間，交流會更傾向於精神上的共鳴。沒有生活瑣碎構成的矛盾，也會帶來新鮮感。至於缺失的信息，雙方會自動進行填補，從而理想化。

《遠距離戀愛》劇照

在當今的數字媒介下，親密關係呈現出液態化與快速化的趨勢，沒有穩定性。社交媒介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親密關係雙方交流的情景與方式，卻不是造成異地戀失敗的主要因素（張良悅，李錦輝，2020）。

愛的確是一種本能，但更多地是一種能力，需要雙方共同的學習與努力。不僅要對愛上心，還要學習對方愛的語言，學會異性愛的密碼（胡春陽，2016）。

疫情與異地戀的確是分手的原因，但或許真正的原因其實是雙方都還沒有掌握好愛的能力，沒有相互體諒與包容，依舊以自我為中心，而非以對方為中心。畢竟愛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St. Paul，51）

（四）建議：雙方需運用更多的認知和情感能力

《怦然心動》劇照

說了這麼多，那有什麼應對異地戀的方法嗎？據《人際傳播學：理論與能力》（胡春陽，2016），遠距離關係唯一的訣竅就是雙方的共同努力，需要用更多的認知和情感能力調節和管理關係。

●互相在意互相需要：雙方都看到保持長距離關係的需要，都努力讓它運轉良好。

●面對面的可實現性：雙方都知道最終會結束遠距離互動而在一起面對面相處。

●關係前提的穩定性：當雙方對關係的承諾程度都強烈，並且關係是在各自遠走之前就已經牢牢建立了的。

●多多傳播：雙方基本上都能進行聲音通話。

●大事瑣事相融合：雙方既願意談論「大事」，也願意談論生活中正在發生的「瑣事」。

●具有處理關係的能力：雙方談論關係並有各種方法去處理關係，而這些關係可能對長期關係產生消極影響。

●多多見面：雙方只要一有機會就創造在一起的機會（Sahl-stein et al.，2008）。

參考文獻：

[1] 胡春陽.《人際傳播學：理論與能力》[M].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2] (美)歐文·戈夫曼著;黃愛華,馮剛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3] (美)約書亞•梅羅維茨(Joshua•Meyrowitz)著;肖志軍譯.消失的地域[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4] 張良悅,李錦輝.社交媒體時代大學生異地戀人親密關係研究[J].傳媒觀察.2020.9

[5] 唐銘一.關於大學生戀愛模式的探討——以異地戀為例[J].社會學研究.2011.1

[6]穀雨數據-騰訊新聞.「疫情還沒結束，我們的愛情熔斷了」丨穀雨數據.URL：

[7]保羅.《新約·哥林多前書》：第13章

楊昀潞，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新聞學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