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見過這樣的工作日程嗎?2024年3月到2025年1月,出差135次,319個工作日里277天在出差或加班到深夜。這串數字不是某位企業高管的行程表,而是浙大教授劉永鋒離世前留下的最後記錄。48歲的金屬材料專家倒在了西安會議的現場,搶救42天也沒能等來奇蹟,留下妻子對着電腦里觸目驚心的數據反覆質問:到底是怎樣的壓力,能讓一個活生生的人變成連軸轉的機器?
翻開他的行程表就像在看驚悚片:去年12月法定工作日22天,他實際工作了31天,出差15次,剩下的16天里有17天熬到半夜十點後才離開實驗室。最誇張的是今年1月,13天法定工作日硬是被他撐成20天工作量。妻子還原的行程軌跡里藏着太多荒誕——白天在浙江開會,晚上坐高鐵跨省幹活,凌晨回杭州接着去學校加班。這不是什麼勵志故事,這是現代版「科研駱駝祥子」的生存實錄。
但真正讓人後背發涼的是評論區。有同行冷笑着戳破真相:「你以為這些出差全是搞科研?酒局應酬、項目評審、拉資源跑關係,這才是重頭戲。」國家傑青的頭銜聽着光鮮,背後是上百次凌晨航班、數不清的ppt彙報、永遠填不完的考核指標。就像網友說的:「上了傑青的哪個不是人精?可人精也得被指標逼成瘋子。」
高校里流傳的黑色幽默早就說明問題:搞科研的分為兩種,一種在實驗室猝死,一種在酒桌上喝死。劉教授的妻子堅持要討說法,不是要錢,是想撕開這個系統的遮羞布。她曬出的表格里,18年如一日的高強度工作戳破了「彈性工作制」的謊言——當996成為學術圈潛規則,凌晨兩點的實驗室燈光就成了教授們的「福報」。
可更魔幻的現實是,這樣的悲劇每天都在重演。有青年教師邊吊水邊改本子,有博士後胃出血還堅持答辯,所有人都被裹挾在這台永不停歇的論文生產機器里。就像那個扎心的評論:「你以為他們在拚命搞創新?不,他們是在拚命保住實驗室的生存權。」當科研考核變成發論文數、項目經費、獲獎數量的數字遊戲,教授們早就成了戴着鐐銬的會計,每天忙着算kpi而不是做研究。
劉教授的電腦記錄還在繼續發酵。那些精確到分鐘的加班數據,那些被高鐵票填滿的周末,都在追問同一個問題:當我們在高校里談論「世界一流」時,究竟是用什麼在博得這些光鮮的排名?或許答案就藏在這135張車票里,藏在每個深夜實驗室的泡麵桶里,藏在那些沒等到天亮就熄滅的生命里,藏在家人們的淚水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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