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一名小麥膚色的中國女留學生作為學生代表作了畢業演講。
起初，許多人為這位自1636年建校以來，首次登上畢業演講台的中國女生喝彩；
但很快便急轉直下！
人們發覺：演講水平趕不上rapper，空洞傲慢、矯揉造作的白左味兒比下水管都嗆鼻子。
演講不僅在老百姓中間引起了軒然大波，更讓許多人當場祛魅：
「哈佛大學…就這？」
在茫茫多的評論里，給我印象最深的一條莫過於——
「哈佛大學整這死齣兒，再次印證了，中國高考的含金量還在提高。」
幾十年來，它以最嚴謹、最公平的方式為國家篩選人才；
無數有志青年只需憑藉勤奮與刻苦便有希望去改變命運。
不問出身、不看門第、不用參加華而不實的社會實踐、不必請教授學者去寫推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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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西方名校痴迷於用白左那一套傲慢與偏見為既得利益者加固護城河的時候——
中國的高中教育卻悄然迎來了里程碑式的利好！
國新辦6月10日上午舉行新聞發佈會，教育部發展規劃司負責人表示：
在基礎教育領域，我們將進一步完善與人口變化相適應的教育資源統籌調配機制，主要聚焦三個方面——
一是擴大總量：
緊盯高中學位不足這一突出問題，新建改擴建1000所以上優質普通高中。
二是提高質量：
用5年左右時間，逐步實現義務教育學校標準化建設全覆蓋，通過實施「縣中振興計劃」；
重點改善縣域普通高中基本辦學條件，提升辦學水平。
三是促進公平：
合理規劃普通高中和中職學校招生規模，加快擴大優質普通高中招生指標到校比例。
主要依據學生規模分配到區域內的初中，並向農村等學校傾斜，推動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享有同遷入地戶籍人口同等權利。
以上每一個字，都看得人熱血沸騰！
原因無他，國家隊這一系列新動向讓我們看到——
改善縣中教育和農村地區教育，被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儘管這早已不是高層首次明確振興縣中了。
早在2021年12月，教育部、發改委、財政部等九部門聯合公布《「十四五」縣域普通高中發展提升行動計劃》：
明確提出嚴禁發達地區、城區學校到薄弱地區、縣中搶挖優秀校長和教師，全面消除56人及以上大班額，舉辦附屬中學的部屬高校面向100個縣託管100所縣中等具體要求。
今年3月份的部長通道，同樣釋放了重磅信息：
我國將推出「縣中振興行動計劃」，把縣中作為教育「優質均衡」發展的重點突破點，要優化布局、師資配備，吸引和培養優秀教師到縣中，使縣中更好服務鄉村學生。
國家之所以對縣中教育投入如此大的精力，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於：這一批學校在我們的教育體系里正在變得一言難盡。
縣中，常常被一方百姓戲稱叫縣城裡的「最高學府」，但是近年來，在升學競爭中卻以肉眼可見的效率節節敗退。
在絕大多數縣城裡，即便是曾經在當地頗有名氣的那一兩所也不例外。
我國共有普高約14200所，其中7200所是縣中，縣中在校生約1468.4萬人，兩項數據分別佔全國總數的51%和近60%：
但是，全國縣中一本率整體不足5%，甚至本科率也在年年下滑。
而一二三線城市的重點中學，往往能夠通過品牌優勢和辦學實力在全省範圍內掐尖招生。
長此以往，大中城市裡的重點中學與縣中之間在方方面面此消彼長，老師的教學動力，學生的拼搏氛圍以及家長的期望值…便可想而知。
更加黑色幽默就是，不少身在縣中的孩子自己都認為：自己成績不行或者家庭各方面不給力才不得已在縣中讀書…
從這個角度看，這次教育部提出的解決高中學位不足、實施縣中振興計劃、促進教育公平等一攬子方案，確實是對症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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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縣中塌陷」的最核心社會經濟動因，是城市化浪潮與房地產驅動的資源再分配機制的副產品。
從宏觀層面看，縣中塌陷是房地產語境下城市分化的切片。
進入21世紀之後，我國的城市化進程與工業化進程並駕齊驅。
當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與資源密集型產業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優勢漸漸被技術密集型產業和資金密集型產業取代——
必然伴隨着人口、資本與高附加值行業向大城市高度集聚。
2000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53元；
2024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188元，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19元。
表面上看，城鄉收入差從2.79倍縮小到了2.34倍，但實際絕對值的差距卻從4027元擴大到了31069元。
倍數差是心理層面的，絕對值差是物理層面的。
因此，在就業牽引之下，縣域青壯年勞動力批量進入大城市，其子女自然隨遷，導致縣域學齡人口減少；
經濟能力比較能頂住勁兒的家庭為追求更優質教育，主動將孩子送往大城市，這就造成縣中優質生源持續流失，辦學吸引力下降。
這時候，縣城經濟的兩本賬已是愈發捉襟見肘——
由於縣城經濟結構較為單一，低端製造業甚至農產品加工為主要經濟來源，稅基薄弱，一般性公共財政收入天花板清晰可見；
薄弱的基本面與疲軟的增量需求使得縣城土地出讓金收入同樣遠低於大城市，指望賣地解決財政缺口越來越不現實。
而教育又屬於妥妥的長周期、軟投入，難以在短時間內顯現政績，因此常常成為被削減的對象。
在這種情況下，政策端和財政端作為配套，必然優先向邊際效益最大化的地區傾斜。
至此，縣中的處境被進一步削弱。
從微觀層面看，縣中問題的本質是書包房制度的延伸。
在一二線城市裡，優質中小學與高單價甚至高總價的書包房形成深度綁定，並共同成為房企營銷和地方土地溢價的重要籌碼。
更高的財稅收入與更高的土地出讓金收入意味着，有能力支付更高的硬件開支和更高的工資去聘請名師。
這就相當於優質教育資源被打包製造成了高溢價商品，其核心服對象是中產家庭。
從老百姓的直觀感受來看，最直接的莫過於——
優質教育資源進一步向能支撐高房價的城市核心區和產業新區集中；
為開發新城區，地方可能將優質公立高中外遷至新區或引入名校集團化辦學；
非核心區以及縣鄉原有辦學資源逐步稀釋…
北京海淀區、深圳南山區、杭州濱江區、成都高新南、長沙嶽麓區、蘇州工業園區和高新區教育的異軍突起，本質上都是以上邏輯的產物。
而塌陷的縣中，實際上是學區房邏輯的另一種極端化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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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這兒，可能有網友要問：
「既然縣中問題是城市化與房地產分化的延伸，那何不順應大勢所趨？為啥還要提大力振興呢？」
這裏面主要有兩個現實考量——
第一個考量在於，縣中教育依然舉足輕重。
我國大約有50%的高中屬於縣域高中，約有近60%的高中生在縣中念書。
無論絕對值還是所佔比重，都可謂舉足輕重。
保障他們的受教育權利、為他們創造更好的上升通道，既有利於體現教育公平，又有利於服務未來的工業化與城市化。
如果你一味覺得縣中各種不行，就該順其自然，那這些孩子可能就真的可能順其自然。
但如果你能用更加積極的目標去看待縣中，就會發現縣中少年其實是巨大的人才資源庫。
尤其近些年來的生育率，大家都看在眼裡。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不重視人數和比重都很龐大的縣中少年，顯然是有問題的。
從城市化進程、工業化進程與房地產開發的角度看，未來縣中少年才是一二線城市的主力增量。
咱們的粉絲朋友可以觀察觀察周圍年收入在10-30萬的中等收入群體，絕對有相當一部分是從縣城或是縣中走出來的。
從房地產的視角看，這部分群體對於剛需住房以及改善型住房的需求，明顯比已在大城市裡的年輕人更為迫切。
隨機對比幾組數據你就明白了——
2024年上海新房購房者中，非滬籍佔比63.66%。上海籍認購佔比36.34%；
深圳新房購房者中，廣東省內戶籍僅佔38.2%，其餘61.8%均為外省戶籍；
南京新房購房者中，南京購房者佔比僅37.6%，外地購房者佔比超過60%；
成都新房購房者中，成都本地購房者佔比約47%，外地購房者佔比53%；
長沙新房購房者中，長沙本地購房者佔比約40%，外地購房者佔比近60%…
所以，我們可以給一個相當直白的結論：
今天守住縣中教育，等同於為未來鞏固龐大的中等收入人群。
第二個考量在於，避免縣城資產價格塌陷。
眾所周知，在僅3年多的房地產深度調整過程中，許多一二線城市經歷了20-40%不等的波動。
像杭州、蘇州、南京、寧波、佛山等地的剛需房源，許多非核心地段十年房齡住宅已經將至100-150萬；
反觀許多縣城核心地段房價，目前還能牢牢卡在7000-8000/㎡，相較於大城市，縣城房價反而更加堅挺。
還真別說為什麼縣城樓市有價無市，價格不是千萬個買家和千萬個賣家決定的嗎？
縣城房價能扛住這個價格，只能說明兩個問題：
第一，縣城房東債務率不高，沒那麼缺錢；
第二，縣城住房需求依然在，還有人買單。
事實上，縣城樓市正在扮演一個十分微妙的角色——
對一二線城市來說，它是值得參考的「價格茅」。
對於縣城居民自己來說，縣城房產已經成為升艙置換的利器。
可問題是，如何保障縣城房產在具備流動性的同時不至於出現價格塌陷呢？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從鄉鎮甚至農村搖人！
有過鄉鎮或農村生活經驗的朋友一定都知道，老鄉們去縣城買房的動力一共就仨：
念書、娶媳婦兒和相互攀比。
攀比是自發的，農村青年娶媳婦兒很難立竿見影；
但讀書需求需求規模最大，政策端定向拉動邊際效益最明顯，當然要從這方面着重入手！
畢竟，對於老鄉們來說，孩子讀書並不能像外地求職那樣說走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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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隊要對縣中振興動真格了。
這一點毋庸置疑。
但我們在追求公平、避免縣城和縣中在城市化的成熟階段出現塌陷的過程中，還需要尊重一個基本現實——
人才向上流動，仍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正向循環；
避免縣中塌陷，客觀上維護了人才向上的後備軍。
原因無他，核心一二線城市，在就業資源和教育資源上的優勢仍舊一騎絕塵。
這是後工業化時代的必然！
讓我們來看看幾座表現有些極端的城市吧！
譬如說深圳。
產業始終卡位頭部且壁壘較高，人口結構全國最年輕且人地矛盾也最為尖銳。
儘管南山區以及福田區百花、香蜜湖、八卦嶺、華強北四大學區長年天價；
儘管能在深圳擁有一套板板正正的商品房對大多數人來說依然可望不可及…
但就是架不住深圳的流入人口長年維持在全國前列。
時至今日，深圳依舊是全國範圍內最具價值確定性的城市。
譬如說南京。
作為富裕省份的強二線省會，機關單位與國有企業存在感極強。
像拉薩路、力學路、琅琊路、長江路、瑞金路、中央路等「小初雙優質學區」更是遠近聞名。
即便這些年經歷過深度調整，但城市基本面整體依舊高居前列，長期來看依舊是家庭資產的優質壓艙石。
譬如說長沙。
躋身萬億俱樂部多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高居中部各省會城市榜首。
坐擁三一重工、中聯重科、山河智能、愛爾眼科、華菱鋼鐵、芒果傳媒等重量級企業，創造了大量中高收入崗位。
這座批量生產快樂的城市，在教育上的重視甚至讓人感到震驚——
長郡、雅禮、湖師大附中、長沙市一中四大名校遠近聞名，對全省莘莘學子具有無以言表的吸引力。
對於長沙的經濟基本面、教育醫療公共服務配置以及房產品交付力來說，它的資產價格確實被嚴重低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