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語教育學:為何與何為

2025年02月08日00:22:28 教育 1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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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教育學:為何與何為 - 天天要聞

外語教育學:為何與何為

李 民

摘要:經過近十年發展,外語教育學終於列入教育部學科專業目錄,但學界對其必要性和獨特性仍不夠清晰。鑒於此,本文在原有研究基礎上,進一步論述外語教育學的必要性,並從研究視角和研究範式革新兩個維度探討外語教育學的獨特性,以期助力外語教育學的發展。

關鍵詞:外語教育學;研究視角革新;研究範式革新

2024年1月,外語教育學正式列入外國語言文學下的二級學科,外語教育研究自此有了獨立的學科地位和學術歸屬,對「推進外語教育的理論和實踐研究,培養外語人才意義重大……對中文學科發展(也)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常俊躍 2024:612),對促進外語專業教育改革、提高外語專業人才培養質量也將產生深遠影響(查明建 2024)。自外語教育學被正式增列為二級學科以來,截至2024年10月31日,以「主題=外語教育學」「來源類型=核心期刊CSSCI」為檢索條件,檢索CNKI發現,短短10個月已發表核心及以上期刊論文30餘篇(如查明建 2024;張姝玥 2024;王文斌 2024)。

就我國外語類核心期刊的數量和發文量而言,說明學界對外語教育學還是比較關注和認可的。但在這一過程中,無論是期刊論文還是學術會議,我們經常會發現學界對外語教育學的理解與該學科設立的初衷不是完全一致,存在一定程度的理解片面,甚至誤讀的情況。此外,現有關於外語教育學的討論缺乏整合性、整體性、宏觀性探討,長此以往可能會對外語教育學的發展產生一定的掣肘作用甚至反作用。有鑒於此,本文僅以問題為出發點,討論為何需要構建外語教育學以及外語教育學對外語教育究竟有何作用這兩大問題,以期凝心聚力,共同促進外語教育學的高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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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語教育學:為何?

1.1 外語教育實踐水平提升的需求

外語教育是我國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貫穿大、中、小學各學段,對我國人才培養具有重要影響,為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發展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作用尤為明顯(李宇明 2012;曲衛國 2016)。但不可否認,我國外語教育也面臨一些結構性問題,如:外語教育整體統籌規劃不足(胡文仲 2011;張紹傑 2016);大、中、小學缺乏有效銜接(肖雁、李民 2022);英語專業數量過於龐大(李民 2023);語種過於集中(徐錦芬、潘晨茜 2021);非通用語種設置隨意性明顯(張天偉 2021;徐錦芬、潘晨茜 2021);教育資源配置失衡(王文斌 2024;蔣洪新楊安 2021;李民 2023);教材編寫科學性有待提升(Sun & Dang 2020);課程設置功利性明顯(曲衛國 2016);教師科研能力普遍偏低(張虹、王文斌、劉偉 2024;楊魯新、張寧 2021),等等。

任何事物在發展過程中都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種問題,外語學科亦然。只有不斷解決發展過程中的問題,才能促使學科更好發展。所以,我們應該從兩方面正確地認識目前外語專業存在的問題:一是承認這些問題,理性看待這些問題,這些問題是外語學科更快、更好發展的動力;二是客觀地分析這些問題,科學探討,努力尋找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和手段。外語教育學的重要作用就體現在第二個方面。

外語教育學不是給我國外語教育遇到的問題提供直接答案,而是通過強調外語教育的學科屬性,構建外語教育學獨立的學科地位,為外語教育研究提供學科依託,進一步明確外語教育研究的維度與層面,鼓勵教師結合自己的興趣、專長等開展外語教育研究。從學段看,我國外語教育涉及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碩士、博士各學段,是涉及學段最廣泛的學科之一。從內容看,與外語教育有關的政策、規劃、人才培養目標、課程、教材、傳授、測評、組織管理等均需展開研究。我國現階段外語教育面臨的問題,既有學段性的,也有內容性的,這些都為外語教育學提供了豐富的研究議題。在這一過程中,亟需打破傳統的教學與科研相隔離的思維,強調外語教育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外語教育學的核心目標是培養理論與實踐兼備、教學與科研相統一的研究型教師隊伍(李民 2024),認為有十幾個或幾十人去研究外語教育理論已經足夠了的觀點(蔡基剛 2024)是不充分的。實際上,外語教育的各個學段、各個維度均須展開外語教育研究。

比如,在我國開展外語教育的主要依據是英語課程標準和教學指南。不同學段英語課程標準、教學指南的銜接是否科學、是否全面、是否有重疊、是否偏難或偏易等,這些問題與外語教育息息相關,對外語教育成效具有重要影響,值得廣大外語教師展開研究。例如,我們以英語課程標準和教學指南中的人才培養目標為切入點,對比分析了小學、中學、大學英語人才目標的銜接問題,發現不同學段的課程標準和教學指南在銜接性方面有待進一步提升(李民 2025)。又如,課堂互動(如師生互動、生生互動等)是外語教師面臨的常見問題,外語教師對此非常熟悉,與每位教師也息息相關。儘管該研究極為重要,對其展開的系統研究卻嚴重不足。華中科技大學徐錦芬教授以此為主題發表論文30餘篇(如徐錦芬、曹忠凱 2010;徐錦芬 2016;徐錦芬、馮曉麗 2024),為開展類似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也進一步證明了外語教育研究話題的豐富性和普遍性。這些研究,來源於外語教育實踐,其結果對外語教育實踐也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我國外語教育遇到的各種問題,其解決均需依靠科學論證、詳細討論,只有通過科學的方法,擺脫以直接經驗探討為主的老路,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從整體上考慮外語教育問題,系統考察外語教育問題,從學科上探究這些問題,這些問題才能更為有效、更為徹底地得到解決。對這些問題的探究和解決,正是外語教育學的內容。所以,從這個層面來說,外語教育學的發展有助於提升外語教育教學水平,對外語專業發展意義重大。

1.2 外語教育研究水平提升的需求

外語教育學為外語教育及其研究提供了明確的學科依託。受西方邏輯實證主義和科學還原主義的影響,學界更注重對具體問題的科學探析,在方法論上力求做到極致,這本身非常值得倡導,這種範式對外語學科發展也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但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整體性研究。只有具體研究和整體研究同時展開,才更有利於問題的有效解決。學科歸屬問題就屬於整體性探究的範疇。從學科看,與外語教育有關的研究散見於應用語言學、二語習得等領域,一直缺乏明確的學科歸屬。廣義應用語言學範圍太大,包括心理語言學、翻譯等學科,其範疇大於外語教育應有的範疇;狹義應用語言學側重於「教」,其範疇小於外語教育應有的範疇。教育語言學意識到了應用語言學的問題,但其聚焦於「教育與語言」的路徑仍然相對比較寬泛,而非聚焦於外語教育研究。二語習得側重於「學」,對課程、教材等內容的關涉比較模糊。外語課程與教學論側重於「教」,對外語學習的關注不足,對語言學知識的汲取也相對較少。所以,從研究範疇看,目前尚無與外語教育直接對應的學科(李民 2021)。因此,從研究對象看,外語教育學有其獨特性。

外語教育學能進一步完善學科體系,彌補現有學科體系的邏輯空位問題。現有與外語教育有關的研究分散於二語習得、外語課程研究、外語教師研究等領域,無論是將其置於應用語言學,還是語言學均存在學科體系上的邏輯空位問題。若將其置於應用語言學,則二語習得、外語課程研究等與數理語言學、翻譯等學科不能直接並列,存在學科上的邏輯空位;若將其置於語言學,二語習得、外語課程研究等與社會語言學、應用語言學等學科不能直接並列,亦存在邏輯空位問題(李民、王文斌 2018a)。所以,構建外語教育學獨立的學科地位,就可以上接語言學或應用語言學,下轄二語習得、外語課程研究、外語教材研究等內容,彌補了現行學科體系中存在的邏輯空位。這樣就從學理上明確了外語教育學所屬的學科層次,進一步明確了外語教育研究與語言學、應用語言學、二語習得、外語課程與教學論等學科的關係。

外語教育學有助於打破研究分散的現狀,形成學科合力。因無統合性學科,與外語教育有關的研究成果分散於二語習得、外語課程研究、外語教材研究等領域。不同領域研究成果缺乏有效互鑒,對外語教育發展產生了一定的鉗製作用(王文斌 2024)。外語教育學的提出,將學習、課程、教材、測評等置於同一學科體系,進一步強化了學科之間的邏輯關係,有利於各層面研究的深入發展。比如,原來二語習得的研究成果,不一定會對課程設置及其研究產生影響。但從學理上來看,課程的設置雖有其自身的理據,但同時也需基於學生的學習規律,二語習得的研究成果應對外語課程有一定影響。外語教育學根據系統工程法,根據外語需求,在開展元外語教育研究的基礎上,科學制定研究目的,做好外語教育政策與規劃,並據此開展課程、教材、傳授、學習研究等(見圖1)。這樣,與外語教育有關的各研究領域就能形成學科合力,其貫通式的學科體系更有利於外語教育學科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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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教育學有助於打破專業壁壘,協力共同發展。構建外語教育學的初衷,不只是為了解決英語教育的問題,更是解決所有外語語種的教育問題。受制於學科發展歷史、教師規模等因素,英語專業從事外語教育研究的教師明顯偏多,而其他語種教師多從事文學文化研究,從事外語教育研究的教師相對偏少,這不利於其專業的發展。因此,外語教育學的構建,也能為俄語法語阿拉伯語等其他語種專業從事或擬從事外語教育研究的教師提供學科依託,使其有了學科基礎和「精神家園」,有利於這些語種向英語等相對成熟的專業汲取研究經驗;英語等相對成熟專業也可從這些語種的發展中汲取經驗,從而實現外語學科的協同發展,促進外語教育研究實力的整體提升。

綜上,外語教育學既是解決外語教育現階段面臨的發展難題,有效提高外語教育實踐水平的關鍵舉措,也是統合外語教育相關研究、切實提升外語教育研究水平的必要步驟,對外語學科發展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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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語教育學:何為?

明確了外語教育學對外語教育實踐和外語教育研究的意義之後,還需討論新構建的外語教育學對外語教育研究將起到何種作用。我們認為,外語教育學不僅能帶來外語教育研究視角的革新,也能形成新的研究範式。

2.1 外語教育學研究視角的革新

(1)倡導整體性視角。如圖1所示,外語教育學並非聚焦於外語教育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領域,而是力圖構建外語教育的全鏈條研究路徑,主張對外語教育的整個過程展開研究,整體性特徵明顯。外語教育學成立之前,與外語教育有關的研究分散於二語習得、外語課程研究、政策與規劃等領域,不同領域學科互鑒相對不足,學界對外語教育研究的範疇與邊界也不是很清晰。外語教育學的構建,力圖勾勒明確的學科議題與邊界,構擬外語教育研究應關注的領域,為開展外語教育研究提供參考。倡導整體性研究,一是能進一步明確外語教育研究所涵蓋的範圍,對外語教育的探究將更為充分;二是可以揭示外語教育各研究領域之間的邏輯關係,有利於不同領域研究成果的相互借鑒和參考;三是有利於人才培養,學生的外語教育知識將更為全面、系統。外語教育學的整體性研究視角,與傳統的邏輯還原主義研究視角形成鮮明對比,有望進一步推動外語教育實踐和研究的整體發展。

(2)倡導統合性視角。外語教育學的第二個典型特徵,是其統合性視角。外語教育學的構建,並非旨在替代原有的二語習得、外語課程研究、外語教材研究、教師發展研究等,而是彌補現行學科體系中的邏輯空位問題。如前文所述,無論是將與外語教育有關的研究(如二語習得、課程研究等)置於應用語言學學科,還是語言學學科,均存在一個邏輯空位問題(李民、王文斌 2018a)。外語教育學構建的初衷,就是構擬一個中位學科,起到統合二語習得、外語課程研究等與外語教育相關的學科的作用,力圖形成學科合力。外語教育學的構建,從學科層面來看,一是彌補學科體系上的邏輯空位,進一步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二是促進二語習得、外語課程研究、外語教材研究等研究領域的成果互鑒,有利於外語教育研究的縱深發展。

(3)倡導系統性視角。外語教育學的整體性視角,強調外語教育研究所應涉及的核心議題和領域;而外語教育學的系統性視角,則強調這些議題和領域之間的邏輯關係。根據外語教育各環節之間的邏輯關係,我們構建了從對外語教育的本體性思考,到目的研究、政策與規劃研究、課程研究、教材研究、傳授研究、學習研究、測評研究、教師研究、教育技術研究、組織與管理研究,並最終反哺外語教育本體論研究的全過程式研究(圖1)。比如,只有先做好外語教育目的研究,並據此做好外語教育政策與規劃研究,才能開展課程、教學等具體外語教育實踐工作,否則易產生教育資源的浪費或者教育效率的低下。外語教育學的系統性視角,通過強調各研究領域之間的邏輯關係,有助於進一步推動各領域之間的互動,深化外語教育相關研究成果之間的互鑒,在提升外語教育研究質量的同時,進一步推動外語教育實踐的高質量發展。

(4)倡導層次性視角。外語教育學的層次性視角,一是指理論來源的層次性,二是指研究內容的層次性。從理論來源看,外語教育學的理論基礎主要有語言學、教育學、心理學(王文斌、李民 2017),這些學科理論對外語教育學具有直接影響。哲學、社會學、管理學、中國語言文學等學科對外語教育學的發展也具有重要影響,但考慮可行性等問題,我們認為這些學科可以通過教育哲學、教育管理學、社會語言學等教育學、語言學內的二級學科為外語教育學提供參考。外語教育研究也可能會涉及統計、傳播等知識,開展特殊兒童外語教育還可能會涉及一定的病理學知識,但這些學科的知識通過語言學下的應用語言學為外語教育研究提供參考更為可行,不宜將病理學直接列為外語教育學的理論來源之一。這就是外語教育學理論來源的層次性。我們不倡導將外語教育學的理論基礎過於複雜化,否則容易對人才培養產生一定的掣肘作用。同時,外語教育學研究內容的層次性,主要體現在研究議題的精細化程度上。比如,外語學習研究是外語教育學的核心領域,從屬於外語教育學;但外語學習研究又包括語音習得、詞彙習得、句法習得等內容,這些內容是外語學習研究的下位內容;同時,外語詞彙習得研究又可以分為詞綴習得、同義詞習得、詞義習得等,這些內容又是外語詞彙習得的下位內容。所以,外語教育學包括若干研究層次,精細化程度不一,這些層次構成了外語教育學的研究系統。層次性思想是外語教育學的主要指導思想和學科體系設計原則(李民、王文斌 2019)。

(5)倡導流程性視角。外語教育學的另一顯著特徵是其流程性。外語教育學,簡單來說就是對外語教育的科學探究,外語教育始於外語需求,沒有需求的學科是不存在的。但要搞好外語教育,必須了解外語教育的歷史,探討外語教育的性質與特點等,此即外語教育的問題界定層面,旨在把什麼是外語教育搞清楚。之後,就需要探究外語教育目的,並據此制定相應的政策與規劃等,此即目標制定、規劃兩個階段。制定好規劃後,就需要具體實施外語教育,包括研製課程、編寫教材、設計教法、探究學習、做好評測等,此即外語教育的實施階段。實施結束後,還需要對外語教育開展評估工作,以確保教育質量,此即外語教育的管理階段(詳見李民、王文斌 2018b)。一般來說,這些階段具有方向性,既不能逆轉,也不能跳過。不能逆轉,是指不同階段相互銜接,具有承前啟後性。比如一般來說需先制定好目標,再開展外語教育規劃。但若先做外語教育規劃,再制定外語教育目標,就容易造成教育資源的浪費。

前幾年關於大學外語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爭論,其本質就是外語教育目的之間的論爭。在外語教育已經做好規劃(如已列為大學必修課)並進入積極實施(如有課程、有教材)的階段,再反過來探討外語教育目的其實是有些遲的。若先把外語教育目的搞清楚,據此再開展外語教育規劃工作,則更容易提高教育效率和質量。不能跳過,是指外語教育各個環節環環相扣,每個環節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若跳過其中一個環節則容易出現問題。比如,前幾年國家大力倡導建立非通用語種專業,這可以被認為是外語教育目標(即培養非通用語種人才)。但由於當時沒有做好規劃工作就開始了專業招生,課程、教材等也難免有「倉促上馬」的嫌疑,導致少數高校第一屆學生還沒畢業,所在專業就被撤銷的尷尬境地。這就是有目標、有實施,但無規劃帶來的不利後果。所以,外語教育學的流程性視角,在推動外語教育研究的同時,對外語教育實踐將帶來更加深遠的影響。

(6)倡導科學性視角。外語教育學的科學性視角,是指我們倡導將外語教育學當作一門科學來對待。經驗固然重要,外語教育學尊重教學經驗;但外語教育學作為一門學科,科學性特徵明顯,是否擁有教學經驗不是判斷能否開展外語教育研究的標準。即使是本科生,只要對外語教育研究感興趣,只要能結合自己的專業、特長等,採用定性、定量等方法,廣泛閱讀文獻、科學設計、謹慎實施、深入討論、細緻分析,就能做出高質量的外語教育研究。不能因為本科生沒有教學經驗就直接認為其無法從事外語教育研究,無法產出高質量外語教育研究。所以,外語教育學的科學性視角,是力圖打破現階段部分研究者認為只有經驗豐富的教師才能開展外語教育研究的錯誤看法。只要方法科學,就都是外語教育學研究。外語教育學的科學性視角,將為外語教育研究輸入更多的新鮮血液,長遠來看也更有利於外語學科的發展。

2.2 外語教育學研究範式的革新

從研究內容看,傳統的外語教育研究注重對具體問題的深入探究(圖2縱向箭頭右側所示),比如通過精細化的實驗設計考察外語學習者詞綴的習得情況。從語言技能看,原有研究側重聽、說、讀、寫等技能的培養(圖2縱向箭頭左側所示)。但無論是研究內容還是語言技能,傳統外語教育研究均側重對其開展精細化研究。為控制其他變量的影響、提高研究效度,探究的點越小越好,方法越細越好。這類研究極大深化了我們對外語學習過程複雜性、多樣性的認識,但不利於我們形成對外語教育的整體認識,對外語教育實踐的指導作用也相對有限。

外語教育學作為一門統合性學科,不僅重視縱向的精細化研究,而且強調不同領域、議題之間的互動與研究成果的互鑒,採取的是一種橫縱兼具的研究範式(如圖2所示)。例如,原有外語詞彙習得研究多聚焦詞彙習得本身,很少考察其他維度或領域,但Sun 和Dang (2020)首先考察了中國高中生的英語詞彙習得情況,之後又考察了高中教材中的詞彙呈現情況。這樣,就為中國高中學生英語詞彙習得方面的不足找到了語言輸入方面的原因,從議題看就橫跨學習和教材兩個領域(如圖2橫向箭頭下側所示)。又如,部分學生反映大學英語收穫感不強。以此為出發點,我們考察了義務教育階段英語課程標準、普通高中英語課程標準與大學英語教學指南、英語專業教學指南在人才培養目標方面的銜接情況,發現大學英語教學指南在人才培養目標方面的要求相較於高中英語課程標準沒有顯著提升(李民 2025)。這種研究範式與以往大部分研究聚焦於某一學段課程標準的研究不同,橫向研究範式明顯(如圖2橫向箭頭上側所示)。外語教育學橫縱兼具的研究範式有望給外語教育研究帶來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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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束語

外語教育學已正式列入教育部學科專業目錄,對外語學科影響深遠。但學界受傳統邏輯實證主義和科學還原主義影響,易對外語教育學的學科性產生誤解。本文以此為出發點,在原有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述了構建外語教育學的必要性,並從研究視角革新和研究範式革新兩個維度探討了外語教育學對外語教育實踐和外語教育研究帶來的可能影響。整體來看,外語教育學研究視角的革新和研究範式的革新,均具有典型的系統哲學基質,均屬於系統哲學在不同議題、不同層面的具體表徵。無論是外語教育學學科體系的構擬,還是其學科體系構成要素之間的邏輯關係,以及外語教育學橫縱兼具的研究範式,系統性均是其本質屬性。筆者認為,這種系統性思維與之前以科學還原主義為主的外語教育研究範式差異明顯,從庫恩科學革命的角度來看屬於研究範式上的革新。所以從這個維度看,外語教育學符合獨立學科的要求,可以被視作一門獨立的學科。

(參考文獻 略)


(本文首次發表在《當代外語研究》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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