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大學生常識，給碩士生方法，給博士生視野」是葛兆光教授對大學人文學科教學的看法，也是「葛兆光講義系列」的講授初衷。此系列收錄葛先生多年講授的多門課程的若干講義：針對大學通識課程的《中國經典十種》和《宋代文學十講》，針對大學歷史系本科生的《古代中國文化講義》和《古代中國藝術的文化史》，針對碩士生的《學術史講義：給碩士生的七堂課》，以及針對博士生的《亞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東部亞洲海域為中心》。這些講義均歷多年增補和刪訂，內容豐富而具啟發性。
系列的第一批四種講義於近日出版。葛先生專為「講義系列」寫了總的說明，及四書的序言或後記。本版摘錄於此，有刪節。
《葛兆光講義系列》（四種）
葛兆光 著
商務印書館
講課要「乘興而行，興盡而返」
我對大學人文學科的教學，曾經有個說法，「給大學生常識；給碩士生方法；給博士生視野」，很多朋友引用過，覺得我講得有那麼一點兒道理。不過，說歸說，做歸做，真正能夠按照這種方式上好課，卻沒那麼容易。
我在不同的大學講了三四十年的課，也換着各種主題講過很多門課，也曾儘力通過講課實踐這種理想，所以，準備課程和撰寫講義，要佔去我大部分工作時間。不過，也因此從講義到著作，出版了不少論著，包括我的《中國思想史》兩卷本和《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三卷本，其實原本都是講義。儘管錢鍾書先生曾經在《圍城》里很諷刺這種拿「講義當著作」又拿「著作當講義」的車輪戰法，可能那是因為他不必總在大學講課的緣故。
我有一個基本固定的講義撰寫模式。為了準備講課，我常常用紙筆先寫詳細的大綱，然後在這些大綱上，貼滿各種抄錄了史料或心得的簽紙；在講述一兩輪之後，便把這些五顏六色亂七八糟的紙本，轉錄成電腦格式的文本，接着再把它打印出來，在天頭地腳左邊右邊批註種種文字，並且繼續貼滿修補的簽紙。這樣經過三五輪增補和刪訂後，就成為最終的講義，而我在完成了最終講義之後，也就不再講這門課了。為什麼？因為既然已經完成，自己也已經沒有新鮮感了，這就彷彿《世說新語》里說的王子猷雪夜訪問戴逵，「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其實，好的講課人自己講述也是要「乘興而行，興盡而返」的，那種憑一本講義照本宣科講幾十年的事兒，我還真做不來。
講義和著作畢竟不同。著作可能需要有思想和新見，而講義最重要的不僅要明白，還要有知識。這個「葛兆光講義系列」，收錄了我多年講課講義的最終修訂稿。除了已經丟失的《中國史學史講稿》，已經由三聯書店出版的《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三冊）之外，這個系列大概應該包括以下若干種講義，即針對大學通識課程的《中國經典十種》和《宋代文學十講》，針對大學歷史系本科生的《古代中國文化講義》和《古代中國藝術的文化史》，針對碩士生的《學術史講義:給碩士生的七堂課》，以及針對博士生的《亞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東部亞洲海域為中心》。
以上這些講義，正在陸續整理出版中，如果還有餘力，那麼這個系列中也許還應該有一本給博士生的《亞洲中古宗教、思想與文化的交流》。
始於胡適曾任職的圖書館
《亞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東部亞洲海域為中心》是我近十幾年在復旦大學講「亞洲史的研究方法」這門課的講義。
之所以要講這門課，是因為2010年，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設立了「亞洲宗教、藝術與歷史研究」博士招生方向，必須要有一門和「亞洲史」有關的基礎課程。可是亞洲那麼大，沒有誰能包攬，沒有誰願意承攬這個活兒，我只能硬着頭皮自己來，於是開始準備講義。
講義的初稿是2011年的春天，我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客座時開始草擬的。胡適曾經任職的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亞圖書館（Gest Library），就在東亞系的Jones Hall隔壁Frist Campus Center的樓上。我真應該感謝這個圖書館！它收藏的東亞文獻給我提供了豐富的歷史資料，收藏的東亞論著也刺激了很多的研究思路。至今還記得，我當時在葛思德東亞圖書館裏，攤開稿本開始撰寫課程大綱，想到什麼就用筆在紙上寫下來，看到什麼也用貼紙記下來貼在大綱上。就這樣，兩個月里，漸漸積累了一大沓稿紙和五花八門的資料。
五月中回到上海，就開始把大綱和資料，另外手寫，重新修改成講稿，那時的講稿很粗略，只是作為講課時的提示性內容。我歷來講課，都是一邊講一邊完善。這一年的九月開學，在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和歷史系第一次講這門課，當時的自我感覺，好像還頗像模像樣。於是此後十一年裡，陸陸續續講了八九次，講了再改，改了又講。在十幾年裡，這份講義漸漸地從手寫的大綱和抄錄的貼紙，變成錄入電腦打印出來的講義，打印的講義天頭地腳上，陸陸續續又寫滿了新的內容，旁邊又貼上了好多寫滿字的貼紙，然後，再一次重新錄入打印。周而復始，到了2021年，終於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經過近十輪講述，2021年的秋冬學期，我最後一次上這門課，手中的講義也漸漸成形。很多人都知道，多年來我的習慣是，一旦講義完成並交付出版，這門課便不會再講了，既是自信它已經完成使命，也是因為害怕再照本宣科讓聽眾笑話。可是，也許是因為這門課完全是一個嘗試罷，這回我還是感到了一點兒不自信，我總是在想，課雖然講完了，但不知道這門課的目的，是不是真的達到。
葛兆光（左一）與燕爽、戴燕參觀社聯東館
不能不多講一些「有用」的課
《學術史講義：給碩士生的七堂課》是我近二十年來給碩士研究生開「中國學術史專題」課程的講稿，這門課在清華大學講過，也在復旦大學講過，原意是想給剛剛進入研究之門的碩士生們一點兒有關學術史的常識，從學術史里學到做學問的方法。我一直覺得，從學習常識的大學生，變成創造新知的碩士生，是一個大轉折，之所以叫「研究生」，就是說要開始自己獨特的研究，而要有自己獨特的研究，就得對自己從事的這個領域裏前人的研究狀況，多少有一點兒了解，而前人的研究狀況，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學術史」。
不過，「學術」的內容太廣，「學術史」的範圍太大，我知識有限，只是講了很小的一部分，也只是在我熟悉的思想史領域。所以嚴格地說，這本書的書名應當叫「古代中國知識、思想與信仰研究的學術史」。但是，作為出版物，書名不宜太冗長太纏繞，所以不避疑義，乾脆就叫「學術史講義」，為了說得明白，又在下面加了一個副標題叫「給碩士生的七堂課」。
我本來也沒想出版，但聽過這門課的學生，特別是同在文史研究院任教的張佳博士卻很鼓勵我出版。為什麼？他說「這門課很有用」。「有用」這個詞在如今大學人文學科里，多少有一些不合時宜。現在的大學人文學科，有人常常標榜「無用之為大用」。有時候說得興起，甚至把坐在虛空雲端里講的一些不着邊際的話頭，以及類似「安慰劑」一樣的心靈雞湯，也當作人文學科祛除自卑、傲視眾生的本領。所以，他們不免對工具性的「有用」嗤之以鼻，以至於害得有些研究生也走上「游談無根」和「放言高論」的路向。
曾經讀到宋人引用米芾（1051—1107）論書法的一段話，這個大書法家說，前人講書法，常常是「徵引迂遠，比況奇巧，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是何等語？或遣詞求工，去法愈遠」。他覺得，這對學習書法的人毫無意義。他倒是要講實在的方法，「故吾所論，要在入人，不為溢辭」。這裡的「入人」二字，相當有深意，就是你講的道理和方法，要讓人能真的進入書法之門。我很贊同這個說法，當老師的，不能不多講一些「有用」的課，讓碩士研究生從一開始，就學一些基本知識和有用方法，免得將來成為徒有屠龍技卻無所施展的空頭學者。
那麼，什麼是有用的？我曾經說過，人文學科應該「給大學生常識，給碩士生方法，給博士生視野」。這門課是給碩士生開設的，我曾經強調這是給碩士一年級學生開設的，所以，格外注重入門的「途徑」和「方法」。正如我在《開場白》里所說的，從大的來說，就是通過學術史了解你從事的這個領域或者這個主題，「現代學術」是怎樣從「傳統學術」中轉型而來的，了解這一領域的「學術轉型」之背景是什麼，這一領域的當下學術研究的趨向、理論和方法如何，未來學術發展的可能方向是什麼；從小的來說，就是通過學術史，看看各領域裏前人做了什麼，他們怎麼做的，誰做得好誰做得不好，誰的研究是典範，還有什麼地方什麼課題可以做。
古代中國有一個人所皆知的故事，就是點石成金。當老師的，是給研究生現成的金子讓他花，還是給他一個可以點石成金的指頭？我覺得後者更重要。古人曾說「鴛鴦綉出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可現代學術和現代教育，卻偏偏強調要「金針度人」。老話說，「授人以魚，何如授人以漁」，我想，我這門課不敢說是「金針度人」，但至少我有「授人以漁」的願望。
從櫻花到跳躍的紫陽花
這本《古代中國文化講義》出版於十五年以前。趁着今年（指2020年）在日本訪問，遭遇新冠肺炎病毒流行不得不困守東京的時機，重新對此書進行大規模的增補修訂。
這次增補修訂，主要做了以下四方面的工作。第一，新增加了《開場白》和第一講《漢字形塑了「中國」？》，在各講中，也增補了若干節內容，使得全書的講述更加完整。第二，給每一講增加了「閱讀文獻」，選錄數則古代有關文獻，目的是讓讀者在聽我講的同時，也閱讀一些關鍵文本，直接體會古代中國文化的各種傳統論說；同時，也適當調整或補充了「參考論著」，增加一些新的研究著作，供一些有心深入研究的讀者參考。第三，重新全面修訂了文本，至少改正、調整和補充了上千處文句，也許，經過這番修訂，全書的表達會更加流暢和準確。第四，把過去的插圖重新做了調換，補充了近百幅圖片，也許這更能呈現所謂「左圖右文」的講義性質。
回頭翻看工作日誌，發現這次增補修訂，竟然從四月一直到七月，延續了三個月。在這三個月中，東京如雲如霧般的櫻花謝了，接着是奼紫嫣紅的杜鵑，杜鵑花之後，到處是玲瓏跳躍的紫陽花，等到修訂完畢的七月中，則看到滿池塘的荷花爭相開放。面對如畫般的美好風景，你想像不到這場疫情，會如此肆無忌憚地攪亂生活和工作，以至於我在東京大學的計劃完全停頓。在這三個月中，唯一還能自我安慰的，就是終於定下心來，把這本講義從容修訂完畢。
差不多三十年里始終受歡迎
細心的讀者如果看《中國經典十種（修訂版）》這本書附錄的幾篇序言，就知道這部書原本是我在北京清華大學任教時，給大學生講「通識課程」時寫的講義。這部講義在1993年出了第一版（香港中華書局），2002年經過修訂，又出了第二版（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經過再次修訂補充之後，出版了第三版（北京中華書局）。現在大家看到的是第四版，這次收入商務印書館的「葛兆光講義系列」時，我又做了一點兒修訂補充，主要是增加一些新資料和新發現。在每篇之後，增補了「文獻選讀」，而在「參考書目」中，也增加了一些新近出版可資參閱的著作。
一部面對大學生（尤其是非文科的大學生）的，應該說是通俗淺近的講義，居然能在差不多三十年里始終受讀者歡迎，這讓我很吃驚。前不久還有一位讀者特意給我來信，說這本講義很「有用」，僅僅是「有用」這兩個字，就讓我很欣慰了。它還「有用」，就說明如今這個變動不居的時代，還需要對傳統中國經典的閱讀，也還需要對「什麼才是中國經典」這個問題的解釋，也還需要對「正確理解傳統經典意義」的引導。
關於這些問題，我想，我在2008年版的序言中說得很清楚，這裡就不再重複，希望讀者在閱讀本書之前，看一看那篇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