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聊一下見惑中的「見取見」。「見取見」，簡單講就是執著自己的見解是對的，別人的都是錯的。司馬認為莫言的作品，充斥着太多的社會黑暗，之所以得諾貝爾獎是迎合了西方人抹黑中國的口味。這就是典型的「見取見」。司馬的文學修養與莫言完全不在一個等級，估計他連莫言的作品都沒有讀過吧，否則也不會有如此結論。
我們認識莫言，多是從張藝謀導演在1987年拍攝的《紅高梁》開始的。該片獲得了第3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也是首部獲得此獎的亞洲電影。張藝謀之所以看中這篇小說，就是因為它有一種地道的民族氣質和民族風格，小說中的男女，豪爽開朗，曠達豁然，隨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歡樂。
那《紅高梁》講的什麼故事呢？有沒有司馬所見的那麼黑暗？它是以抗戰時期的山東高密為背景，講述了男女主人公曆經曲折後一起經營一家高粱酒坊，但是在日軍侵略戰爭中，女主人公和酒坊夥計均因參與抵抗運動而被日軍虐殺的故事。小說塑造了我的奶奶、我的爺爺、羅漢大叔等一批中國普通老百姓群像，歌頌了他們敢生敢死、敢愛敢恨的民族精神，也對中華民族的歷史、性格、心理、文化以及生存方式作出了思考。
莫言那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蛙》講的是什麼呢？《蛙》以新中國近60年波瀾起伏的農村生育史為背景，通過講述從事婦產科工作50多年的鄉村女醫生姑姑的人生經歷，在形象描述國家為了控制人口劇烈增長、實施計劃生育國策所走過的艱巨而複雜的歷史過程的同時，成功塑造了一個生動鮮明、感人至深的農村婦科醫生形象；並結合計劃生育過程中的複雜現象，剖析了以敘述人蝌蚪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卑微、尷尬、糾結、矛盾的精神世界。小說深刻反映了中國60年代生育史，也揭示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靈魂深處的矛盾與懦弱。
2011年，《蛙》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2012年，《蛙》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從時間上看，是我們國內先肯定了這部作品的價值，然後才有國際上的聲譽。既然我們都肯定了，為何還有一些人看不慣呢？這就是屬於文學修養和認知上的差距。 司馬顯然在文學領域是淺薄無知的，他拿出了自己的論據：莫言曾說我有一種偏見，我認為文學作品永遠不是唱讚歌的工具。為什麼他不能歌頌我們偉大的祖國呢？言外之意，莫言應該像他那樣直言愛國，大膽表現。如果你不把「我愛國」三個字說出來寫出來，說明你心中有鬼。
現在我們回頭看看莫言的原話是什麼樣子的：2005年12月，莫言在接受香港公開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時，作了《我怎麼成為作家》演講，演講中，他這樣說道：
「剛才校長閣下也說我是一個敢於講實話的作家，這一點我確實是同意的。如果因為我說實話，授予我榮譽博士的話，我倒認為當之無愧……我認為講真話毫無疑問是一個作家寶貴的素質。如果一個作家不講真話，那麼這個作家就勢必要講假話。講假話的作家，不但對社會無益，對老百姓無益，也會大大影響文學的品格。因為一部好的文學作品，肯定是有一個真實的東西在裏面。它應該是來源於生活的，真實地反映下層人民的生活面貌。如果有誰想用文學來粉飾現實，用作品來讚美社會，我覺得這個作品是很值得懷疑的。我有一種偏見，我認為文學作品永遠不是唱讚歌的工具。文學藝術就是應該暴露黑暗，揭示社會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類心靈深處的陰暗面，揭示惡的成分。所以我的小說發表以後，有的讀者不高興，因為我把人性丑的部分暴露得太過厲害，把社會上一些地方暴露得太真實了。對於這些觸及人類靈魂、暴露人類靈魂醜惡的作品，他們覺得很受刺激。我最近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後記的最後一句話就是，「哪怕只剩下一個讀者，我也要這樣寫。」
這就是一個作家的風骨和堅守。 這是司馬之流三生都無法做到的，理解都不可能。他用自己的「見取見」去概括別人的偏見，這本身就是一種愚痴。莫言的講這話的前提是：自己有偏見，他就愛用這種形式去寫，有什麼不可以呢？從古至今，從四大名著到《吶喊》，多是以揭露和批判為主，因為揭露和批判的力量要遠遠大於歌頌，尤其是我們這個富足的時代，更容易迷失方向，更需要的是揭露和批判，唐山打人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沒有人放出視頻揭露，唐山人民還活在文明城市之中而自豪。
我個人而言，對文學形式的表達應該是多樣化的。你可以學李白去讚美「雲想衣裳花想容」，可以學習杜甫揭露「朱門酒肉臭」，也可以學王維佛性的「坐看雲起時」，但你如果非要把堅持揭露黑暗就看成是負能量，就是抹黑中國，那隻能說明你是見取見太深，已變成了邪見。何況你自己不也是一直在揭露聯想黑暗操作嗎？你不怕被美帝利用造謠我們多腐敗嗎？怎麼只允許你揭露，就不許別人寫了呢？
最後我想說，司馬若要成長應先破見惑，如果不能破，就去懟一下作協：2000年以來，享受着國家福利，為什麼卻創作不出一部歌頌偉大祖國的經典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