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峰：什麼是年輕人在大學裏最重要的事情？

當我們來到大學，生命中就有了一段寶貴的時光叫大學生涯。比起漫長的人生道路，這四年很快就會過去，我們怎麼來看待這四年的大學生涯？這本來不是一個問題，我們都會很珍惜這段時光，但在今天，它卻成了問題。因為今天，人們似乎把四年的大學生活看成是謀取好職業的途徑和手段，大學儼然變成了一個職業培訓所。這樣一種大學教學的功利主義傾向到處蔓延，以至於遺失了大學教育的初衷。

倘若我們來到大學是為了接受高等教育，那麼，什麼是高等教育？如果高等教育僅僅提供應對未來工作的技能培訓，僅僅是人們成為專業人才之前的預演和訓練，那麼大學就不需要了，我們需要的僅僅是職業培訓所。在我看來，"University（大學）"是一個民族的科學共同體，一個民族的精神中心。這裡有一批人，守護着民族的精神家園，擔當著推動科學進步的使命。一句話，這裡是追求真理的地方。

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在人生的青年階段，能夠有四年的時間來到這樣一個追求真理的地方，應當是非常幸運的。在四年的大學生活中，我們可以有一段暫時與現實社會的利益體系相脫離的平靜時光。這一點在今天這個時代格外寶貴。

我們應當拿這一段跟現實社會"脫節"的平靜時光來做什麼？來求學、問學、求真，來追求真理。

倘若人在知識領域中的一切活動都只是為了追求實際的利益，那麼天下也就不會有學問和真理了。真理與公理無關，真理從來不是達到利益的手段和工具，真理是人心靈本質上的需要。　

人生理想與職業理想

讓我們來看看今天的中國社會吧。

年輕人會看到許多成功者，他們也許會在富豪榜上留下名字。而我認為，按照當今社會的成功標準，許多成功者其實不一定有生命的幸福感。因此，我們討論學問與人生的問題，其實關係到每一個年輕人的人生理想。

我很想了解今天的年輕人是怎麼看待人生理想的。大家可能會犯一個錯誤，不知不覺就混淆了兩個概念：一個是職業理想，一個是人生理想，錯把職業理想當成人生理想。

在古典時代，這兩個概念經常可以重合：一個人實現了職業理想的同時，也就實現了他的人生理想。比如，一輩子做醫生的人，醫生就是他的職業，在這個職業中，他也實現了個人的價值、個人生命的意義。一個人的職業理想能夠跟人生理想重合，是一種幸運，將來還會由此衍生出敬業精神。

但在今天，這種重合出現的概率很小。

之所以不能樹立起敬業精神，就是因為我們從事的職業跟人生理想無關。

當我們在比較目前的職業和將來更好的職業的時候，「更好」的標準是什麼？是外在的成功、某種社會地位的提高或者薪水的提高嗎?

有的人不斷跳槽或者被「炒魷魚」，終無止日，每走一步，他都認為自己在前進，就這麼度過了一生。我無法想像在這樣的一個生命歷程中，生命的意義會有多大的光輝。

我曾經遇見一位上海重點高中的應屆畢業生。當我問他對自己將來的期望是什麼時，他的回答是成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當我問及這是否是他的人生理想時，他回答正是。我默然。

愛因斯坦的智慧讓他在非常年輕的時候就懂得了這樣一個道理：我們來到世界上，不是希望能夠得到什麼，而是希望能夠做到什麼。我在少年時期就聽說了愛因斯坦的這句話，並一直以此激勵自己。

從希望自己能夠做到什麼這一點出發，才可能樹立起人生理想，人生理想和我們能夠得到什麼沒有關係，與我們能夠做到什麼才有關係。

以愛因斯坦本人為例，像他這樣一個人物，按照今天的標準可能並不屬於英雄或者成功的典範，他不是世界首富，給予他英雄地位的也不是他所擁有的資本的數量。

在大學畢業以後，愛因斯坦去了專利局，做一個普通的工作人員，這是他的職業。這個職業當然不是他的人生理想，繼續思考物理學所面對的危機，實現一場物理學的革命來克服物理學的危機，這才是他的人生理想。他堅持了這個理想，所以他能夠在專利局工作的這段時間裏繼續他的科學探索。

我相信，不管今天的時代跟以往的時代有多麼不同，人生的基本真理是亘古不變的。大家既然來到了大學，獲得了追求真理、推動學問事業進步的機會，那麼至少應當在大學四年的生涯中，追逐我剛才講的那個意義上的人生理想，也就是真正發現自己能夠做到什麼。

我們往往不得不在大學畢業之後暫時服從某種職業；服從這種職業是沒錯的，因為這是謀生的需要，謀生總是第一位的事情。魯迅先生有一句話說得好：自由固然不是錢可以買到的，卻往往會因為錢而被賣掉。

問題在於，當我們終於可以不需要為謀生而出賣自由的時候，是否還能有理想，還能因為那理想再把自由贖回來。倘若根本沒有人生理想，那麼就永遠不再可能把那個賣掉的自由贖回來了。

學術之精神是高等教育的靈魂

大家一定知道著名的「錢學森之問」——中國為什麼這麼多年都未能培養出傑出的人才？錢老問的並不是中國為什麼培養不出市場經濟舞台上的英雄。

今天的高等教育究竟缺失了什麼？我認為是缺失了靈魂。什麼是高等教育的靈魂？我認為是學術之精神。倘若學術不能和社會保持足夠距離，反而淪落為社會一部分利益階層、利益體系的博弈工具的話，學術就不可能發展，甚至會發生變質。

蔡元培先生做北大校長時，曾經提出「為學術而學術」的理念。許多人不理解，認為這是象牙塔里才會有的說法。其實這句話是完全正確的。學術不用為人類的進步而奮鬥，但是學術能夠為人類進步作貢獻，或者為中華民族作貢獻，前提就是與社會的利益體系保持足夠的距離。學術之獨立，也就是蔡元培先生講的「為學術而學術」的含義。

我們在大學四年當中就要養成這種學術之精神。不管每個人攻讀的專業和將來的職業多麼緊密或者不夠緊密，這並不重要。在大學裏學習，並不僅僅為了培訓謀職的能力，而是一種探索。

哪怕大家對自己的專業很反感，從來沒想到會喜歡上它，甚至是沒辦法被調劑到這個專業的，我們還是要用四年的時間去研究它。因為研究這門科學，跟老師同學一起探討該領域裏最基本也是很困難的問題時，可以獲得這一輩子以後未必能獲得的學術經歷——體驗學術冒險，解決現在所有人都還沒有解決的問題，也許最後失敗了，但是我們能夠從中獲得比結果本身多得多的東西。

我一直強調，大學生活是豐富多彩的，有校園文化、社團活動，可以談戀愛，可能被偷單車，會抱怨食堂伙食不好，還會漸漸感到囊中羞澀，買不起淮海路高檔商店裡的任何一件豪華商品……這一切都沒問題，關鍵是這四年的主題是什麼？

我想起當初我考入復旦大學攻讀碩士研究生時，前校長謝希德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她一共講了三句話，第一句話是歡迎來自全國各地的研究生，祝賀你們考入復旦；第二句話是從現在開始，每一個理科的學生，都要以實驗室為家，每一個文科的學生，都要以圖書館為家，珍惜這難得的三年的光陰；第三句話就是謝謝大家。如此簡短的開學典禮演講，我卻銘記了一生。

復旦的傳統、復旦的精神是由一百多年的歷史，以及那麼多把一生的光陰投入到復旦的學術研究中的老師積累起來的，大家匯聚在一起，用黑格爾的話來說，這裡就是「知識分子的聖所」。大家來到這裡，不僅僅是為了得到一個有光環的文憑。如果能夠這樣看待問題，我們就要對當下時代的種種功利主義採取抵制和拒絕的態度。

我們應該慶幸自己終於獲得了一種機會，如馮友蘭先生所說：以心靜觀宇宙，靜觀真際，可以對真際有理智的和同情的了解。真際就是真理的境界，要用心去靜觀，可以作為通往聖賢境界之門路。

學術精神與人生的關係

學問不僅是智力的成長和能力的提高，它同時是人生境界和生命信念的基礎。在我看來，學問與人生之間的關係分七個不同方面。

第一，學術的精神讓我們能夠真實地形成虛懷若谷的謙遜態度。只要投入過一段時間去探索生命真理，去求學問真，就一定會知道自己是多麼無知。知識越多，就會察覺到自己不知道的更多。

所以從學術體驗中形成起來的學術精神，讓我們一生都能夠保持虛懷若谷的謙遜態度。它不是禮貌，不是客氣，而是真實的。我永遠不會自以為是，好像真理在握；我也許已經知道了很多東西，對學術的某一個領域做出過一點貢獻，但我自知不知道的更多。這會影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哪怕在不做學問的時候，我們也能夠這樣去思考問題，這是學者氣質的一個重要方面，它要在大學四年里養成。

第二，學術精神讓我們擁有了開放的頭腦和善於傾聽不同意見的習慣。大家來到大學，跟老師同學一起研究這個學科領域裏的重要問題，一定會有很多討論。在這種討論的場合，我們不僅要發表自己的見解，更要聆聽別人的見解，尤其是自己的觀點遭到反對的時候，能否繼續用心傾聽？能否打開心扉接受不同的意見？

不要認為自己獲得的東西就是唯一正確的，很多時候可能只是因為我們沒有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問題而已。所以，經過四年的學術探索和學術體驗，我們應該形成一個善於傾聽不同意見的開放的頭腦。

第三，學術精神讓我們擁有了自我批判的勇氣。一個人要自我批判是很難的，尤其是在成熟了，經歷許多人和事之後，會慢慢地失去自我批評的能力。

從這一點而言，我非常佩服梁啟超先生，他總是「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總是在自我批判中前進。他本來追隨康有為先生時，是推崇君主立憲制的，後來他接受了「共和」的觀念。

「以今日之我批昨日之我」，是需要勇氣的，這就是自我批判的勇氣。在學術研究中，這種自我批判的精神，會讓我們受用的。哪怕將來不再從事學術研究，而是走上社會實踐崗位，在取得一些成績以後，也千萬別忘了，還是要保持這種自我批評的勇氣。這是四年大學生活帶來的一個重要收穫。

第四，學術探索的體驗讓我們總是能夠把一個要處理的具體問題，放到學問的意義系統當中去，重新認識和評價它。有時候老百姓也會碰到我們研究的問題，但他們不會學術地去思考，往往只是從工具理性的角度發問：到底應該用什麼方法來擺脫困境？當然大家都有這個目標，但是理解問題的性質、來龍去脈，就需要把它放到學問的意義體系中去思考。所以，在大學畢業前完成一篇學位論文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這就要求我們把學術問題放在一個意義的背景中去重新考量。

有一個學問體系作為基礎，把問題放到一個更大的問題維度來思考，這是一種很好的習慣。

第五，我們永遠不是就事論事地討論一個問題，這是學術體驗也是學術精神對我們將來人生的一個重大意義：系統地談論一件事情，把這件事情放在一個意義中去嚴謹地思考，這應該成為我們的習慣。

在工作中也是如此，哪怕日後做的事情和大學裏學的專業沒有什麼關係。在面對要處理的現實事情時，我們仍舊保持這種思考習慣，這就是我們將來無論在哪個領域，都有可能成為領導者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我看來，商人和知識分子並沒有什麼根本區別。明朝的李夢陽有一句話說得好，「詩與商，異術而同心」，就是說他們做的事情不一樣——「異術」，但「同心」；企業家也是把做企業當做是完成一篇很大的論文，用學問來提煉和提升它的。

第六，四年的大學生活讓我們在學術體驗的過程中贏得了學術之精神，這種精神讓我們在一生中總是懷有精神的飢餓感。

身體健康的標準是什麼？胃總是處於飢餓狀態，對食物有不可抑制的慾望，這就是身體健康的標誌。那麼，心理健康的標準是什麼呢？也是飢餓感。無論對這個世界，還是對所學的專業，總是覺得目前所知是遠遠不夠的，總是滿懷着各種好奇心，總是覺得有許多事情更想要去了解，這就是精神上的飢餓感。

牛頓晚年說：我就是一個孩子，在海邊撿貝殼，撿了一輩子，每撿到一個貝殼，我就很喜悅。永無饜足的精神飢餓感就是心理健康的根本標誌。

所以，一個人太成熟會讓人害怕，因為太成熟，會老於世故，會以為自己樣樣都懂，這基本上也就是成年類人猿的表現。類人猿跟人最相像的階段是幼年，充滿了好奇心，不斷模仿、學習，慢慢長大成年了，就覺得自己樣樣都懂，開始教訓起幼年類人猿了。

我們不能像成年類人猿那樣。四年的大學生活應當讓我們在學術精神的獲得過程中形成終身不會去掉的精神資源，無論工作多忙，一有閑暇時光，總是想學到更多更好更高境界的東西。

第七，學術精神總是能夠將我們有限的人生與不朽的東西連在一起。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那麼人生的意義應當寄托在哪裡？我認為不應該寄托在有限人生中所面臨的這個或那個東西，因為沒有什麼是長久不變的。

我們不能依靠其中任何一個自認為特別重要的東西，靠着抓住它，從而使人生有意義。

所以禪宗有一句話：「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自性」，就是「自本性」，也叫「佛性」。佛性呈現，萬事萬物就向人呈現出它的意義來了。而這萬事萬物中，沒有一件事物可以讓你獲得生命的意義。

「自性本無一法可得」，「法」就是事物。比如，一個人經過多年努力終於買到了夢寐以求的豪華別墅，他認為，從今天起自己就會很開心，從擁有豪華別墅起，美好人生就開始了。這是不可能的，最起碼，豪華別墅將來由誰來居住，這個人就不可能知道，他只是一個暫時的駐留者，從這個意義上說，別墅充其量只不過是一座旅館。

每個人的人生都是這樣有限、渺小的，那麼虛無的人生到底在哪裡獲得意義呢？我認為只有和不朽的東西連在一起，它才會有意義。

在追求學問和真理的道路上，我們才終於贏得、領會到某種不朽的、超越的存在，它高於每一個「小我」，讓每一個「小我」的生命無意義。

比如音樂家，在音樂領域裏取得了一點成功，贏得了鮮花和掌聲，他會感受到，音樂造就了他的生命意義，倘若世界上沒有音樂，他的生命意義就無從寄託。於是音樂家到了晚年，當他在演奏或者表演創造方面的能力開始衰落的時候，最大的願望就是培養學生，悉心照料弟子甚於照料自己的孩子。這就是他對不朽的音樂事業的感恩和報答。

而我們在追求學問的道路上，也會領悟到這種超越的東西。

一個人的信念來自哪裡？並不是來自某種具體的事物、事物的重要性，甚至於造就這種重要性的東西。人生的信念應該建立在我們對某種不朽的、超越的東西的領悟上，我們知道它無比重要。在追求學問的過程中領會到這種不朽，就是學術之精神對於我們一生的意義。

大學不應僅僅追求社會精英的培養，而更應該致力於培養能夠擔當民族、擔當天下的脊樑。

竺可楨先生說得好，切莫以為來到大學就是為了將來能做工程師、醫生，人們來到大學做學問，應該是為了將來能夠擔當大任、轉移國運。

這些話聽起來可能會覺得很沉重，但是為了讓我們的生命有意義，我們必須抓住這份沉重。

所以，黑格爾在受邀到柏林大學擔任哲學系主任後的第一次講課上就說，年輕人在大學裏面應當幹什麼？只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追求真理。

來源：《學問與人生——王德峰教授在復旦大學的講演來源 》原載 2012年《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