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經記者 陳靖斌 深圳報道
“嚴格意義上就是一個人。”面對《中國經營報》記者關於團隊規模的追問，導演、編劇、AIGC創作者鄒曉勇沒有把答案說得更複雜。過去，他長期以獨立導演身份在電影和戲劇領域創作，與不同出品方、製片方合作推進項目；現在，在AI工具、雲端平台和算力配套逐漸成形的背景下，他給自己的位置換了一個更貼近當下語境的說法——OPC創業者，或者“超級個體”。
這並不是一個單純關於個人工作方式變化的故事。鄒曉勇正在籌備幕光影視科創，手頭同時推進兩類項目：一類仍是科幻院線電影后期，另一類則轉向AI短劇、AI短片等新內容形態。在他的敘述里，影視生產的基本邏輯正在被重新壓縮：原本需要多人分工、長周期推進的創作流程，被切割、重組，再被一系列AI工具重新接管；過去按年計算的電影后期和籌備節奏，開始被按周、按天甚至按小時計量。
變化並不止於效率。採訪過程中，鄒曉勇一邊談劇本如何從“幾個月甚至半年”壓縮到“幾天到一周”，一邊反覆把話題拉回創意、審美、算力和平台支撐這些更底層的變量。工具門檻的下降，讓“一個人做一部片子”變得前所未有地接近現實；但在另一面，影視工業中那些過去被團隊、預算和流程吸納掉的約束，也正在以新的形式重新顯現。
OPC創業者、青年導演鄒曉勇（受訪者供圖）
從百人劇組到一人開工
鄒曉勇向記者介紹，自己原本就長期以獨立導演、編劇的身份工作，電影、戲劇和影像創作經驗疊加，使他對傳統影視生產鏈條的時間成本和組織成本有直接體感。如今籌備中的幕光影視科創，名稱本身就帶着明顯的創作意圖：把電影誕生初期的傳統語言，與當下最前沿的AIGC生產方式連接起來。
這種連接，首先體現在他正在推進的項目形態上。一邊是《記憶人生》《追光火星》等院線電影后期工作仍在繼續，另一邊則是AI短劇、AI短片等內容生產被同步提上日程。鄒曉勇向記者表示，過去電影后期高度依賴特效系統，周期漫長、成本高企，現在自己“基本都在嘗試用AI來做電影后期”。與此同時，他也在做以大灣區城市為背景的AI短劇《灣區幻城記》等項目，把深圳、廣州、香港、澳門等城市空間放進未來感敘事中。
如果說項目布局的變化，還只是內容形態上的並行切換，那麼更明顯的變化發生在生產流程內部。在採訪中，當記者問到劇本是否也已交由AI生成時，鄒曉勇給出的回答頗為明確：核心創作仍由人完成，劇本先由自己來寫，再交給AI工具優化、打磨。他向記者表示，過去寫劇本是一個反覆調整、長時間磨合的過程，往往要花幾個月，甚至半年；現在，初稿形成和結構優化的時間被大幅壓縮，幾天即可完成一個較完整版本，再用一周左右繼續打磨。
這種壓縮並未停留在文字階段，而是沿着影視工業鏈條繼續向後傳導。鄒曉勇向記者回憶，傳統電影生產通常從劇本打磨開始，之後還要經歷備案立項、與投資方溝通、建組籌備、實拍、補拍，再進入更漫長的後期製作。單是前期籌備，半年到一年並不罕見；中小規模電影的實拍周期通常也要一個月到兩個月；真正拖長整體周期的，往往是後期。特效、初剪、二剪、定剪、調色、配音、配樂、演員返棚補錄，層層疊加之後，一部電影按兩到三年計算，在他的經驗里並不誇張。
而AI介入後，原本分散在不同工種、不同團隊之間的節點，開始被重新收攏。鄒曉勇向記者表示，自己最近完成過一部約10分鐘的短片，從創意到成片僅用了4天。這4天里，不僅完成了畫面生成，還同時涵蓋配樂、語音、後期剪輯以及海報製作。與此相對照，如果用傳統方式完成同樣體量的作品，周期至少需要數月。
在採訪現場，鄒曉勇把這種變化概括為“從多人合作變成人機合作”。在他的設想中，傳統劇組裡由製片、美術、攝影、創意等部門分別承擔的職責，未來可以被不同AI工具按功能拆分，再組合成一個“數字劇組”。“有的負責創意，有的負責製片，有的負責美術指導，有的負責攝影指導。”他向記者描述這一構想時，沒有把重點落在“替代”上，而是落在流程重排上：過去由上百人完成的協作鏈條，正在被收束為一個人對多個數字工具的調度與管理。
這種調度能力，也改變了“個體創業”的含義。鄒曉勇向記者表示，過去的獨立導演某種程度上也是“超級個體”，只是那時缺少足夠成熟的雲端平台、端側工具和算力支撐，許多流程仍需反覆協調外部資源。現在，創作者面對的情形開始不同：從劇本、畫面生成到剪輯、配樂、海報，一整條內容生產鏈逐漸具備了在單人主導下完成的可能。這種可能性並不意味着影視工業被簡單縮減成個人勞動，而是意味着原本外溢在團隊、預算和時間上的複雜度，被重新吸收到創作者個人的操作系統之中。
在這一意義上，OPC並不只是團隊人數的縮小，更像是一種生產關係的重排。過去影視項目的推進依賴“很多人+很長時間”的積累式運轉；現在，鄒曉勇所描述的則是“超級個體+高頻迭代”的新節奏。變化本身，已經從個案經驗外溢到方法論層面。
一人拍片的背後，拼的是算力和創意
不過，生產鏈條被壓縮之後，問題並沒有消失，只是換了位置。採訪中，鄒曉勇多次把效率、成本和個人能力之外的話題，落到同一個關鍵詞上：算力。
在他看來，AI影視的效率並不只取決於用了什麼工具，更取決於背後的平台能否穩定、持續、足量地提供算力。鄒曉勇向記者表示，現在不少平台生成一段十幾秒的視頻，等待時間仍然較長；當創作節奏已經被壓縮到按天推進時，這種等待本身也會重新構成時間成本。也因此，他反覆提到，AI時代創作效率的差異，很大程度上來自雲端支撐能力，而不只是創作者本人的想法有多快。
但算力之外，真正決定作品差異的，仍然是創作者本身。採訪中，當記者問及門檻下降是否會帶來內容泛濫時，鄒曉勇並未迴避。在他看來，未來人人都可以做視頻，就像智能手機普及後，人人都可以拍照片；但“能做視頻”與“能做電影”並不是同一個概念。AI降低了進入門檻，卻沒有取消創作能力的差異。鄒曉勇向記者表示，AI會放大一個人的創意、審美和導演能力，也會同步放大其短板。
這使得AI影視在當前呈現出一種並行狀態：一端是流程壓縮、成本下降和單人操作空間擴大，另一端則是作品質量對個人能力的依賴進一步強化。過去很多人是“有想法但做不出來”，因為缺少資源、團隊和預算；現在，當工具和平台逐漸齊備，真正被拉到台前的，就是創意與個人能力。
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他把視線投向了更長鏈條的目標——AI科幻院線電影。採訪最後，鄒曉勇向記者提到，自己一直想推動“中國第一部AI科幻院線電影”出現。在他的敘述中，AI已經可以進入廣告、短劇、網絡平台內容等多個領域，但要完整進入院線電影這一傳統工業體系，仍面臨另一層面的結構約束：不同類型內容對算力、平台、資源配置和生產標準的要求並不相同，AI短劇、AI短片與AI科幻院線電影之間，也不能簡單套用同一套支持邏輯。
不過，在鄒曉勇的設想里，AI科幻院線電影並不意味着“一個人單打獨鬥完成一切”。他更想表達的是，AI正在改變電影的組織方式，而不是取消協作本身。過去，一部院線電影往往需要上百人甚至一兩百人的劇組；而在AI介入後，這種傳統的大體量協作鏈條，正在被重組為由一個主導者統籌、多個超級個體協同推進的新模式。
鄒曉勇向記者表示，自己也正在朝這個方向推進相關工作。在他的理解中，未來如果要做一部AI科幻院線電影，核心並不是回到傳統劇組的組織方式，而是由自己作為主導者，圍繞具體項目去集結不同類型的OPC創業者，也就是不同能力結構的“超級個體”，共同完成創作、生成、後期與統籌等環節。與傳統院線電影相比，未來AI科幻院線電影所需要的團隊體量、製作成本和組織成本，都有望被進一步壓縮，甚至可能在10人以下的規模內，完成一部院線電影的主要製作流程。
因此，他在談到外部環境時，關注點並不落在泛泛的鼓勵上，而是落在更細化、更具針對性的配套支持。鄒曉勇向記者表示，針對AI電影、AI短劇等不同場景，未來如果能夠在算力平台、資源配置等方面形成更具體的支撐方式，項目推進的可操作性會顯著不同。對他而言，這不是空泛判斷，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問題。
（編輯：趙毅 審核：童海華 校對：燕郁霞）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