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創新，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習近平總書記一直高度重視創新，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今年全國兩會上，總書記強調“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基本路徑。
在“十四五”規劃收官之年、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如何理性看待企業突破式創新的“中國現象”？如何破除體制機制的藩籬進一步推動創新鏈與產業鏈“共融共舞”？本報約請三位專家研討交流。
張江機器人谷的傅利葉智能機器人實驗室，正在進行通用機器人訓練、調試。
■主持人：劉迪 本報記者
■嘉 賓：單曉光 中國法學會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同濟大學上海國際知識產權學院教授
梁正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中國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劉志陽 上海財經大學創業學院執行院長，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團隊首席專家
主持人：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創新”出現40次。當下，以deepseek、宇樹科技等為代表的硬科技企業頻頻給予世界震撼。今天的中國，科技春潮正加速奔涌，科技創新的新時代正在加速到來。怎樣理性看待中國企業的突破式創新？
梁正：中國企業的突破式創新是當前全球科技格局中不可忽視的“中國現象”。這一現象的背後，既有獨特場景需求的驅動，也是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必然產物。
從現實需求看，中國龐大的市場為創新提供了良好實驗田。在工業機器人、新能源汽車等領域，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應用場景和消費群體。家電專利的湧現，人形機器人工廠和人工心臟的自主研發，正是基於國內醫療、製造業的剛性需求孵化出的成果。這種“市場牽引技術”的模式，使得中國企業能夠快速將技術轉化為產品，形成規模化優勢。
從發展階段看，中國企業已從“追趕者”轉向“引領者”。過去，中國創新更多依賴技術引進和模仿。如今，以deepseek、宇樹科技為代表的硬科技企業在各自賽道上不斷突破技術前沿。這種轉變得益於年輕一代企業家的崛起。他們成長於中國工業化和數字化的高速發展期，技術理想主義與務實精神並存。例如，王興興、梁文鋒等創業者更關注技術本身的價值，而非單純追逐短期利潤。這種“長期主義”思維，正是突破式創新的核心動力。
從生態體系看，中國創新正形成“內生+全球化”的雙循環模式。一方面，國內高校和科研機構培養了海量科學工程人才，為產業發展提供了基礎支撐；另一方面，企業通過吸納全球頂尖人才和嵌入全球產業鏈，快速進行技術迭代。中國創新的優勢並非僅靠單一要素，而是技術、資本、市場與政策的協同產物。例如，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崛起，正是電池技術突破、政策補貼、消費升級和產業鏈整合共同作用的結果。
當然，在肯定成績的同時也需要正視短板，理性看待突破的邊界。儘管中國在應用端創新表現亮眼，但底層技術（如芯片、工業軟件）仍依賴進口，基礎研究投入佔比遠低於發達國家。因此，中國企業仍需在保持市場敏感度的同時，加大對基礎研究的耐心投入，避免陷入“淺層次創新”陷阱。
劉志陽：在全球科技創新格局加速重構的背景下，中國企業的突破式創新已成為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核心動力。這種創新態勢既是國際科技競爭倒逼的必然選擇，也是國內產業升級的內生需求，更是企業面向未來構建核心競爭力的戰略行動。
近年來，我國企業在多個戰略領域實現了從技術追趕到局部領跑的跨越。比如，數字技術領域，deepseek大模型在複雜推理任務上達到國際頂尖水平；軌道交通領域，我國自主研發設計、自主製造的世界首台高溫超導高速磁浮工程化樣車及試驗線正式啟用，設計時速達620公里；生物科技領域，人工心臟研發突破體外磁懸浮技術瓶頸，10%高蛋白玉米新品種推動糧食安全戰略升級；其背後彰顯的都是我國創新體系的整體效能提升。
儘管成就顯著，但現階段制約突破式創新的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我國在一些關鍵基礎材料以及工業軟件領域還存在一定短板。比如在半導體材料、高端軸承鋼等35類關鍵基礎材料上，進口依賴度仍超80%；工業軟件市場外資佔比高達75%，eda工具等“卡脖子”問題亟待解決。這些瓶頸折射出我國創新體系在“0到1”原始創新、跨界協同機制、創新風險包容度等方面仍然面臨的深層挑戰。
當下，中國企業的突破式創新正站在歷史性拐點。我們當以更理性的視角審視創新進程，既要警惕“技術民族主義”的盲目樂觀，也要避免“短板焦慮症”的消極心態。在堅守“長期主義”創新定力的同時，通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激發“創造性破壞”的活力，中國完全有能力在更多領域實現從跟跑到領跑的跨越，為全球科技創新貢獻東方智慧。
單曉光：細看中國企業近年來的突破式創新，不難發現，這些企業幾乎都是以數字技術顛覆性創新為標誌的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受益者，這也恰恰表明，今天的中國正在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百年未有之機遇。要牢牢把握這一從未有過的歷史契機，我們必須大力加強知識產權強國建設。歷史的經驗表明，專利等知識產權制度的創立，與走在創新最前沿的科技革命的發生髮展具有因果的相關性。世界強國的發展史無一例外地告訴世人，與時俱進變革知識產權制度，搶佔科技革命高地，是躋身世界強國的唯一路徑。當代世界競爭格局清晰表明，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強已是世界強國的標配。而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強，究其實質，就是要擁有標誌科技革命的顛覆性創新的自主知識產權。
新科技革命來勢兇猛，既是挑戰，更是機遇。我國在數字技術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領域已經是世界範圍內的重要參與者和競爭者。數字技術，特別是人工智能，就是知識產權應當大力保障和促進的新質生產力。我們要創造、保護和運用全鏈條，探索數字技術領域新的知識產權規則，以全球化視野，深度參與全球知識產權治理，貢獻中國方案。
新科技革命引發了社會經濟關係變化，必須探索新的利益平衡和激勵機制。人工智能輸入、處理和輸出三個維度知識產權問題相互獨立，更是一個立體整體。中國式因應方案要結合我們在新科技革命中的地位，在人工智能輸入端依託數據資源優勢，在優化推進數據資產，特別是數據知識產權登記基礎上，構建數據和文本挖掘例外製度；在人工智能處理過程，調整公開性、軟件技術性特徵要求等專利授權條件，避免商業秘密無序擴張；對於人工智能輸出端，賦予人類智力貢獻趨少直至極限值的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相應知識產權。這是科技革命和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也有利於維護我們在新科技革命中的競爭力。
主持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新質生產力的提法強調“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這一戰略部署凸顯出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的迫切需求，既是對區域經濟差異的深刻把握，更是對生產力革命本質的精準洞察。站在新質生產力加速培育的歷史節點，如何深刻理解“因地制宜”的戰略智慧？
梁正：“因地制宜”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方法論，其本質在於尊重區域差異，以技術適配性驅動產業升級，而非盲目追求高端技術標籤。
在技術層面，需要通用技術與垂直場景的精準匹配。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是技術對生產力的改造，但技術應用需與區域產業基礎結合。譬如，廣西依託中藥材資源，將人工智能用於藥物成分分析，而非盲目建設ai芯片工廠；浙江紡織業通過工業互聯網優化供應鏈，而非跟風元宇宙。這種“技術適配性”要求地方政府和企業識別自身優勢，選擇能夠提升現有產業附加值的路徑。
在制度層面，需要構建差異化的政策工具箱。譬如中西部地區可聚焦傳統產業智能化改造，東部發達地區則可探索前沿技術產業化。政策需避免“一刀切”，對欠發達地區提供技術轉化補貼，對成熟產業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對於發達地區則可以更多考慮在研發投入、場景開放、創業融資等方面予以支持。與此同時，還需打破行政壁壘，鼓勵跨區域技術流動與要素優化配置。
“因地制宜”並非降低創新標準，而是通過分層推進實現整體升級。中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門類，只有讓汽車、鋼鐵、紡織等傳統行業與ai、機器人等技術深度融合，才能真正釋放新質生產力的普惠價值。
在這個過程中，需要警惕兩大誤區：一是將“因地制宜”等同於低水平重複建設，忽視技術前瞻性；二是盲目追求“未來產業”，導致區域優勢流失。譬如，部分三四線城市盲目建設半導體園區，卻因人才和配套不足淪為“空殼”，反不如深耕本地特色產業更具實效。
劉志陽：“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是對生產力演進規律的精準把握。為充分挖掘各地獨特優勢，大力鼓勵各地基於自身資源稟賦、產業基礎與市場需求進行差異化創新，以實現全國新質生產力的協同共進與全面提升。在實踐層面，各地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形成了三種典型模式。
一是先立後破模式，即先積極培育新興產業，構建新增長引擎，隨後有序改造、升級傳統產業或淘汰落後產能。如我國能源轉型中，核電、風電等新能源產業興起後，傳統化石能源平穩退出。
二是因勢利導模式，聚焦並放大地區獨特優勢順勢發展新質生產力。如黑龍江依託林海、海南憑藉熱帶海域、杭州灣藉助科教資源，分別開拓生物經濟、現代種業等。
三是制度創新模式，通過體制機制突破釋放生產力，如武漢光谷推行“揭榜挂帥”政策，科大硅谷打造科技體制改革“試驗田”。
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需遵循相應標準。其核心在於形成內生髮展動力與持續創新生態：首先，要看當地產業發展是否與自身資源稟賦高度契合，資源是否得到最優化利用；其次，需考量創新成果是否能緊密對接市場和社會需求，形成源源不斷的價值轉化動力；再次，要審視產業間是否構建起協同發展鏈條，提升整體競爭力；最後，必須關注發展進程是否兼顧生態承載力，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和諧共進。
單曉光：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4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在全球百強科技集群榜單中，中國擁有26個科技集群，涉及多個產業領域，既各有特色，又相互依存，不僅避免了同質化內卷，還有利於形成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的中國式創新體系。這從一個方面顯示了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戰略智慧。
主持人：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基本路徑。如何深化改革，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加快科技成果轉化、促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
梁正：需要轉化的科技成果，本質上可歸結為兩類，一類從誕生之初便錨定產業痛點，如同“定製鑰匙”，直接解決企業研發、生產或服務中的瓶頸問題；另一類着眼於揭示科學規律或技術原理，雖無明確應用場景，卻能像“通用密碼”般被多領域復用，為產業界提供底層創新工具箱。但無論何種科技成果，要促進其轉化，產業需求是關鍵，同時需要制度、金融等全鏈條創新生態的支撐。
首先，以市場需求倒逼科研體制改革。據統計，2023年中國高校專利轉化率僅6.8%，遠低於企業的51.6%，根源在於科研評價體系與產業需求脫節。當前亟需建立“產業界出題、科技界答題”的機制，例如設立行業共性技術攻關“揭榜挂帥”項目，推動大學、科研機構與企業共建實驗室並常態化運行。再比如，鼓勵科學家進入企業董事會，直接將技術洞察注入戰略決策。
其次，完善成果轉化的專業化服務體系。中國缺乏類似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的產業技術研發與轉移機構，導致大量專利“沉睡”。建議設立國家級技術經紀平台，提供專利評估、中試支持和商業化諮詢。着力培育技術經理人隊伍，打通實驗室到工廠的“最後一公里”。同時，對於顛覆性技術，需建立容錯機制，允許通過概念驗證基金支持早期高風險項目。
再次，構建“耐心資本+金融工具”的雙輪驅動。美國硅谷的成功離不開風投對長周期技術的容忍，而國內投資機構普遍追求短期回報。具體來看，可通過稅收優惠引導社保、保險資金進入硬科技領域；開發知識產權證券化、科技債券等金融工具，降低融資成本。例如，深圳已試點“貸款+期權”模式，銀行以知識產權為抵押向企業提供低息貸款，同時獲得未來股權認購權。
最後，強化科技、教育產業間融合與協同。中國每年培養百萬工科生，但課程設置滯後於產業需求。着眼未來，一方面，需大力推廣新工科教育，推動學科交叉與融合，如增設人工智能倫理、技術商業化等跨界課程；另一方面，大力推動產教融合，支持企業深度參與職教體系，鼓勵領軍企業與高校共建學科專業。與此同時，應擴大國際人才“簽證綠卡”配額，吸引全球頂尖人才加入中國創新生態。
新質生產力的崛起是一場系統性變革。只有將科技創新的“供給優勢”轉化為產業需求的“落地能力”，才能在全球競爭中實現從“跟跑”到“領跑”的跨越。
劉志陽：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是決定大國興衰的核心變量。從德國西門子引領第二次工業革命，到美國硅谷催生數字文明，歷史反覆證明：誰能率先實現“科學發現-技術發明-產業革命”的貫通，誰就能掌握全球競爭主動權。當下，中國正置身新質生產力蓬勃興起的關鍵節點，亟需以系統思維破局，推動創新體系從“物理疊加”邁向“化學反應”，實現從量的積累到質的飛躍。深化改革是我國實現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釋放新質生產力的必由之路，當下要發揮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的作用，通過鼓勵科學家創業、優化產業導師進高校等多種途徑，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轉化。同時發揮風險投資的鑒定作用，精準識別潛力項目，全方位激發創新活力。
為達成科技創新向現實生產力的高效轉化，需牢牢錨定三大核心着力點。一是着力構建新型開放創新體系，打造技術突破創新的新引擎。進一步推動大科學裝置和國家科學基礎設施向全社會開放。只有讓科研資源自由流動並全方位開放，才能真正實現科技全方位突破。二是着力推動產教融合和科教融匯，夯實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的重要根基。着力推動學科體系向交叉融合轉型，做實做強新文科、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推動教師隊伍多元化，鼓勵更多的企業導師成為高校專兼職教師；採用更多市場化方式，積極培育更多校企聯合實驗室；破除體制機制約束，優化高校評價體系，鼓勵更多的科學家成為一流企業家。三是着力構建創業資本供給體系，打造科創產業孵化基礎力量。當下最重要的是要全面落實好《促進創業投資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培育更加市場化的創業投資市場，發揮創業投資的創新促進功能。要更加成體系地培養更多的天使資本，使其成為瞪羚企業的早期發現者。要引導金融資本和實體經濟高度融合，推動更多的資本成為產業投資基金的資本來源。要推動形成更加專業化的創業投資管理隊伍和更高效的創業服務提供體系，真正發揮創業投資的增值服務功能，推動更多有潛力的新興企業成為未來資本市場的主力軍。
單曉光：加快科技成果轉化、促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離不開適應新科技革命的知識產權人才的培養。歷史上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都對教育提出新需求，也是教育改革發展的重大機遇。2025年《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明確了要推動學科融合發展，超常布局急需學科專業，加強基礎學科、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建設。這回應了新科技革命的新需要，必將有力推動知識產權交叉學科和專業學位建設走深走實，進一步形成國際化複合型知識產權人才輩出的生動局面，有效支撐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