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網上網下同心圓”的重點，就在於對算法的治理。
互聯網具有天然的大眾傳播屬性，一些更會涉及公眾知情權、公共利益和國家安全方面問題，必須依法管理。資料圖。圖/unsplash
文 | 朱巍
近日，國家網信辦發布了《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意見稿）》（簡稱新規）公開向社會徵求意見。
與之前的相關立法集中在特殊行業、主體、行為或責任等方面不同，新規主要針對的是算法技術，重點在於界定算法主體責任範疇。
因此，這部新法不僅是算法技術法治化進程的重要指引，而且還將成為配合《個人信息保護法》、《電子商務法》等其他法律在算法判定方面的解釋與指南。
夯實平台履行主體責任，是網絡法治化的必經之路。資料圖。圖/pexels
大數據時代
實際是“算法為王，數據次之”
當前，很多觀點認為，大數據時代是“數據為王”，但這種理解存在偏差。
如果將數據比作是網絡時代的石油，那麼，算法就是將原油提煉出來的渠道，就是將成品油最終利用於汽車等工業產品的技術。算法新規，就是要確保加油過程的安全，確保這些易燃易爆油品不被壞人用作放火工具，確保每個加油站都應以安全優先，確保消費者獲取油品價格、機會和渠道的公平性。
從這個角度看，大數據時代實際是“算法為王，數據次之”。
算法新規首次明確了算法安全主體責任，其中特別規定平台應“制定並公開算法推薦相關服務規則”，這也是世界範圍內首次明確平台對算法規則的公開制度。
從性質上說，算法屬於知識產權和商業秘密，但從運作規則和表現方式上看，算法本質屬於網絡服務與行為規則。尤其是，互聯網具有天然的大眾傳播屬性，一些會涉及公眾知情權、公共利益和國家安全方面問題。
為此，新規對具有輿論屬性和社會動員能力的算法，規定應依法進行安全評估和備案。
而根據《網絡安全法》，以及2018年國家網信辦和公安部聯合發布的《具有輿論屬性和社會動員能力的互聯網信息服務安全評估規定》要求，算法納入評估範圍可能包括論壇、微博、短視頻、直播、公眾號等多類別產品和服務。
“算法為王”不能被濫用，商業道德和法律底線必須得到嚴格遵守。資料圖。圖/pexels
“揭開”技術面紗
新規對算法進行嵌入式監管
算法治理的難點，在於如何平衡自動化與人工干預之間的關係。為此，新規明確了算法干預的不同方面。
首先，用戶有權利關閉算法推薦模式，平台應為用戶提供選擇、刪除或修改用戶標籤的渠道。新規出來後，將極大提升用戶對互聯網內容自主選擇權利，也會在一定程度降低平台對用戶精準廣告、精準營銷既得利益。
對於算法推薦頁面，新規也強化了生態管理，比如在熱搜、榜單、彈窗、首頁等區域應“積極呈現”主流價值導向內容。以後，熱榜被“飯圈”等泛娛樂化霸佔的局面，有望得到有效遏制。
而且，新規對未成年人提供了更大的算法保護。對孩子的特殊保護體現在反網絡沉迷、禁止誘導孩子危險行為、禁止傳播違反社會公德和不良嗜好的行為等方面。這些對算法干預新規，都是夯實平台履行主體責任的要求，是網絡法治化的必經之路。
從商業利益角度看，“算法為王”不能被濫用，商業道德和法律底線必須得到嚴格遵守。新規再次明確“大數據殺熟”屬於違法行為，這與即將生效的《個人信息保護法》規定保持一致，都是強調數據與算法，不能被當作不良平台“割韭菜”的工具，也不是利用用戶自己的數據進行價格歧視的工具。
在互聯網市場競爭中，“二選一”“自我優待”“流量造假”“流量劫持”等行為的背後都有算法影子。算法好比雙刃劍，在促進網絡技術發展的同時，也存在被濫用的風險。特別是長期以來，算法一直被認定為技術和商業秘密，隱藏在不正當行為之後。
而新規就是要“揭開”技術的面紗，做到全方位嵌入式監管，最大程度發揮互聯網技術紅利、減少技術糟粕。
法治化之下，平台想留住用戶，獲得更多流量，就在於鼓勵創新，創作和傳播具有積極社會價值的作品。資料圖。圖/pexels
算法也有價值觀
不能遊離於現實法治之外
根據用戶網絡行為數據分析，對應呈現的“數據畫像”“興趣點”等模式，是平台搜集用戶數據挖掘商業價值的重要方面。
根據這些大數據展現“標籤”，平台既可以通過精準營銷推送商業信息，也可以依據用戶偏好推送相關內容，還可以通過數據分析來引發、引導和轉移社會輿論。
從這個角度看，數據分析興趣點等模式屬於平台核心商業價值範圍。但新規明確，平台不得將違法和不良信息作為關鍵詞計入用戶標籤，更不得向其推送相關信息。
為此，平台想留住用戶，獲得更多的流量，就不能僅依靠對個別用戶低俗需求的滿足，更在於鼓勵創新，創作和傳播具有積極社會價值的作品。
從實踐來看，很多低俗、庸俗和媚俗的短視頻、公眾號等信息最容易形成“爆款”，很難根治的核心原因，不僅在於內容生產本身，更在於算法的推波助瀾。有什麼樣的算法，就有什麼樣的內容，有什麼樣的用戶，就會出現什麼樣的算法。
這種算法、人群與內容之間相互影響的邏輯關係，將從算法本身被徹底打破。低俗不能成為爆款的標籤，黑紅不應紅，更不能紅，算法的價值觀和方法論不能遊離於現實法治之外。
再進一步講，互聯網產出價值，也輸出了價值觀。價值觀源起於網絡內容，內容依靠傳播，算法既決定傳播，也影響內容生產。
因此，“構建網上網下同心圓”的重點，就在於對算法的治理工作，只有讓好的作品廣為流傳，讓不好的信息無人問津，才能“更好凝聚社會共識”，防止互聯網價值觀的偏移。
特約撰稿人 | 朱巍（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
編輯 | 何睿
校對 | 吳興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