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農村孩子，我整個小學五年都是在村裡度過的，上初中的時候，才去了不遠的鎮上，考高中的時候就得去30公里遠的市區了。
母親說她娘家叔叔的大閨女，就是母親娘家的堂姐妹，我叫她大姨，在我們那個市裡上班，母親想讓我考試的時候住他們家裡，母親輾轉要到了大姨家的電話，給大姨說了這個事。
高考的前兩天，母親讓哥哥騎車送我進城，長這麼大，那次參加高考是我第一次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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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突然下雨了，哥哥說你坐到市裡汽車站的車進城吧，到汽車站後下車等他。
哥哥攔了一輛來往農村和市區的公交車，車來了，哥哥匆匆得把我塞了進去，還給我塞了幾元錢，我正要張口問他在車站哪裡等他，還沒來得及說呢，車就開走了。
“買票！到哪？”售票員遠遠地沖我吆喝着。車上人太多了，我站不穩，一手試圖抓着什麼東西，來保持身體的穩定，一手死死捏着手裡的幾元錢。
“你，到哪？”售票員擠到我跟前又問。
“嗯，到到到汽車站。”我有點兒緊張，結結巴巴地說。
“2元！”
我把手裡捏着的紙幣遞給了售票員。
車子晃蕩了1個多小時才到汽車站，外面的雨越下越大。
“到了到了，都下車下車。”售票員像驅趕牲畜一樣地驅趕着車上從農村來城裡的人。
我隨着大家下了車，汽車站好大，我環視着四周，哥哥在哪呢？
雨依然在嘩嘩地下着。
“往外走，都往外走！”工作人員沖大家大聲地吆喝着。
往哪走呢？
大傢伙兒都在往外涌，我也只好隨着大家涌了出去。
車站的東門口，有很多人站在車站一側的門口避雨，上面有玻璃擋着。
雨依然在下着，我縮在人群里，眼睛瞅着來來往往的那些人，有點兒眼花的感覺，我沒見過這麼多人，我眼睛盯着眼前不停晃動的人，尤其騎車的年輕人，特別是騎着金鹿牌舊車子的年輕人。
好久好久過去了，我依然沒有看到哥哥的身影，身邊的人都陸陸續續坐上了拉客的三輪車，去了該去的地方，我不知道該往哪裡去，更不知道哥哥在哪裡。
“嗨，小姑娘，坐車不？”一個中年模樣的男人，蹭了過來，我感覺他在一邊看了我好久了。
我小心地看了看他的臉，不像好人，沖他搖了搖頭。
“你要去哪？”那人不死心地繼續問道。
“我來考試的。”我怯怯諾諾地說。
“奧，考高中的啊……”男人問了一句，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幾眼，就走了。
雨停了，但天色越來越晚，我依然沒有看到哥哥的身影。
第一次進城的我，沒有方向，不知道該往哪走，不知道哥哥在哪裡……
無助，恐懼，擔憂都湧上了心頭，我的眼淚開始在眼裡打轉轉。
突然，那輛金鹿牌舊自行車出現在我的眼前，推車子的少年衣服濕透了，蓬鬆的頭髮也貼在了頭上，好像變了一個人一樣，是哥哥！
“哥！我在這裡！”我沖他大喊着。
少年扭過頭，看到了我。
“你跑哪去了？我都快找你100圈了，把你丟了，咱娘回去得打死我。”哥哥有點兒生氣地說。
看到他的那一刻，眼淚委屈吧啦地下來了。
“我不知道該去哪，一直在這裡等你。”我哭着說。
“走，快去大姨家，要不天都黑了。”
我坐在哥哥的自行車后座上，在城市的燈火次第亮起的時候，在哥哥的各種問路後，終於找到了大姨家的門牌號。
敲門後，大姨開了門。
大姨說：“這倆傻孩子，你們咋才過來呢？我都等急了，快進來。”
哥哥把手裡提着的包遞給了大姨，說：“大姨，俺娘讓我給您捎點大蒜，新挖的。”
我看了看哥哥手裡的提包，黑色的，有點兒破舊，此刻經過了雨水的沖洗，更髒了點，哥哥不好意思地把它遞給了大姨。
大姨看了看那個黑色的提包，猶豫了一下，接了過來。
我看到提包在往下滴水，混着泥土的泥水。
大姨提着提包，把它放進了廚房的地上，泥水嘀嗒了一路。
“快進來快進來。”大姨對我和哥哥說。
“你進去吧。”哥哥從身後把我拉過來說。
“你呢？”我問
“我回家。”哥哥說。
“天黑了……”我說，
那一刻我捨不得哥哥走。
最終哥哥給大姨打了個招呼，還是連夜趕回家了。後來娘責備了哥哥，說他咋敢把我一個人放在車上，說我第一次進城，啥也不知道。
哥哥走後，我就一個人留在了大姨家裡。晚飯時間，四個表哥和一個表妹都回來了，大姨家孩子多，無論吃還是住都很緊張的，但大姨還是接納了我。
我住進了三哥的屋，三哥臨時住進了儲藏室，臨時擺了一個摺疊床。
“這是啥東西？這麼臟？”三哥提溜着哥哥拿來的那個包問大姨。
“你那個姨捎來的大蒜，才挖出來的，這樣的好吃。”我趴在三哥的桌子上臨陣磨槍，耳朵里聽到了大姨和三哥的說話聲。
“咋這麼多泥？扔了吧。”三哥嫌棄地說。
“扔啥扔，好不容易大老遠提來的，新蒜，洗洗，把包扔了吧。”大姨說。
然後我聽到了三哥開門出去的聲音，還有撲通一聲扔東西的聲音。
大姨家的後面有一堵牆，牆的後面是荒地，荒地里有居民零散種的稀稀拉拉的蔬菜，還有各種各樣的垃圾。
那一刻，我的臉有點兒發紅，那個包，母親每次趕集都要提着它呢。
第二天，姨夫騎車帶我去看了考場，大姨家距離考場挺遠，幾乎跨了一座城。
那天天氣很熱，我坐在姨父的車后座上，到考點的時候，姨父的後背都濕透了，但不懂事的我連句謝謝都不會說。
考試的第一天，大姨早早地起來為我做好了早飯。姨父騎車垮了一座城送我去參加了第一場考試，進考場大門的時候，姨父摘下來手腕上的手錶，遞給我說：“考試沒有手錶，你咋看時間？帶上吧。”
我接過來，順手戴在了右手上。
“戴左手，右手不方便寫字。”姨父糾正我說。
我又一次臉紅了，不好意思地把手錶從右手挪到左手。
後面的兩天考試，換四哥送我了。
從西城到東城，從東城到西城，我依然是坐在四哥的自行車后座上。
印象中，那年的四哥是個剛參加完高考的學生，我對他是仰視和敬佩的。
我是農村出來的孩子，那個年代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是不說話的，我對四哥也是一樣，炎熱的夏天，他每天送我接我，我每次只是默默地坐在他自行車后座上，竟然沒有給他說過一句話，哪怕是一句謝謝。
每天送我到考場後，他就走了，考試結束後，他早早地等在校門外。
考試結束後，我依然坐在他的自行車后座回了大姨家，後來的很多年，我一直為當初的自己懊惱，自始至終，我沒有給他說過一句謝謝，一個小時的路程我都像個木頭一樣的，沒有給他說過一句話，哪怕是一句“哥你熱不？哥你累不？哥你辛苦了。”
我只是拘謹地坐在四哥自行車的后座上，手也不敢扯四哥的衣服，更不要說摟着腰之類的了，但凡我有那麼一丟丟的友好或者說不太木頭，但凡我有懂事一點，四哥也不會在最後那天下午不願意送我了。
三天的考試，一天騎行四個多小時，來回四趟。
後來每次想起那個從農村第一次進城考試的我，就為自己那木頭般的舉止懊惱，同時也為自己疏於禮貌的言行而懊悔不已，其實我當時心裡什麼都知道，就是因為第一次進城的自卑讓我變得沉默寡言而疏於表達。
考試結束後的第二天，我就搭乘汽車回了村裡。
那天，大姨又一次要求四哥騎車把我送我到車站，那一次，路上四哥主動和我說了話，並在國道邊上幫我攔了回村的騎車。
一直等我上車了，四哥才戀戀不捨的離開。
那次中考很順利，我考的很不錯，順利被市裡的一所高中錄取了。
那年的四哥也被大姨系統里的一所郵電類大學錄取了，一直到20年後的一天，才在姥爺的三周年的祭奠儀式上碰到他。
後來，在市裡讀高中的那幾年，每次返校，母親總是特意讓我捎點兒農村的土特產帶給大姨，母親說：“人得知道感恩，盡其所能的感謝幫助過我們的人。”
不同的是，母親把那些蒜啊，毛豆啊，玉米棒之類的東西，總是整理的乾乾淨淨的，再用一個乾乾淨淨的袋子裝好了讓我帶去。
後來，母親再來城裡，哪怕是我的家，或者其他人的家，都會把她要送給別人的特產整理的乾乾淨淨，即使是晒乾了的大蒜，也會把那些多餘的外皮去掉，整理的乾乾淨淨的，裝在洗乾淨的袋子里。她自己種的那些大白菜，也會把外面的葉子剝掉，只到沒有一點兒臟葉子。
每次看着母親這樣，我心裡用隱隱得心疼母親。
母親說：都是好東西，不能讓外表蒙蔽了她得價值，人出門也一樣，把自己收拾的乾乾淨淨的，也是對別人的尊重。
我覺得母親說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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