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蘿蔔花開白似銀，蠶豆花開黑良心”｜陳益

讀初中的時候，我忽然迷上了申胡，很用心地練過兩年。

同班同學的哥哥是一個小兒麻痹症患者，依靠拐杖支撐瘸腿，行走十分不便，無奈當了鐘錶匠，每天將放大鏡嵌在眼眶裡，埋頭修理手錶，卻還狂熱地喜愛文藝，吹拉彈唱樣樣精通。當他把瘸腿擱起，眯縫眼睛悠然拉響申胡，彷彿全部的靈性都飛向了另一個天地。他還有一個小弟，擅長演奏揚琴，於是吸引不少同道，一有空就帶上樂器聚集在他家客廳里，拉琴，唱戲。我的琴很破舊，弦線易斷，蟒皮鬆弛，但我仍然努力跟上節奏，樂此不疲。

後來，我和幾個同學下鄉插隊落戶。一度，大隊里讓我去“戴帽子小學”（編註：指小學增設初中班）當民辦教師，教數學、英語和音樂。我並不擅長唱歌，但也只能硬着頭皮上陣。村校沒有腳踏風琴，我就拉起胡琴伴奏，居然也能讓孩子們接受。

申胡，是一種專門為申曲伴奏的胡琴。跟京胡、板胡、墜胡不同，它似乎沒有北方樂器那種高亢響亮的粗獷、穿透人心的激越，而是柔美中蘊含明麗，紆徐中透顯雍容。但一旦加快節奏，那噴薄而出的力量也足以令人感染。不管在哪裡，只要申胡一響，聽者的心頓時被吊起來了。申曲其實是滬劇的前身。滬劇舞台上常演不衰的《雷雨》《阿必大回娘家》《碧落黃泉》《庵堂相會》，都是家喻戶曉的申曲文明戲。只要台上琴聲一響，觀眾就知道唱的是賦子板，還是紫竹調，隨即跟着哼了起來。行走在鄉下田埂，隨便哪個角落都可能冒出幾句“春二三月草青青，百花開放鳥齊鳴。……蘿蔔花開白似銀，蠶豆花開黑良心”，這是真正的引吭高歌呢。

記得十一歲那年，我曾跟着祖母，在叔叔工作的青浦沈巷住了半年，並且借讀。讀書的過程完全不記得了，留下印象的唯有一件事，就是看電視。我有機會在公社會議室看到了電視里播放的滬劇。屏幕是黑白的，不時出現雪花閃爍，要調節蜻蜓式天線的竹竿，才能穩定下來。然而，我終究作為中國電視最早的觀眾之一，在這個市河流水隨潮汐漲落的鄉鎮見識了滬劇，見識了在日本紗廠當包身工的小珍珠和她的母親楊桂英，還有那個凶神惡煞的“那摩溫”。少不更事的我，被楊桂英的那一長段飽含控訴血淚的賦子板深深打動，竟忍不住抹起眼淚。我不知道一個人的記憶在腦海里能保存多久，能產生怎樣的影響力，但從那時候起，被滬劇的魅力所俘虜，已不言而喻。後來迷上申胡，傻傻地練習，也是出自情不自禁的喜愛。

自然，我根本沒有天賦，無法成為琴師，以操申胡為業，但是這並不妨礙我與滬劇的緣分。後來進文化部門工作，一度曾分管演出，常與劇團打交道，與演員交朋友，不時有機會觀看滬劇演出。去年，我參與“非遺”項目的評審。位於澱山湖畔的澱山湖鎮也將滬劇列入了申請名錄。他們不僅創作、編排劇目，還組建劇團，邀請滬上名家指導，先後演出了大小滬劇一百多部。四鄉八村，老老少少喜歡滬劇，一代又一代人成為滬劇迷。我當然毫不猶豫地投了贊成票。

與崑曲相比，只有一百多年歷史的滬劇是後起之秀。崑曲腳本，不外是元明清時期的生活寫照，滬劇也有一些晚清、民國的傳統戲，但更多的是新寫的現代戲。唱詞通俗易懂，曲調耳熟能詳，舞台樸實親民。所選擇的題材，甚至可以是外國戲中國化，比如由莎士比亞《羅密歐與朱麗葉》改編的《鐵漢嬌娃》，由普契尼原著改編的《蝴蝶夫人》，由美國電影改編的《魂斷藍橋》。國際化大都市的多元文化由此顯現。那些身穿長衫馬褂、對襟花襖，或者西裝革履、衣裙時髦的演員，在申胡領銜的絲竹伴奏下唱得中氣十足。他們的滬語對白和唱腔，流露些許浦東口音，不時冒出的幾句鄉諺俚語，令人感到分外親昵。所演繹的故事，悲歡離合，人情冷暖，哪怕是彼此之間的挖苦、譏諷、逗趣、調侃，也是一直發生在戲迷身邊的，絲毫也不陌生。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農村演出

從前的水鄉村鎮，很少會有劇場。每逢演戲的日子，主辦演戲的東家往往用桅杆、平基板、跳板和桌凳在廟前廣場搭建戲台，年輕人尤其起勁，常常天不亮就動手了，白色的篷帆就是台側幕布。後來漸漸出現移動式戲台，台座、望柱、屏風牆、木踏步是可以拆卸的。戲班子攜帶這些構件，用大船運到各處，再根據寺廟、宗祠的條件巧妙搭建。儘管場地簡陋，看戲卻是當時的一件盛事，人們會扶老攜幼，搖船動櫓，從四面八方趕來，把戲台圍得水泄不通。第二天早晨清掃場地，會撿拾到一栲栳單只的鞋子……如此情景，今天或許只是那些不停地刷抖音，獨自傾聽丁是娥、楊飛飛、邵濱孫演唱視頻的資深戲迷，才有真切體味吧。

我們小區圍牆外有一條濱江甬道，每到傍晚，總是有很多人結伴快走、慢跑。有個看上去年逾七旬的老人，總是拎着一隻老式的收錄機，邊走邊聽。我時常在經過他身邊時，聽到耳熟能詳的申胡伴奏，就如一陣和風拂面。他眉眼間溢出的滿足感，彷彿一個老饕如願以償，我也像被分享了美味佳肴……

作者：陳 益

編輯：錢雨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