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馬克斯·韋伯誕辰160周年。澎湃新聞·思想市場特別策劃“以韋伯為志業”紀念專題，邀請國內外研究韋伯的專業學者撰文，發掘韋伯對於現代社會之意義。本文是沃爾夫岡·施魯赫特教授應姜宏博士為本專題的特約撰稿，授權姜宏博士翻譯發表。
在2014年馬克斯·韋伯誕辰150周年和2020年逝世100周年時，我們舉行了廣泛的紀念活動。2024年，韋伯誕辰160周年雖然沒有引起同等規模的關注，但中國媒體對這一日子的紀念活動無疑表明，這位傑出學者的著作仍在產生着巨大的影響。當然，這種影響也一直伴隨着爭議。這些爭議在馬克斯·韋伯在世的時候就已經存在，時至今日，其“爆炸性”絲毫未減。
與卡爾·馬克思不同，這些爭議在過去和現在都沒有直接的政治動機。固然可以說，韋伯是有政治企圖的，但嚴格來說，韋伯的政治關注只在德國國內和德國周圍。無論是作為政治家的馬克斯·韋伯，還是作為政治理論家的馬克斯·韋伯，本身都不會引起全世界的關注。為他帶來人們關注的是他對文明的比較和發展分析——儘管他更喜歡“kulturkreis”（文化領域）這一術語——這首先體現在他的兩部未完成的主要著作中：《經濟與社會》和《宗教社會學論文集》。
韋伯對文明的分析——這裡的“文明”正是與韋伯同時代的法國社會學家塗爾干（Émile durkheim）和馬塞爾·莫斯（marcel mauss）所指的那種意義——已經超出了韋伯同時代人的認知和思考範疇。時至今日，依然如此。韋伯的這些研究沿着兩條軸線展開：西方與亞洲之間的文化和制度比較，以及古代、中世紀和現代之間的歷史比較。
韋伯研究旨趣的核心集中在西方的特殊性和發展歷史上。他的問題意識總是圍繞於此：為什麼這樣或那樣的事情首先發生在這裡——儘管其他地方的條件更為優越，而且與其他文明相比，西方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認為是落後的、後來者。韋伯採取的是啟發式的歐洲中心論立場。這一立場引發了圍繞韋伯作品的國際性爭論。他的啟發式歐洲中心論（heuristic eurocentrism）一再被誤解為規範性歐洲中心論（normative eurocentrism）。必須看到，他關注的始終不是缺陷，而是差異。
本文作者沃爾夫岡·施魯赫特教授（來源：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今天，韋伯是一位在世界範圍內都廣受尊敬的學者，圍繞着他的討論充滿分歧和爭論。他走過了一條曲折的路才到達這個位置。韋伯最初是一名律師，立志在大學之外從事民事性職業。最終，他以一篇《中世紀商業組織史》的博士畢業論文和一篇《羅馬農業史及其對公法和私法的意義》的教授資格論文獲得了柏林大學的教授資格，這兩篇論文證明了他是商法和羅馬法方面的專家。誠然，這兩部作品的重點都不是法學理論，而是法律史。博士畢業論文受到了商法專家萊文·戈德施密特（levin goldschmidt）的影響，而教授資格論文則受到了農業歷史學家和統計學家奧古斯特·邁岑（august meitzen）的影響。概括地說：在這兩部作品中，韋伯都關注西方世界在中世紀和古代的法律制度對經濟的影響。這就已經顯示出他對經濟學（nationalökonomie）的興趣。
然而，儘管西方的古代和中世紀在韋伯的思考中長期扮演着中心角色，但他並沒有固守在這些主題上。在通過教授資格考試後不久，他將目光轉向了現代農業資本主義。這開始於普魯士的社會政策協會委託給他的一次社會調查——社會政策協會由一些教授、公務員和實業家組成，目標在於對德意志帝國的社會政策進行科學性的分析與辯護。通過對實業家們的調查，韋伯分析了普魯士的易北河東部省份農業工人狀況。韋伯的調查報告取得了巨大成功，這份對現代農業資本主義的分析比他的教授資格論文受到了更多關注，並使韋伯同時在學術界和政界聲名鵲起。
因此，韋伯在柏林大學法學院短暫任教後，年僅29歲就被任命為弗萊堡大學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今天看來也就不足為奇了。不久之後，他又接替卡爾·克尼斯（karl knies），被任命為海德堡大學的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從此，韋伯便被視為經濟學家了。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仍是這一身份。另一方面，另一門學科越來越佔據中心位置：社會學。
1894年，韋伯可以說是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開始了他經濟學的教學生涯。他從早到晚地工作，必須按着該科目的常規教學計劃來：理論經濟學、應用經濟學、金融學，外加專門講座，如銀行和經濟學史。他曾自嘲說道，在弗萊堡任教之初，他總是比學生提早一周掌握相應知識。韋伯也開始大量出版作品，主要涉及農業資本主義和股票市場，而且總是從比較的角度進行研究。《馬克斯·韋伯全集》列出了1894年至1899年期間有關農業勞動力問題和股票市場的五卷講義和六卷著作。韋伯承擔著巨大的工作量，到1898年夏季學期，他的身體和精神都已到了極限。他得了重病，不得不請假，再也無法履行他的教學職責。雖然一段時間後稍有恢復，但還是在1903年放棄了海德堡的教授職位，因為他認為自己不再能承受定期授課的壓力。
1899年至1903年這段時間，韋伯的經歷在很大程度上被蒙上了一層神秘面紗。我們知道，他曾住院治療，然後外出旅行，特別是在意大利，並在羅馬逗留了較長時間。我們還知道，在此期間他曾萌生過自殺的念頭。他最終能夠度過這場生存危機，應該說主要歸功於他的妻子瑪麗安妮。最重要的是，她引導他度過了這段艱難的時光，但就連她自己也說不清楚韋伯的內心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無論如何，這是一次深刻的“崩潰”——瑪麗安妮在她自己撰寫的關於她丈夫的傳記中用這個詞來描述這一過程。這本傳記至今仍值得一讀。（瑪麗安妮·韋伯，2010年，《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姚中秋譯，商務印書館。——譯者注）
1903年，韋伯夫婦從羅馬回到海德堡後，韋伯以獨立學者的身份又開始了寫作。他繼續探討“崩潰”前的老話題，但也增加了新內容。這裡可以特別提到兩個新的重點：關於文化研究方法的作品，和他的第一部宗教社會學作品。
韋伯在1900年之前就已經觸及方法論問題，他的理論經濟學課程筆記就說明了這一點。但1902年是一個轉折點，在這一年，韋伯在弗萊堡的哲學家同事和朋友海因里希·里克特（heinrich rickert）終於完成了他於1896年開始的關於科學概念化局限性的重要研究。韋伯在閱讀後立即給予了高度評價，從此將其作為自己進行學科間對話和開展內容創作的出發點。里克特不僅指出了自然科學作為一般化概念的局限性，還將其與個人化概念進行了對比，並以價值實現理論的形式將其與文化理論聯繫起來。實在性和有效性以一種原始的二元性質相互對立，而人類活動則以製造文化產品的方式將二者結合起來。里克特深信，與自然科學的概念形成不同，文化研究的概念形成必定是個人化的，也必須以此為基礎。文化研究的任務是通過理論價值關係，從行動者已經預先構成的材料中形成歷史性的個體，即概念上不可分割的單元，然後對其歷史發展進行價值中立的分析。里克特認為，自然研究與（歷史）文化研究之間不僅存在邏輯上的差異，而且還存在本體論上的差異。里克特還談到了“實在科學”（wirklichkeitswissenschaften），韋伯最初也用這個詞來指社會科學（sozialwissenschaften）。當然，在歷史文化研究之外是否還存在系統性的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存在爭議。
韋伯在兩篇方法論文章中特別提到了里克特：《羅雪爾的“歷史主義方法”》和《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在後一篇文章中，韋伯發展了自己的理想類型理論，但除了這一點外，他基本上遵循了里克特的教導，對此他在一封信中親自承認。他與維爾納·桑巴特、埃德加·雅菲共同編輯《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文庫》，於1904年和1905年發表了著名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系列論文，這個著名的作品在方法論上也受到了里克特的影響。順便提一下，該書的基本思想也可以追溯到“崩潰”之前。雖然前人的影響有跡可循，這篇如今舉世聞名的研究，不僅是關於禁慾新教對西方發展的文化意義，韋伯進一步提出了他自己的方法論主張。在這一歷史研究中，他想說明思想如何在歷史上產生影響，即思想作為柔化劑——這是後來的術語——決定着人們在追求物質和精神利益的過程中以及在制度組合框架內的行動軌跡。這是一種片面的“精神性”分析，是有意為之，也本應由“物質性”分析加以補充，但卻從未實現。
在恢復工作能力後的最初幾年，韋伯首先將自己視為一名批判者，準備無情地打擊他所認為的社會科學中錯誤的方法論和研究內容。這不僅適用於自然科學對文化研究領域的各種侵蝕，也適用於那些使用整體性概念卻忽視了這些概念的構成條件的文化研究。1904年至1913年期間出版的許多作品都涉及社會科學中的這種不良趨勢，這些作品還直接或間接地致力於發展理解社會學。1913年發表的《論理解社會學的若干範疇》一文是這方面的首次綜合。這篇文章也構成了以《經濟與社會》為標題的第一批文本的方法論和概念基礎。
鑒於韋伯在“崩潰”之後退居私人領域並將自己定義為旁觀者中的批評家，他重新投入為學術機構服務的熱情屬實令人驚訝。這主要發生在1909年，當時韋伯同意在德國社會學協會的成立過程中發揮領導作用，並為出版商j. c. b. mohr（保羅·西貝克）的《政治經濟學手冊》提出一個新方案。在此背景下，他還希望在撰寫《經濟與社會》的同時，撰寫一系列其他文章。德國社會學協會成立後不久，他就離開了協會。《經濟與社會》則不同，這將成為他畢生的事業。他將新教研究擴展為對世界諸宗教經濟倫理的比較分析，並在餘生都一直致力於這一題目。在進行這項工作的中途，他去世了。
1918年，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德意志帝國崩潰了，韋伯在1919年再次正式進入一所大學工作，這次是在慕尼黑，促成這次選擇的決定性因素出於私人方面。這一次，他如何為自己的教席命名就很有意思了。他將自己的教席命名為“社會科學、經濟史和經濟學（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 wirtschaftsgeschichte und nationalökonomie）”，而不再是在弗萊堡和海德堡時的“經濟學和金融學”。對韋伯來說，社會學的重要性排在第一位，而經濟學則排在最後。事實上，韋伯一直更多地將自己視為社會學家，儘管是一種特殊類型的社會學家。
韋伯並不是在其學術生涯的一開始就是一名社會學家的，他是在學術生涯中不斷成長為社會學家的。然而，歷史觀念在他的作品中始終存在。韋伯在法律史、經濟史以及社會史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有趣的是，他在《社會學基本概念》（這篇文章取代了他1913年的《論理解社會學的若干範疇》）中沒有給社會一詞下過任何定義。他確實談到了社群化和社會化，包括多種多樣的共同體和社會，但不是在統一的大型秩序共同體意義上，充其量只是在人們的行動發生在其內部或外部的秩序安排的意義上。社團，作為統治和行政組織的角色，作為社會機構和協會的角色，作為國家和政黨的角色，作為教會和教派的角色——這些是韋伯構建基本概念的例子，用來描述社會生活。他總是從比較和歷史的角度，藉助多層次的方法，在精神和形式的選擇親和性的框架內進行描述。
韋伯對禁欲主義新教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功，從後世文獻引用的角度看尤其如此。然而，隨之而來的是一場毫無結果的爭論，特別是與歷史學家菲利克斯·拉赫法爾（felix rachfahl）的爭論。韋伯沒有按照最初的打算繼續他的文化研究，而是在海德堡同事恩斯特·特勒爾奇（ernst troeltsch）的支持下撰寫了反駁文章，這無助於他的事業，顯然也使他難以繼續從事文化研究。因此，可以理解，1910年他決定結束這些沒有結果的爭論，就不再繼續原來的研究，而是嘗試將其納入普遍性的歷史背景中。這一決定最終促成了出版四卷本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的計劃。這些論文將包括儒家和道家、印度教和佛教、古代猶太教和猶太法典、早期基督教、東方基督教、伊斯蘭教以及西方基督教。不過，在這套書的開頭，修訂後的新教研究將作為一個重要參考，始終保持活力。1904-1905年，他正是從對新教的研究中找到了現代西方發展特殊性的鑰匙。有了對其他宗教的研究，新的內容在許多方面對這一主題進行了補充。
韋伯自己只完成了這四卷中的兩卷，而且只完成了第二卷的一部分。他在完成自己的第二個重大項目——“社會學”——上就更不成功了。他在1910年以《經濟與社會》為題開始了這一項目，當時他還沒有打算髮展一種理解社會學。但到1914年，他已經更改了標題和處理方式。隨後，他將當時尚未完成的手稿放進了抽屜，可能直到1919年才再次拿出來。現在，正如他所說，他想徹底改造這本厚厚的舊手稿，他可能還為此計划了八個章節，但只寫到了第四章的開頭。1920年6月，他患上了肺炎，於6月14日在慕尼黑去世。
天不假年，馬克斯·韋伯的兩部主要作品都未完成。要分析這兩部作品的來龍去脈和本身的系統性結構並非易事。儘管如此，韋伯的作品蘊含著巨大的思想財富，其思想的激勵力量意義非凡。我們紀念這位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社會科學家之一，絕非偶然。我們要說，韋伯的160歲生日是一個充滿意義的紀念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