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濤甫、姜華 | 新傳播革命與社會的“擬現實化”轉向

作者

簡介

張濤甫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全球傳播全媒體研究院研究員

姜華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研究員，全球傳播全媒體研究院研究員

正文

Article

一、引言

21世紀前20年，人類的傳播技術與社會交往取得革命性突破。這是一場建基於“元技術”之上的新傳播革命。“元技術”指的是在諸種信息傳播技術中處於基礎性地位、起奠基作用的技術形態。它並非單一技術，而是以數據和數字化技術為基礎同時由智能技術牽引並持續擴充的技術體系。元技術體系的擴充，創造出新的媒介形態，這些媒介新形態在極短時間內迅速迭代、擴充並擴散到社會之中，成為人類諸社會實踐所依憑的基礎要素。新傳播革命以元技術體系為引擎，以數字化、智能化為核心特徵，構造出層出無窮、多元共生且持續更新的“媒介雨林”，引發人類交往的變革和人類社會的變遷。這些技術的演進迭代，日益成為社會運行中必不可少的媒介新形態，推動人類社會的“擬現實化”轉向。

社會的“擬現實化”轉向，指的是在新傳播革命作用之下，藉由媒介新形態作用於社會使後者呈現出不同於傳統現實的“擬現實”的演化趨勢，以及在此趨勢之下新傳播革命對社會進行全方位形塑的過程。數字技術持續更新，衍生出形態各異的新媒介，不同的媒介宛如熱帶雨林中種類繁多、雜然共處的植被，構建出雨林狀的媒介生態，作用於人類生活世界，“數字技術-媒介雨林”成為人類生存的現實處境。放寬人類歷史的視域，社會的“擬現實化”轉向，將加速“擬現實社會”的來臨。正如丹尼爾·貝爾所論“後工業社會”並非指“後工業社會”里“工業社會”蕩然無存一樣，“擬現實化社會”指的是，因具有數字化、智能化鮮明特徵的媒介新形態持續介入人類社會與人的日常生活，有別於傳統現實的“擬現實”成為一種新現實，在人類實踐中佔據日益重要的地位，人類的生存處境和社會實踐條件因之而改變的社會形態。人類面臨的此種“擬現實化”趨勢不僅使既往政治運行、經濟運作、社會組織、藝術生產乃至個體的日常生活發生深刻變化，而且給人類社會既有的知識生產和傳播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基於上述判斷，本文關注和分析如下問題：第一，如何總體把握新傳播革命的特質與效應；第二，新傳播革命如何推動社會的“擬現實化”轉向，以及如何認識“擬現實社會”的內涵；第三，“擬現實社會”給人類帶來的新場景、新感知，如何引發社會結構及其運行邏輯的變化。

二、新傳播革命：社會擬現實化轉向的“引擎”

對於人類社會的傳播新境況，早有研究者從技術變革視角稱之為“傳播革命”。20世紀80年代，阿格拉瓦爾（Binod C. Agrawal）將印度社會錄像機的使用、普及和社會影響看作“傳播革命”。20世紀90年代，梅塞施密特（David G. Messerschmitt）指出，計算機與電信技術的融合正掀起一場技術革命，這種結合使個體和社會擁有了新權能，“聯網的計算機將成為未來重要的電信基礎設施”。李良榮等學者繼而將“互聯網技術的推廣與使用”看作“第四次傳播革命”，認為其本質在於使得傳播資源“泛社會化”和“傳播權力全民化”。他們將某種具體的技術裝置看作技術革命或傳播革命的標誌，這是科學史研究和新聞傳播研究中通常採用的視角。

將技術裝置看作傳播革命的標誌，自有其道理。從經驗層面看，具體的技術裝置確實從現象層面改變了傳播的既有秩序與境況，不僅為個體的信息傳播實踐帶來可見的改變，也極大地重塑了個體置身其間的社會環境。然而，以技術裝置為革命標誌遮蔽了傳播革命的諸多面向。傳播革命意義上的技術不同於技術運作的物理裝置。作為“物理裝置”的技術與撬動傳播革命的“技術”不同，前者類似器具，是具體的存在物；後者則彙集了多種“裝置”的技術體系。相對於前者的單一性，後者可謂技術集成，常常會引發革命性效應。具體的技術裝置是常有的，能引發傳播革命的技術集成體系則罕見。當下，人類日常生活中運用的諸多技術物，雖然形式上看似具體的技術裝置，但卻都是某種形式的技術集成體系，如智能手機、互聯網平台、大語言模型等。本文所指新傳播革命是以數字與智能技術為核心的技術體系的創新擴散過程。

（一）人類經驗世界的擴充：非物質性符號型技術融入社會

與人類歷史上創造的其他技術不同，元技術具有鮮明的“去物質化”特徵。它克服了傳統社會人類交往對於物理空間和物質實體的依賴，進而重建了迥異於人類過往交流、交往形態的去物質性的場域。從技術史角度看，人類的技術大致可分為“物質—工具導向型”技術和“文化—符號導向型”技術。前者與人類的物質生活緊密聯繫在一起，強調技術作為人類社會存在和社會交往的物質性“基質”，對人的活動構成外部性約束。具體而言，與人類物質生產相關的技術及其工具，如鋤、犁、舟、車等，都在此列。

人類的特異之處在於後者：在進行工具技術發明及物質生產的同時，還創造出迥異於一般動物的“文化—符號型”技術——從人類交往的層面看，它構造出形形色色的具體化的媒介形態，直接作用於人類交往，與人類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密不可分。像古埃及的莎草、帕加馬的羊皮卷以及古代中國的甲骨、金文、竹簡木牘等，俱屬此類技術。與其他生物不同，人類世界生髮出一種標誌人類生命體新特徵的系統——“符號系統”，由此，“人不再生活在一個單純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個符號宇宙之中”，構建了“人類經驗的交織之網”。因此，人類便有充分的契機“發展文化中的非物質成分，而文化中的這些非物質成分極大地豐富了人類的技術”，“符號製造遠遠超越了工具製造，而這反過來又孕育了更精巧的技術工具”。“文化—符號型”技術引導人類發明諸多媒介，用於知識生產和傳播，人類由此可超越個體構建規模更大的意義之網，完成個體和小群體難以完成的實踐活動。

從人類傳播史看，這種“文化—符號型”技術又可分為物質性符號型技術與非物質性符號型技術。物質性符號型技術佔據了人類文化符號演變過程的大部分時間。20世紀中葉之前，人類社會中的“文化—符號型”技術依然是印刷術主導的抽象文字傳播體系，但真正能夠進入這個傳播體系的人少之又少。這種狀況從不同情境中的識字率可見一斑：中國清乾隆時期（18世紀），識字率約在9%—13%之間；英國17世紀中葉，識字率約為30%，當時“農村社會仍然佔據着主導地位，讀寫能力或閱讀活動對於那裡的日常生活無關緊要，識字率仍然十分低下”；而直到1913年，俄國識字率還不超過30%。可以說，彼時僅限於少數精英群體的“文化—符號”體系與普通人基本無緣，信息傳播系統與他們的現實生活是不相關的“平行世界”。而且，少數人得以運用的傳播體系很大程度上也依附於現實世界，而不是相反。

非物質性符號型技術的興起較晚，卻發展迅速，計算機技術與電信技術的結合使人類的傳播活動沿着“去物質化”的路徑走入“深水區”。如果說，21世紀之前的傳播技術雖已呈現出“去物質化”的趨向，但可見的物質依然左右了人類社會交往的話，那麼，近20年來以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為關鍵要素的新傳播技術體系已然成形，數字化符號系統正前所未有地得到擴充，這種非物質符號技術業已覆蓋到人類生活場景之中。這種轉變，使原本較少參與信息傳播實踐活動的個體和群體，藉由影像化技術工具參與到傳播實踐中。在數字技術的加持下，社會“深度媒介化”，社會中的一切幾乎都與媒介有了密切的關係。數字化的媒介資源成為所有社會個體與他人、人工智能體及社會互動的必要條件，是連接、形塑所有人與社會的重要力量。數字媒介成為社會中的“操作系統”，其重要性在於，它成為其他一切人類實踐不可或缺的“基座”和“驅動系統”。沒有它，社會不僅可能無法運轉，運行方向也可能晦暗不明。

（二）個體的轉化：技術活性拓展社會個體活動時空

新傳播革命釋放出了人的個體活性，讓個體脫域於既有的現實可見、在地化的社會關係，“去社會化”的個體轉場於數字空間，在數碼物構建的場景中重新締結新的社會關係。在傳統的社會化邏輯中，社會關係具有“在地性”特徵，個體的社會化因此更多地局限於特定的地理空間和有限的關係範圍。在此情況下，個體間社會關係的建立、維繫往往通過血緣、地緣、學緣、業緣等紐帶而形成，個體之間的交往常常有明確的“目的性”，是為了特定目的而建立社會關係。因此，個體的“能見度”多局限於有限的時空範圍之內。與此同時，個體在新傳播革命出現之前，是構成諸種社會集合體的面目模糊的存在，特別是在社會交往方面，因未能掌握和運用傳播技術手段，常是公共傳播場域中被忽略的大多數。

電子媒介創生出新的社會空間，形塑了個體的社會化，將個體從物質場所特質顯著的“地方”中解放出來，個體和群體的公開行為與私下行為之間的界限也不再清晰。饒是如此，這種缺乏“直接—瞬時”互動的電子媒介對個體“社會化”的解放力量依然是有限的。而融Web3.0、新一代人工智能等具體技術的元技術傳播體系，促成“微粒社會”的到來。從個體層面看，“個體凸顯”——作為“微粒”的個體不再面目模糊、隱而不彰，有了自由使用傳播技術建構社會關係的新權能；從社會層面看，以往個體不可見的要素獲得“精細呈現”——每一個社會個體的言語與行動都能被細緻地捕捉、探究和分析，成為商業機構、社會團體等社會組織建構各自社會關係的“重要資源”。無論是個體的凸顯，還是不可見要素的“精細呈現”，這些都是通過數字媒介實現的。

可以說，個體的社會化因數字傳播技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首先是技術化自我建構的實現。與電子媒介塑造的交往環境不同，數字傳播技術突破了傳播的“單向性”，所有個體都可以利用新傳播革命的賦能在傳播空間雙向、多向呈現自身，更為徹底地獲得建構“社會自我”和“社會關係”的力量。其次，是“無目的的目的性”關係的建構。數字傳播技術所激發的個體在數字空間的“再社會化”，除目的性的一面外，還有一種為建立關係而構建關係的“無目的的目的性”行為存在，存在大量的不確定“偶遇”交往行為，大大擴充了個體言說與行動的領域，交往主體具有顯著的流動性，締結的關係更加多元。

（三）現實的延展：“視—聽—觸”多模態傳播登場

新傳播革命條件下的信息傳播實現了從文字到圖像的轉變和躍升，社會、世界已成為視覺化的存在，進而朝向多模態世界演變。新傳播革命語境下的“視覺化”具有雙重含義：一是存在論意義上的視覺化，指的是以數字化技術為核心的數字傳播技術體系滲透世界的角角落落，整個世界成為“圖像/視頻的存在”；二是常識層面的視覺化，指的是新傳播革命對具象傳播實踐的轉變——新傳播革命環境下的信息傳播活動，符號世界從文字向視覺形態轉變，人類交往也從語言文字的抽象時空轉向視覺化構造的具象時空。世界成為視覺化的存在，這種新傳播實踐成為我們認識世界、與世界相處的方式，離開它，世界是難以被知覺到的。近二三十年，傳播的革命性巨變和技術體系的迅速擴充增強，使當下的社會已經基本完成了視覺轉向。隨着視覺技術的進步，影像已壓倒文字，人們對外觀極度關注，視覺性成為文化主因。如今，數字傳播技術體系主導下的傳播活動，正在圍繞圖像化、視覺化構建一個融合人類全部感覺系統的信息傳播時空。在這個信息傳播時空中，通過可穿戴裝置等設備，視覺、聽覺、觸覺甚至味覺都有了呈現，這種以數字傳播技術為基礎的多模態的場景迅速擴展到當下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交往場景之中，虛擬現實成為擬現實社會場景的重要場景。例如，藉由數字傳播技術，在日常生活中信息產品（如網絡遊戲、4D電影）和非信息產品（餐飲、購物等消費空間以及辦公、商務等工作空間）的諸多場景中，已經打造出融合上述不同知覺形態的多模態新型傳播場域。

由此可見，新傳播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類看世界和與世界互動的方式：以“物質性符號型技術”構建的“抽象文字傳播體系”的地位已發生動搖，數字化技術牽引的“非物質性符號型技術”在人類精神生活中急遽擴充，特別是後者還帶來信息傳播的“圖像—影像化”轉向，視頻傳播成為如今受眾最廣的信息傳播形式。新傳播革命還激發了人類與生俱來的想象本性，在“擬現實社會”形成過程中，作為動力“引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結構化作用。

三、作為“二階現實化”的擬現實社會

新傳播革命使人類在建構社會現實時擁有了更多的方法和路徑，為人類建構出不同於以往的“擬現實”場景、拓展人類全新的在世經驗與經驗世界奠定了基礎，傳統現實與擬現實並存且相互作用，人類社會的“擬現實化”趨勢愈加顯豁，“擬現實社會”初具雛形。

（一）擬現實社會的內涵

人類的生存環境大致可分三種：一為物質世界，二為現實社會，三為擬現實社會。（1）“物質世界”，也就是自然界。它是自在的，人類存在與否，都不能改變它本真存在的事實。（2）傳統現實社會，是由確定之物構成的世界。對於現實，可從本體論和認識論兩個層面給予確認。從本體論上看，現實是存在的“雜多”，其因果運作在“現象”中產生；從認識論上看，現實則是真實且適切的命題所斷言的事實主體。因此，傳統現實世界又可據此分為兩個層次：社會現實（Ⅰ），其對象既可以是人類實踐作用的物質世界，也可以是人類實踐於物質世界的再造之物，二者都是既存之物，但也都離不開人類的作用，這是一個物質實踐的世界；社會現實（Ⅱ），是人類對於物質世界和社會現實（Ⅰ）的社會建構，指向一個符號化的世界，是在物質實踐中形成的精神實踐及其呈現，在此過程中，人類對現實世界的建構實際上是雙重建構。（3）擬現實社會。這種社會形態，是建立在物質世界、社會現實（Ⅰ）、社會現實（Ⅱ）和元技術傳播體系聯結、貫通、統領上述三個層面的基礎之上的，人類實踐始終呈現於上述諸環節。如果說社會現實（Ⅱ）有“虛”的成分，是人類通過諸物質性符號型媒介對物質世界和社會現實（Ⅰ）的社會建構，但其重心和立足點在“實”，主導人類社會諸實踐的依然是物質世界、社會現實（Ⅰ）；那麼，“擬現實社會”雖然也有“實”的構造，但其重心和立足點則在“虛”，可與此同時，“虛”的表象又以“實”為本原且最終指向“實”。也就是說，“擬現實社會”形成的是一種新現實。數字化、智能化的“媒介雨林”形塑出了虛擬空間，而後者又進一步成為人類棲身並開展自身實踐的重要時空之域。尤為重要的是，它以“數字技術—媒介雨林”生成“現實”且憑藉“媒介雨林”貫穿、統領諸不同層次“現實”。因此，傳統的現實社會（包括社會現實［Ⅰ］、社會現實［Ⅱ］）可以看作一階現實化，在這個層面，社會現實與社會建構，還能有相對清晰可見的區分與界限；“擬現實社會”則可以看作二階現實化，在此層面，社會現實與社會建構之間的分隔變得模糊不清，它分析的是人類如何在元技術傳播體系創造的“擬現實”以及由此種“新現實”所牽引、貫穿的物質化世界、社會現實（Ⅰ）、社會現實（Ⅱ）相互交融之世界中展開的諸實踐活動。這種在二階現實化趨勢之下形成的社會形態，可稱之為“擬現實社會”。

“擬現實社會”不同於“虛擬社會”。對於社會的虛擬性以及在此情境下人類所遭遇的新境況，此前已有不少探討。早在20世紀90年代，大衛·格倫特爾（David Gelernter）就提出鏡像世界（mirror world）學說。他認為，鏡像世界是“有史以來最複雜的信息機器”，由一系列的程序構成，卻“不是普通的程序”。它們是“軟件集合體，由許多獨立的程序粘在一起，同時運行”。通過技術代理匯入現實社會中的各種數據，鏡像世界可以提供關於現實社會中實存事物的生動畫面、歷史資料和現實經驗。總體而言，在具有超前眼光的格倫特爾看來，由軟件結合構建而成的“鏡像世界”不僅是未來社會人類生活的重要基礎設施，它們更有可能成為影響人類生活的信息結構。

此外，還有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數字超現實（digital surreal）、賽博社會（cyber society）、元宇宙等不同的論述。有研究者認為，“從純粹的技術視野來看，可以把虛擬現實……界說為‘一種三維的、電腦生成的擬像環境，它根據用戶的行為在實時中呈現’”。至於元宇宙，則眾說紛紜，尚無統一界定。大致而言，學界從四個視角界定其含義：一是認為元宇宙是與現實世界平行的人造空間、虛擬世界、意識世界。二是雖然將元宇宙看作與現實世界並行的虛擬世界，但又指出它可部分地與現實世界融合、共生。三是將其看作人類的“超級體驗體系”或“人類未來的超級智能系統”。四是將其界定為“正在發生的存在論事件”，“是一個與真實世界大為不同的虛在世界”。亦有其他學者循此思路，從中觀的用戶－平台視角分析了元宇宙中社會關係的實在性。這些研究從不同視角對新傳播技術激蕩之下的社會變動做出了富有價值的思考，但大都強調新技術生成的與現實社會相對的“虛擬存在”，這些與本文所闡發的“擬現實社會”有較大差異。例如，格倫特爾和後續有關虛擬現實、賽博社會等議題的討論，更多地致力於信息技術作用之下“虛擬空間”、“元宇宙”諸現象及其機制的討論，不經意間將虛擬空間的種種看作現實社會的“投射”，看重的是“虛”的一面。有關元宇宙的探討，無論將其看作虛擬世界，抑或虛實共生世界，關注點依然是作為技術系統的元宇宙自身的可能性，雖然有些論述與社會的“擬現實化”轉向有契合之處，但較少論及整體社會形態的演變。

因此，“擬現實社會”並非完全“虛化”的社會，也非現實社會的“投射”，而是藉由元技術傳播體系形成的“媒介雨林”聯結、貫穿於物質化世界、社會現實（Ⅰ）、社會現實（Ⅱ）形成的社會新形態。這就使它與“虛擬現實”有了顯著的差異：“虛擬現實”是一個與現實社會並行的“平行宇宙”，在其中，我們看到的可能是如傳統現實一樣的“場景”，但它和現實社會是區隔的，是與現實世界不相交的平行線，它在本源上並非立足於傳統現實，也並不指向“實”的一面，完全是一個想象的世界。例如被稱為“平行世界”的“元宇宙”和新近出現的被稱為“世界模擬器”的Sora“生成”的世界，呈現的便是典型的“虛擬現實”——看上去與現實如此相似，實際上又與現實如此遙遠。

（二）擬現實社會的特質

首先，在“擬現實社會”中，“擬現實”成為另一種現實，這種“新現實”成為人類經驗世界中持續擴充着的構成部分和人類越來越倚重且須臾不可分離的實踐對象。從存在論視角看，人“在世界之中存在”，是說“此在的在世向來已經分撒在乃至解體在‘在之中’的某些確定方式中”，因此，“能夠領會到自己在它的‘天命’中已經同那些在它自己的世界之內向它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縛在一起了”。此在與世界不是並置的關係，“世界不是一個與主體相對立的客體，而是此在的一個結構方面”，因此，世界並非“一個指涉者的總體性的本體論的術語……它指向此在與圍繞着此在事物關係的（未必是清晰的）富於意義的總體性”。由此可以看出，無論是物質世界、現實世界，還是所謂的鏡像世界、虛擬現實、賽博社會等，都有可能是本體論、存在論上人與“世界”打交道、人“在世界中”存在的方式。從這個角度看，看上去相對於傳統現實的虛擬現實能否成為社會現實，端賴於它能否與傳統現實和人類實踐建立關聯：如果它是如前文所講的完全虛化、自動運轉且與現實平行的世界，那麼它就依然是“虛擬現實”；如果它立足於傳統現實且與之實時交互，並有人的實踐貫穿其間，那麼它就成為人類實踐所面對的新現實。

新傳播革命帶給人類社會的是一個全新的社會交往場景，使得此前人類社會面臨的想象世界與實在二分的世界景觀，在新傳播技術加持下合而為一，“擬現實”成為另一種現實，準確地說，“擬現實”已經現實化了。因此，作為二階現實化的“擬現實社會”，並不嚴格區分傳統的現實社會和與現實社會密切交織的“虛化”的社會。在其視野中，二者都是人類面臨的生存處境，是“在世界中存在”的不同樣態。人類當下和未來的生存環境、實踐場景是建立在虛實消融的對象之上的，而這個虛實消融的對象，在當下社會和未來社會，我們已經很難用現實與虛擬給予界定，因為這個對象已是虛與實深度嵌合在一起的存在。人類所面對的這個虛實消融的諸對象，其實現依賴“數字技術-媒介雨林”的統合力量，人類加之於諸對象之上的實踐活動，亦是憑藉“數字技術-媒介雨林”的牽引而展開的。“數字技術-媒介雨林”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人類個體進行實踐和人類社會運轉、運作的“操作系統”。

其次，在“擬現實社會”中，新傳播革命作用於諸媒介，促使社會擬現實化趨勢日益凸顯。對於人類實踐活動而言，媒介必不可少，從一定程度上講，人類既是技術的存在，也是媒介的存在。彼得斯在此思想脈絡上提出“元素型媒介”，認為“在人與人之間，各種媒介都在扮演着‘元素型角色’”，而這裡的媒介遠遠超出傳統觀念中傳輸知識與文本載體的範疇，而是將其看作人類存在的基礎設施，是人類“行動和存有的棲居之地和憑藉之物”，從這個意義上看，“人、物、動物以及數據藉以實現其在時空中之存有的各種裝置和器物”便都是媒介。在他的眼裡，海洋、天空、火、天空等，無一不是媒介。若以此思路，凡可進入存在者“在世界之中”的“媒介”，俱是“元素型媒介”。

元技術傳播體系衍生出的不同形態的數字媒介形塑出一種全新的媒介環境，這種媒介環境滲透到現實社會的角角落落。從元素型媒介的角度看，數字媒介這種新型媒介，將物質世界的元素型媒介納入其中，而物質世界的元素型媒介也因數字媒介的嵌入，而改變了原有的存在樣態，可以反過來使數字媒介作出相應的調整。例如，地球航天控制指揮中心與空間站之間的關係、航空控制中心與飛行器登陸其他星體之間的關係，就大致反映了此種情景。又如，農業活動中，人們面對屏幕這樣的界面操控器而非大地上的農作物的情形在增多。在航空控制中心和農業活動中的界面操作中，人類直接面對的並非實實在在的飛行器而是操作界面，但操作界面又不僅僅是操作界面，它指向了與之聯結在一起的飛行器，這時，人類就處於通過“擬現實”展開實踐的境況。可以說，人、界面與飛行器，組成了一個小小的擬現實世界，其中，既有人，也有非人；既有“實在”，也有“虛在”，但不同要素之間是緊密交纏在一起的，人與非人、“實”與“虛”相互貫穿，瞬時互動，這就彷彿“擬現實社會”的一個縮影。事實上，此類情境，在當下的人類生活中已頗為常見，在未來的人類生活中將更加廣泛。如今，數字技術將形態各異的元素型媒介統統數字化了，它將諸多奠基於元素型媒介同時又超越於元素型媒介的“擬現實”場景呈現於人類面前，這諸多場景又直接導致社會向著擬現實化邁進——也就是說，社會的二階現實化，由於“數字技術-媒介雨林”這一統領性力量的存在，正在極速地向前推進，物質世界、社會現實（Ⅰ）、社會現實（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與深度正在被捲入其中，社會的擬現實化趨勢處於加速狀態。

再次，在“擬現實社會”中，虛擬存在者及其虛擬行動這種“擬現實”存在，正在成為並逐漸擴大為現實世界中包括人類行動者與非人類行動者展開諸社會實踐的起點。新傳播革命使媒介的雜合狀態日益凸顯，人與非人雜合狀態的媒介共生狀態中，在未來首先引發社會變動的可能不是人類，而是與人類共生的媒介，這種媒介有可能是數字化虛擬狀態的存在者。從本體論上看，看似虛擬的“現實”乃至雜合共生的媒介，亦可作為存在的不同樣態。虛擬空間中的身體，大致有兩種走向：一為數字分身，二為數字化身。前者是對“真實身份的模擬與仿真”，是“應對多任務挑戰”或緩解“工作和社交壓力的替身”；後者“更多與身體產生直接關聯”，帶有“真實身體的濃重印記”。這有點像起源於工業製造領域的數字孿生，但又與之不同。數字孿生現象在現實社會與虛擬空間，似乎有一種“投射關係”，二者是相互指引的。但是隨着數字智能化技術的更迭，虛擬空間的“分身”，則未必會與現實社會中的身體形成投射關係，特別是數字世界中的人工智能機器人，可能更是一個完全虛擬的存在者，但是它卻能夠在虛擬現實中行動，最為關鍵的是，這種虛擬存在者的虛擬行動，卻演化為現實社會中的實實在在的現實，成為現實世界包括人類行動者和非人類行動者展開自身社會實踐的共同起點。

四、社會擬現實轉向對傳統社會形態的

解構

新傳播革命解構了傳統社會結構和邏輯，使人類面臨全新的境況：生成了新的社會場景，衍生了新的社會感知，催生新的社會邏輯。這些新情境，反過來又進一步強化了社會的“二階現實化”，即“擬現實化”，導致傳統社會形態趨於持續變動之中。

（一）新場景：“數碼物”成為生活世界泛在的實踐工具與對象

對於“在世界中存在”的人類而言，數碼物正成為人的日常實踐的現實基礎。鮑德里亞認為，物具有實用性的一面，又具有符號性的一面。只是當下，後者價值更為彰顯；作為“擁有自由裁決權和功能性意義的整體”的符號，“某種能指”指涉“某個所指”，“最終整合為一個指涉物”。但是，新傳播革命卻使“數字符碼”成為更常見、更可見的“客觀存在物”。“數字符碼”得以生成的“指涉物”（本真存在物）卻消失不見了。“人的符號活動能力（symbolic activity）進展多少，物理實在似乎也就相應地退卻多少”，如張一兵所言，“全屏的擬真影像存在和內爆的大量信息，成為我們直觀和知識世界的先在綜合架構，在我們遭遇世界之前”，“無法擺脫的數字化先天綜合築模已經通過自動整合座架了我們可以看到、聽到和觸到的世界和一切現象”，日常的“觸屏”生活日益“成為一種浮在空中的虛擬存在”。這種現象在人類歷史進程中是“得寸進寸”地緩慢推進，而新傳播革命使這一進程突然加速——物理實在的世界不僅僅是“相應退卻”，其“領地範圍”迅速縮減，想象的符號世界與物理實在世界呈現出此消彼長的態勢。這導致一個顯而易見的結果：以往人們藉以行動所依憑的主要是物質世界和社會現實（Ⅰ），而如今新傳播技術體系則放大了社會現實（Ⅱ）在人類生活實踐中的比重，後者正在擠壓物質世界和社會現實（Ⅰ），傳統社會的現實正在被“數字技術”—“媒介雨林”納入自身體系之中並加以再造。

從現實看，數字技術也創造出日益豐富的“數碼物”，直接作用於人類生活。例如，“數字禮物”的廣泛存在，不僅支撐着平台經濟的迅速擴張，還令社會個體前所未有地深入其中。作為“禮物”的“數字禮物”並非人類社會曾經普遍存在的物質性的“禮物”，它以各種各樣的“數字形態”存在於數字時空，但與前者相似的是，它並非一次性的交易，而是實體之間數字交往的互惠性的“數碼物”。諸如YouTube、小紅書等平台上，由用戶生成並在用戶間傳播的信息產品，都可看作特定形式的“數碼物”。而隨着“用戶禮物”、“內容禮物”、“數據禮物”的商品化，可預見的是，“數字禮物”還會迅速增長。又如，用於商業交易的非同質化代幣（non-fungible token，NFT）。NFT與數字作品融為一體，它的存在使脫離了媒介限制數字作品擁有唯一的、合法的身份，可保證其價值並實現順利交易。NFT為數字作品“設置了唯一的資源定位符”，使數字作品有了“數字指紋”——哈希（HASH）值，並以分布式記賬技術使“數字作品的哈希值與權屬信息”得到“固定和保護”。數字技術還為社會主體在特定情境下創造出新的社會場景、交往模式、社會結構提供了可能。如今，地鐵、汽車、電梯間、馬路上……數字技術革新推動下的傳播活動嵌套在各種場景中，出現了根據定位來維繫的社會關係網絡，這些現象為人類構造二階現實注入了全新的內容、提供了新的形式。“數碼物”構造出的新現實，正成為人們展開自身實踐的基礎，這大大改變了以往傳統現實世界中以物質世界和社會現實（Ⅰ）為主要實踐對象的社會形態。

（二）新感知：直接經驗弱化，中介性經驗前所未有擴充

人們對外部世界的感知既可以通過身體的直接經驗，還可以憑藉作為身體延伸的技術而實現。“技術延伸了人的能力”，“延伸的一個後果是，以從未經歷過的方式，一個人身體的在場對於行動的發生來說不是必需的”。在當代社會，具體的技術以及技術體系，業已使人的感知和行為媒介化。人們在使用某種技術裝置時，是以人的意志與目的為中心，而技術裝置本來是“有所是”的，但在人的介入之下，它已經“抽身而去”，其“對象性”漸漸隱身——這便是人類感知的元技術化，人們感知到、經驗到和實踐的對象並非現實對象本身，更多的是數字化元技術作用後的對象，而感知不到數字化技術物的存在。

人類實踐的經驗藉由大眾媒介的興起而使“直接的知覺經驗”呈消退之勢，新傳播革命的興起則在更深遠的程度上解放了人類身體，使人類實踐的範圍、交往方式得到前所未有的延展和變化。一方面，技術的延伸讓身體在場與否，似乎不再必要，技術所中介的經驗成為人的日常生活的常態；另一方面，技術延伸大大擴充了人類“非物質性文化符號”的空間，形成一種對傳統現實社會的“侵佔與擠壓”。近年來，不同形式的“懷舊文化”層出不窮，除了對於老物件（如舊式唱片機、老式照相機、非智能手機等）的“物質化”體驗，更多的是在數字空間中的“文化實踐”。例如，人們將經典歌曲、演唱會、交響音樂會等，經過數字化處理，重新發佈於各種數字空間；更為突出的是，“直播”的興起，讓更多的人，不再“非現場不可”，而是通過數字直播，間接地“直接”參與現場活動——這是典型的中介性經驗。“中介性經驗”之中，典型的還有“假肢記憶”。這是一種通過技術特別是數字技術將他人的經驗“嫁接”到自己身上的記憶，它“依然是身體化、個人化的、活生生的體驗，它就像對生活事件的親歷記憶一樣鮮明生動，因而成為‘個人經驗檔案’的一部分，使人能夠感覺到與過去的感性融入與體驗關係”。

與此同時，新傳播革命帶來的社會效應是全方位的，它導致整個社會的加速，這種加速使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放棄了看似沒有效率的現實互動與交往，求助於數字空間的效率，形成了“技術——加速——效率——技術”的加速循環圈，中介性的經驗與對象充斥於人的社會實踐。數碼物的極速擴張充斥人類交往場景，人之交往活動在此場景發生、演化，深刻影響交往主體的社會感知，繼而影響其行為模式，孕育新的社會關係機制。

（三）新邏輯：事物不穩定特徵凸顯，“必然”與“偶然”並存

“擬現實社會”的人類生存境況呈現出既越來越多地置身且依賴於社會現實（Ⅱ）構築的社會實踐場域，又不得不面對物質世界對社會實踐依然所具有的外在約束的情況。更多的時候，人們的社會實踐所面臨的情況可能是，雖然社會現實（Ⅱ）成為社會結構再生產的重要資源，但也還需要在物質世界與社會現實之間來回穿梭。因此，相較於此前的固態化社會結構而言，“擬現實化社會”的運行中，邏輯（必然）與反邏輯（偶然）並存。

所謂必然，是事物發展過程中根據現實要素可以預判結果的內在規律性。即使在“擬現實化社會”中，人依然是社會主體，社會性是人的本質屬性。不論人行動的場景如何，不論其個性和文化背景如何，人與人的交往實踐均由人的本質所決定，所有社會再生產均基於社會行動者在特定社會背景下對於規則和資源的有見地的應用和再應用。社會“擬現實化”轉向，使得人類所處的社會關係場景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新傳播革命為人類社會交往創造了全新的外部性條件，顛覆了既往基於時空確定性和物質性依附的社會環境，人的社會行動空間脫離了實體空間約束，對於交往對象的選擇性和便捷性大幅度提升。因此，對於“擬現實社會”場景下的社會關係把握更有難度，對“擬現實社會”結構和邏輯的把握也更難，但並非無跡可尋。雖然社會的“擬現實化”轉向尚處在發展進程中，變化過程中的關聯變量之間的關係機理還隱而不彰，致使打撈這種社會場景背後的關係結構和社會邏輯仍有難度。如若仍然沿襲既有社會科學理論框架和知識範式，更難以求解“擬現實社會”的社會邏輯，因而需要認知框架和知識範式的革命，代之以新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探尋複雜社會關係背後的必然性邏輯。

所謂偶然，即事物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猝不及防、難以預判的隨機性。在社會的“擬現實化”轉向中，雖然社會結構對於個體的行為和實踐依然起到約束作用，但這時的“社會結構”已經大大拓寬了自身范域，它既包含了傳統社會中現實可見的諸結構性要素，也包含隱藏在諸多現實可見結構性要素之後且正在發揮越來越大作用、隱而不彰的元技術要素。後者在人類社會實踐中的作用正在逐步擴充，它既開啟了社會的“擬現實化”轉向，特別是智能化的元技術要素，使非人類實體的“主動性”和“能動性”被最大限度地激發出來，這個激發過程無疑提高了“偶然性”的發生概率。這種偶然性實則是一種邏輯悖論，在形式上，它不像必然性那樣在形式邏輯上呈現出規律性、因果性等特徵，而是因其偶發性表現為無規律、因果難料。三十多年前，安東尼·吉登斯在闡述“現代世界中的風險與危險”時，提及現代世界風險的七項特徵，其中有兩項分別是：“突發事件不斷增長意義上的風險的全球化”和“來自人化風險或社會化自然的風險：人類的知識進入到物質環境”。他所論的“風險”主要集中於人類社會非數字化的情景，例如核戰爭、海洋與大氣污染、天氣變暖、雨林破壞、冰川融化等。但他論及的上述兩項“突發事件”與“知識進入物質環境”，卻可以為思考“擬現實社會”的“風險”提供參考：在“擬現實社會”，元技術傳播體系的不透明、不可知性以及泛在個體與技術體系的複雜互動激發的不可預知的行為日漸增多，“突發事件”是大概率的事情，而且，當下的人工智能技術及其在人類社會中的“開疆拓土”，都大大增加了社會運作偶然性事件的發生。

當前，新傳播技術體系正處於“加速”拓展中。新傳播技術構建的傳播之網中，既有深具壟斷優勢、輻射廣深的巨型信息平台，也有極度靈活性、看似微不足道的信息產消者，這種“大”與“小”的結合，特別是個體活性的激活，使得整個傳播場景發生化學反應，在必然與偶性的雙重邏輯下，所產生的社會效應更是難以預判。

（四）新結構：“現實模式”變更，“擬現實”與傳統現實深度嵌套

社會結構是經由人的群體行為長期演化、穩定且反覆發生的模式。依吉登斯的分析，社會結構大致可有兩個層次：制度結構、關係結構，“擬現實社會”在這兩方面均發生了深刻變化。從制度結構層面看，“數字技術—媒介雨林”統領和構造的“擬現實”要素正以加速態勢進入人類的實踐活動之中，且與傳統現實要素深度複雜地交纏在一起。這種態勢的演進，致使社會制度運作與發揮效力的要素資源和運行規則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新的制度模式由此而產生。新制度結構中數字化、智能化的因素提升，其資源積累和運作方式及其規則與傳統的現實要素的運作和規則有很大差異。“擬現實”和“傳統現實”兩種形態深度嵌套的狀態也使人們的交往形態、交往規則發生明顯變化。人類實踐的新資源稟賦不同以往，其運作所型構的規則也呈現出新面貌。在資源稟賦變動及其新運作規則漸次出現的背景下，社會制度結構的變動也就成為必然。

從關係結構層面看，在“擬現實社會”中，行為主體的騰挪空間和自由度空前提升，可以跨越時空限制和現實硬約束，憑藉傳播技術體系，人們對物質世界和現實世界（Ⅰ）進行建構的深度和廣度得到極大增強，社會現實（Ⅱ）越來越成為人類社會進行結構化再生產的要素資源，人類實踐由此締結新社會關係，形成新關係結構。首先，“擬現實社會”中的新社會關係呈現為“非物—物”化的數字交往的結構形態。“非物-物”化，指的是“非物”化的數字流成為社會運轉的核心的組織化力量，“物”依然存在，但成為數字流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或一個環節。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認為，離散的、通用的數字技術具有“取代其他一切機器（或者人）”的潛力，他稱此種現象為數字洪流之下“實體的黑夜”。韓炳哲（Byung-Chul Han）循此思路進一步指出，“數字化秩序讓世界變得信息化，由此它祛除了世界的物化”，“並非物，而是信息在規定着生活世界。我們不再安居於大地和天空，而是居住在谷歌地圖和數字雲中”。“取代”，並非指“其他機器與人”都不存在了，“祛除”也並非使“物化的世界”消失不見，而是它們都被統攝到數字洪流之中了，是數字的“非物-物”化的關係結構主導了世界的運行。需要指出的是，“擬現實社會”中這種數字交往通過跨越實體與虛體、超越人類與他類事物的聯結呈現出極其多元與複雜的關係。其次，“擬現實化社會”的新社會關係也表現出“非間接—中介”性聯結的特質。“非間接”指的是人類與世內事物打交道經驗層面的感覺——數字技術在萬類交往中使不同類別事物之間的關係呈現為一種毫無阻滯的直接交往形態；但在此經驗表象之後，處於“上手狀態”的數字技術其實作為“中介”一直在發揮效力，就如我們佩戴的眼鏡，雖早已習焉不察，但我們對世內事物的把捉是通過“眼鏡”/“數字技術”實現的。這種看似非間接的中介性的交往關係帶來兩種顯而易見的新的交往關係形態，即“雖遠尤近”與“雖近尤遠”，改變了事物之間連接關係遠與近的意涵。由此，關係的建立，“遠”與“近”成為某種程度上不再如以往那般重要的左右關係建立的要素，其他諸如情感、價值觀念、興趣等可能成為左右關係建構的新要素。

五、餘論

元技術傳播體系是一個以數字化為基礎、不斷擴充、日趨擴容的技術體系，它最終形成了不斷迭代更新的新傳播技術星叢。正是這種數字技術集成體系及人工智能要素的介入持續推動新傳播革命演進發展。新傳播革命對人類生存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其革命性表現之一，是催生“擬現實社會”的來臨：人類歷史上長久左右社會實踐的可見的物質世界的重要性降低了，數字技術集成體系所催生的社會現實（Ⅱ）得以大大擴充。“擬現實社會”是社會從“一階現實化”轉向“二階現實化”的社會形態。“擬現實社會”通過“數字技術—媒介雨林”生成了諸多新現實（擬現實），並將傳統現實置於數字媒介統領之下。在擬現實社會裡，傳統現實正變得越來越多、越來越需要被納入數字系統—媒介程序之中，只有成為後者的作用對象後，才更有可能變成人類的實踐對象。在此情形之下，擬現實與傳統現實的邊界日趨模糊，但二者的差異沒有消失，並且實現了前者對後者的統領，使人類可以在二者之間迅速切換，以致可能忽略何為擬現實，何為傳統現實。經驗層面的“脫實向虛”只是“擬現實社會”的表象，而在表象之下，新的“數字操作系統”正在成為統領和構造社會的主導力量——這是“擬現實社會”得以形成並演進的基礎。

總體而言，我們面對的還是社會“擬現實化轉向”的初期階段，新的對象、新的問題在未來還會持續呈現，這需要各相關學科的研究者從不同的視角出發，相互啟發，形成合力，對其給予持續關注和深入研討。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話語的歷史建構與實踐研究”（項目編號：20&ZD32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原載於《新聞與傳播研究》2024年第8期

囿於篇幅，公眾號捨去注釋，完整版本請見刊物

引用參考:

張濤甫、姜華：《新傳播革命與社會的“擬現實化”轉向》，《新聞與傳播研究》2024年第8期。

張濤甫,姜華.新傳播革命與社會的“擬現實化”轉向[J].新聞與傳播研究,2024,(08):21-33+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