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樣性保護已成為全球可持續發展的緊迫議題。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瀕危物種紅色名錄》2025年更新顯示，全球已評估的16.9萬種物種中，4.71萬種（28%）面臨滅絕威脅，包括41%的兩棲動物、37%的鯊魚和鰩魚、44%的造礁珊瑚。
2024年1月，生態環境部等17部門聯合發布《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23—2030年）》，這一國家層面的綱領性文件劃定了319萬平方公里的生態保護紅線，覆蓋30%以上的陸域國土和全部35個生物多樣性保護優先區域。《行動計劃》為中國實踐“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提出的“2030目標”（到2030年保護全球30%的陸地和海洋區域）明確了關鍵路徑，亦為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
隨着中國將生物多樣性保護納入國家戰略，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意識到自身經營活動與生物多樣性的直接關聯。
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WWF）2024年《地球生命力報告》，全球82%的陸地生態系統退化與企業供應鏈的農業擴張、採礦、基礎設施建設直接相關，其中製造業（如電子、化工）和資源依賴型行業（如能源、農業）導致了76%的棲息地破壞。具體而言，農業企業的規模化種植可能引發棲息地碎片化，製造業的資源開採會導致森林砍伐和濕地退化，傳統能源企業的碳排放則加劇氣候變化……
然而，企業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並非易事。一方面，該議題橫跨生態學、遺傳學、環境科學等多個專業領域；另一方面，不同行業對自然的依賴程度、造成的生態影響差異巨大。面對議題的複雜性，中國企業如何踏出第一步？
工作規劃應避免“全面開花”
學科交叉性與行業差異性的存在，常常讓企業在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時陷入“無從下手”的困境。
多數企業對生態環境專業知識儲備不足，加上市場上專業服務機構稀缺，難以系統識別經營活動中的生態風險——原材料採購是否涉及棲息地破壞、生產排放是否污染水體、產品使用是否影響生態鏈等。這些本應作為保護工作核心基礎的風險識別環節，因專業能力缺失而成為“盲區”，導致保護工作缺乏紮實根基。
另一種情況是，部分企業受限於對生物多樣性的片面認知，在與自身業務無關的動物保護項目或植樹造林活動中盲目投入資源，卻忽視供應鏈中的生態風險管控。這種脫離業務實際的保護模式，既造成資源錯配，也難以產生實質生態效益。
生物多樣性保護並非簡單的資源投入，而是需要精準定位關鍵問題：明確生態脆弱區域、量化項目環境影響、評估投入產出效益等。不同行業更需差異化施策——資源依賴型行業需從源頭控制生態破壞，製造業應強化供應鏈生態管理，服務業則可探索生態教育與經營活動的融合路徑。
鑒於短期內全面提升專業能力存在難度，企業制定保護工作規劃時，需摒棄“全面開花”的思路，踐行“有的放矢”原則：先釐清行業核心生態問題及關聯學科知識，再結合實際制定規劃，將資源聚焦於關鍵領域。
國家《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作為系統性指導文件，猶如“導航圖”，能幫助企業精準定位保護重點方向，推動保護工作從盲目投入轉向科學施策。
《行動計劃》可為工作規劃提供“導航”
《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23—2030年）》是中國落實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綱領性文件。《行動計劃》基於中國生物多樣性現狀與挑戰，構建了“戰略引領—優先行動—保障實施”的全鏈條治理框架。
《行動計劃》包括“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威脅”“生物多樣性可持續利用與惠益分享”“生物多樣性治理能力現代化”四大優先領域，各優先領域下又包括共計27個優先行動。這些優先行動緊密對接“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要求，為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系統性行動藍圖。
表：《行動計劃》中的優先領域及優先行動
《行動計劃》將企業作為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核心參與者，明確提出企業宜強化生物多樣性保護意識，主動落實生物多樣性保護與高質量發展的社會責任，並制定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發揮示範引領作用。
對於中國企業而言，《行動計劃》就像企業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導航”，為工作規劃提供清晰指引。它明確要求企業評估經營活動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將相關信息納入環境信息披露和ESG報告，引導企業採用可持續生產模式，推動產業鏈協同治理。
企業可聚焦《行動計劃》中的各項優先行動，從政策合規、供應鏈管理、生產模式優化等方面制定方案，還能藉助政府搭建的合作平台、金融支持等機制，降低保護成本，在滿足國家戰略要求的同時，提升自身可持續發展能力。
如何更好地聚焦《行動計劃》
具體而言，企業可從經營合規性、特定行業專長、業務關聯性三個維度更有效地利用《行動計劃》中的“優先行動”和“優先項目”來指導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規劃的制定。
經營合規性。企業可參考《行動計劃》中提及的科學方法，為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的開展打基礎，同時將合規要求嵌入經營全流程。
能源與採掘業企業可參照“企業生物多樣性影響指數構建”項目（優先行動5），如在煤礦開採前通過生物多樣性影響評估（BIA）識別塌陷區生態脆弱帶，並依據該框架調整井工礦選址，減少對草原棲息地的破壞。
電子行業企業可落實“企業生物多樣性信息披露示範”項目（優先行動5），如將稀土採購環節的生態風險納入ESG報告，並通過該機制篩選礦區，降低供應鏈端生態破壞風險。
金融機構則可對接“多元化投融資機制”（優先行動26），將生物多樣性指標納入綠色債券評估，如發行生物多樣性主題債券，引導資金流向紅樹林修復項目。
表：企業與生物多樣性（優先行動5）優先項目
特定行業專長。《行動計劃》中涉及針對具體行業的優先行動指引，特定行業可根據實際情況發揮其專業優勢。
農業企業可聚焦“農林牧漁可持續管理”（優先行動16），採用“土壤健康評價與提升”項目，如通過輪作休耕技術提升草原土壤生物多樣性，使飼料成本下降。
基建行業企業可運用“生態廊道建設”技術（優先行動8），如在路橋建設中設置動物遷徙通道。
旅遊業企業可開發“城市生物多樣性體驗路線”（優先行動18），如依託生物多樣性宣傳教育行動，將觀鳥旅遊收入反哺棲息地保護。
業務關聯性。企業可錨定與業務高度相關的優先行動，精準對接業務需求的同時，實現保護效能最大化。
製藥企業可參與“生物遺傳資源獲取與惠益分享示範”（優先行動19），如建立民族藥用植物基因庫，按《行動計劃》要求與當地社區共享開發收益。
新能源企業可對接“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化協同治理”（優先行動14），在光伏電站建設中同步實施“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NbS），如在項目建設過程中修復熱帶雨林，獲取生物多樣性基金補貼。
供應鏈企業可藉助“生物多樣性主流化”框架（優先領域一），參與“工商業生物多樣性保護聯盟”，推動棕櫚油、木材等原料的可持續認證體系建設。
生物多樣性保護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答題，更是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的關鍵一環。中國企業以《行動計劃》為指引，從合規築基到專業賦能，從業務融合到價值轉化，每一步實踐都在將“昆蒙框架”目標轉化為具體行動。當更多企業將生物多樣性保護融入發展基因，不僅能破解生態危機，更將開闢綠色轉型新路徑，為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貢獻中國企業的解決方案。
南方周末研究員 鄒力
責編 孫孝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