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大 S 因流感合併肺炎在日本不幸離世的消息如巨石入水，激起輿論千層浪。這一令人痛心事件背後，“過度不醫療” 的問題亟待深入剖析與反思。
從大 S 就醫軌跡看，她在日本先後四次前往醫院，前三次在箱根和東京的醫院就診均被醫生勸返，直至第四次已病情危重，最終回天乏術。一些在日本生活的華人也分享了類似 “過度不醫療” 現象，有人高燒 41 度，救護車送達後在醫院等 1 小時，最後被送到藥房門口自行買葯回家；有人拔智齒，預約 CT 需等 1 個月，拔牙又要再等 1 個月。這種看似遵循規範，實則消極保守的醫療態度，極可能讓患者錯過最佳治療時機。
在醫療政策層面，DIP（按病種分值付費）等政策推行本為規範醫療行為、合理配置醫療資源，可實際操作中若把握不好度，就易出現 “過度不醫療” 傾向。部分醫生為控制成本、遵循規範，過於謹慎，對一些本可進一步檢查、治療的患者採取保守觀察策略。
大 S 體質虛弱，生產時曾因麻醉癲癇發作，感染流感後免疫系統難以抵抗病毒，進而引發肺炎。若早期能得到積極治療，如及時全面檢查、針對性抗病毒及抗感染治療、必要時的呼吸支持等，或許悲劇可避免。但前三次就診未獲有效干預，病情惡化，終釀悲劇。
再看國內，“過度醫療” 常遭詬病，它存在讓患者多花錢、承受不必要醫療操作的問題。但在危急重症救治上，國內醫療體系優勢明顯。國內醫院 24 小時急診系統完善，能及時救治重症患者。
以呼吸道疾病高發季為例，國內醫生面對發熱病人，會先詢問癥狀，查看體溫和呼吸道癥狀嚴重程度，測血氧、聽呼吸音。若患者有持續高熱、胸悶氣急、血氧較低、肺部啰音等情況，會建議查血、做病原體篩查、做 CT，患者主動要求做 CT 也會安排。
若確診流感或新冠，會讓患者服用抗病毒特效藥；若肺部有炎症，無論甲流、新冠是否陽性，一般會安排掛鹽水。從規範看，這種策略有 “過度醫療” 嫌疑，如讓無肺部病變者做 CT、讓病毒感染者掛抗生素等。但醫生這樣做是考慮到少部分流感患者會發展為肺炎，甚至 “白肺”，部分還會合併細菌感染，導致膿毒症和休克。
國內部分醫生面對發熱咳嗽患者，會直接安排 CT 檢查，懷疑有炎症就用 “退熱 + 抗生素 + 激素” 的治療方式，這也是 “過度醫療” 表現。
“過度醫療” 雖不合理，會讓部分患者多花錢、多打針，但相比之下，國外 “過度不醫療” 更可怕。
像大 S 三次就醫被勸返並非個例，還有胃不舒服做胃鏡拖延數月，查出胃癌已遠處轉移；小感冒被要求回家吃藥，拖成肺炎；哮喘發作因醫生約滿，讓患者下周再來等情況。
曾經，公知和專家吹噓國外 “分級診療” 規範、節約醫療資源，國內也推行，但效果不佳。國內老百姓就醫相對自由，可自主選擇醫院，而國外實行嚴格分級診療，無醫生轉診難以自由選醫院。這種差異導致國內 “過度醫療” 和國外 “過度不醫療” 問題，根源與國內外醫保政策和國情相關。
在國內，老百姓在就醫方面相對自由，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和意願，自由選擇想去的醫院，既可以選擇去三甲大醫院尋求更權威的診斷和治療，也可以選擇去小醫院享受相對便捷的服務，甚至還可以選擇私立醫院以獲得更好的就醫體驗。想做CT就做CT，想掛鹽水就掛鹽水，這種就醫的自主性在國外是難以實現的。國外實行嚴格的分級診療制度，患者的就醫選擇受到諸多限制，沒有醫生的轉診，患者很難自由地選擇心儀的醫院。這種差異也從側面導致了國內“過度醫療”和國外“過度不醫療”問題的產生，而這一現象的背後，與國內外截然不同的醫保政策以及各自的國情密切相關。
如何在醫療中把握好度，既避免 “過度醫療” 又防止 “過度不醫療”，是醫療體制改革和進步的重要方向。對普通百姓而言，在 “過度醫療” 費錢和 “過度不醫療” 費命之間，或許更傾向於前者，因為生命無價，應得到應有的尊重和救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