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抑鬱症，我們不知道的那些事｜抑鬱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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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分享的書籍是《抑鬱帝國》

本書作者【美】喬納森·薩多斯基（Jonathan Sadowsky），凱斯西儲大學醫學史教授，多年研究方向為精神病學流行病學、臨床精神病學、醫學人類學、心理疾病治療史和抑鬱症史等等。

你不知道的人類抑鬱史，超越微觀和個體認知局限，在宏大視角中逆轉生機，看清即是療愈開始。精神病史專家權威解讀抑鬱症 ，在故事中首揭抑鬱全奧秘。

這是一本有關抑鬱症歷史的書，更是引發我們對抑鬱症進行深度思考，徹底揭開其真相，進而走出抑鬱陰霾之書。本書作者是著名精神病學史學家，通過梳理抑鬱症的古今歷史脈絡，從概念、理論、治療、現狀等角度來解讀抑鬱症。在豐富而生動的歷史故事、逸聞趣事及科學研究中，為廣大讀者提供了一個跨越千年的宏大、嶄新視角，幫助我們對抑鬱症的理解更加多元、立體、開闊而深刻。

當原本囿於自我局限的困惑被解答，有關抑鬱症的一切豁然開朗！放下包袱、輕鬆上陣，掌控抑鬱症的主動權此刻就在我們自己手中！

01、認識抑鬱症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調查的最新顯示，抑鬱症現在是全球健康負擔的最大單一貢獻疾病。調查估計，全世界有3億人患有抑鬱症，2005年至2015年間增長了18%。2011年和2014年，大約有1/9的美國人表示他們服用了抗抑鬱葯。其中許多人因其他問題（如失眠和疼痛管理）服用了名為“抗抑鬱劑”的藥物，但是抑鬱症的診斷數量卻大幅度增加了。

我們在很多本書中都提到過抑鬱症，比如《深淵》這本書中認為，一個人之所以得抑鬱症，不是因為他在生活中缺乏動機，而是動機太過強烈，因此激發了情緒系統的強烈對抗，從而吞沒了所有的動機。

而本書，作者說，從有記載的上古時代，人類就開始和病態的抑鬱情緒作鬥爭，提出過無數種治療方案，但是，從重視一種病理情況，到確認一種疾病，再到對這種疾病完全了解，這中間有很遠的路要走。對抑鬱症理解的變化，還伴隨着無數種大膽甚至充滿風險的醫療實踐。

雖然科學家從19世紀就開始研究抑鬱症，但直到1980年，精神醫學界才正式將抑鬱症確認為一種臨床疾病，寫入《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在當時，是否真的有必要設立這麼一個新名目、“抑鬱症”的命名是否足夠準確、定義抑鬱症的關鍵癥狀是什麼，這些問題也存在很大爭議。

那麼抑鬱症到底是不是一種疾病？我們應該從什麼視角來看待它呢？

1、不確定性

即便在今天，人類科學對抑鬱症的了解仍舊遠遠不夠，我們還不清楚這種病的完整病理機制；大部分的抑鬱症藥物都是在其他實驗中被發現有改善抑鬱的副作用，然後才被投入使用的；甚至，抑鬱症被寫入《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後，手冊的每一次修訂都會對抑鬱症相關條目進行大改。

也就是說，我們對抑鬱症的認識仍然處在不斷地更新之中。而在不同的時代和文化背景下，人們對抑鬱症的認識也各不相同。抑鬱症的癥狀和診斷在歐美的確診率遠高於其他地方，並且原因尚不明確。比如，2011—2014年，超過1/9的美國人接受過抑鬱症的藥物治療。

比如，在美國，有位來自尼日利亞的女學生叫伊菲麥露，她是個難民，在美國沒有合法身份，因此不能找工作，生活上困難重重。很快，伊菲麥露出現了嗜睡、悲傷、社交退縮等癥狀。她的姑媽是一位在美國受訓的心理醫生，認為這是典型的抑鬱症。但伊菲麥露反駁姑媽說：把生活里的一切問題歸結為心理疾病，把所有的不舒服診斷為抑鬱症，這根本不是科學，而只是一種美國文化。她認為自己的情況不是生病，而是面對重大困境時的正常反應，只要拿到身份、找到工作，自然就好了。後來，伊菲麥露的確通過改善生活狀況解決了自己的心理問題。

那麼，作者就說，或許我們不是在經歷抑鬱症的流行，而是將某些問題稱之為“抑鬱症”。那麼這是不是意味着，抑鬱症只是歐美文化理解問題，理解悲傷的一種方式？

2、文化影響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說過一個詞，叫做“文化制約綜合征”，也叫文化束縛症候群。它指的是一系列和文化背景相關的癥狀，只有特定民族或地區的人會報告同時出現這些癥狀，有的癥狀甚至只在這些民族或地區出現。

當地人會用這些癥狀命名一種疾病，但這種疾病外界並不承認。很多學者認為，多數文化制約綜合征並不是獨立的疾病，而是其他問題在文化影響下表現出的特殊癥狀，或者根本就是一種文化習慣。那麼，抑鬱症會不會是一種文化制約綜合征呢？

作者認為，抑鬱症的存在既有大量證據支持，也有普遍的社會意義。受到文化制約的與其說是抑鬱症，不如說是現代精神病學和心理學對抑鬱症的主流認識。

作者承認，抑鬱症的命名本身就和西方歷史，尤其是現代西方歷史緊密相關。但是不同時代形成了不同的命名和知識體系，當時“抑鬱症”這個名字還不通行。隨着人文主義的興起，歐洲人開始把抑鬱的情緒，和人之為人的本質聯繫在一起，認為它正是人性高貴和敏感的體現。

比如，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就是這種高貴憂鬱的代表。他因為父親被害、王位被篡奪，感受到人間的醜惡而開始厭世，並對存在的意義、人的本質產生了懷疑，提出“存在還是毀滅”的著名問題。哈姆雷特身上這種悲傷、沉思，又充滿智慧、文采斐然的迷人狀態，叫“憂鬱”。和憂鬱相對的是哈姆雷特的女友奧菲莉婭的精神狀態。奧菲莉婭同樣遭受了不幸，但她被悲傷擊垮，瘋瘋癲癲、喪失理智，這種狀態被稱為“抑鬱”。

當時的人認為，只有歐洲男性身上才會出現高貴的憂鬱，女性身上只會出現病態的抑鬱。至於歐洲以外的人，例如他們能接觸到的非洲奴隸，根本體會不到這些複雜的憂愁。

而當今，因為抑鬱症就醫的人仍然以女性為主，這又反過來導致了醫生只能根據女性患者的癥狀來確定診斷標準，男性即便鼓起勇氣去治療“病態的抑鬱”，也經常會被誤診。同時，很多歐美國家的研究都顯示，比起白人，有色人種的抑鬱症診斷更加嚴苛，很多醫生更傾向於對有色人種作出精神分裂，而不是抑鬱症的診斷。

所以，作者認為，這些不確定性和文化的影響，在人類認識很多疾病的過程中都出現過。例如同屬精神疾病的阿茲海默症，也是在確認了腦部機制之前就被承認的疾病。那麼，即便醫學沒有承認，難道這種病就不存在了嗎？

作者進一步指出，醫學既是科學，也是一種社會共識。他指出整個醫學史上，其實從來沒有人成功找到過疾病和健康之間的界限。換言之，別說是具體的某種疾病，就是“疾病”這個範疇本身，也沒有明確的定義。

所以，我們應該更多地是考慮人們的需要和感受，這些需要和感受同樣是真實的——雖然抑鬱症的知識體系受到歐美文化的影響，但在很多其他族群的文化制約綜合征里也能找到抑鬱症的影子。

今天，大部分專家都承認，抑鬱症不是一組單一的癥狀，它的癥狀、診斷和治療都會受到文化影響。而作者的態度是：無論如何，命名抑鬱症有助於幫助患者表達他們的痛苦。把痛苦看成一種問題，就是踏出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02、抑鬱症的本質

那麼抑鬱症的本質是什麼？是心理的、社會的，還是化學的？作者提醒人們：對待抑鬱症的本質沒有必要採取非此即彼的方式，不同的治療手段之間也不完全排斥，曾經的醫學在這一點上走了彎路。

1、心理說

現代醫學中，“心理說”的知名度最高。“心理說”的先驅是精神分析學派。這一學派的創始人弗洛伊德認為：抑鬱的根源是一個人喪失了某種重要的東西，但出於某些原因無法表達，或者不願意對自己承認這一點，導致憤怒轉向了內部。要治療抑鬱症，可以通過談話療法，讓醫生深度發掘病人的潛意識，引導他意識到自己憤怒和喪失感的真正來源，從而緩解病情。

精神分析學派另一分支的代表榮格則認為抑鬱症的根源是心理能量低下。心理能量為什麼會低下？因為它從外部的意識世界中轉移出去了，向內轉化到內心的潛意識中去了。榮格認為，抑鬱症患者感到缺少能量、不能集中注意力應對日常生活，其實是潛意識在告訴他：“嘿！別再對外在的事物大驚小怪，注意我，我有事情要告訴你。”

榮格和弗洛伊德一樣主張用談話療法治療抑鬱症，但他認為醫師要引導患者在潛意識中發現的，不是被壓抑的痛苦，而是未曾意識到的改變認知和行為模式的機會。

除了精神分析學派，現在臨床上流行的另一個流派：認知行為療法（CBT），也認為抑鬱症的根源在心理。這個流派認為，抑鬱的根源是患者錯誤的邏輯思維，比如認為一切都是自己的錯。醫生可以同時從行為和思維入手，糾正這些偏頗的觀念，病情自然就會緩解。

2、社會說

社會說有一個爭議，如果抑鬱和痛苦有合理的現實社會原因，那它還算不算抑鬱症呢？很多人認為有合理原因的抑鬱不算抑鬱症。只有缺乏合理現實原因的悲傷，才算抑鬱症。

直到，2013年的第五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認定，當一個人感到精神痛苦，哪怕這種痛苦有合理的社會原因，也不妨礙他被診斷為患有抑鬱症，出於任何原因的過度悲傷都可以按照抑鬱症來治療。一些心理學家，尤其是精神分析學派的學者，則開闢了另一條研究抑鬱症的路徑，開始尋找引發抑鬱症的社會原因。

比如，女性的抑鬱症診斷率通常高於男性，這部分是因為傳統的偏見：男性的憂傷是智慧的體現，女性的憂傷則是需要治療的疾病。此外，社會不鼓勵男性表現出脆弱的情緒，讓男性的抑鬱癥狀更隱蔽，也是一個原因。還有社會上的歧視和性別不平等，的確讓女性更頻繁地陷入孤立無援、壓力重重的境地，主流話語對這些痛苦輕描淡寫，這就讓女性更容易患上抑鬱症。

很多研究都顯示，弱勢群體更容易抑鬱：童年時遭受過虐待的人、殘疾或患病的兒童、難民和流亡者，當然還有低收入人群，都更容易得抑鬱症——雖然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較少遇見得抑鬱症的窮人，但作者提醒：貧窮和抑鬱的聯繫其實再自然不過了。因為生活中很少出現貧窮的抑鬱症患者，可能只是他們沒有時間和金錢就診而已。

3、化學說

科學家一直試圖用藥物和手術治療抑鬱症，曾經用過神經梅毒、腦白質切除術、胰島素昏迷療法和抽搐療法等等，這些方法要麼效果不顯著，要麼副作用太大，都被逐漸淘汰了。大約在1950—1960年代，科學家終於發現神經遞質的缺少——或者是供給不足，或者是受體功能異常，是抑鬱症的一個重要原因。

簡單來說，神經遞質是一種神經元的輸出工具，神經元合成神經遞質，把它釋放到末端的突觸間隙里，在這裡，神經遞質遇到了下一個神經元上的受體，和它們結合，發生化學反應，神經信號就傳遞下去了。神經遞質能讓人保持清醒、體驗豐富的情緒、進行軀體運動等等。這些神經遞質如果因為某種原因缺少或者無法傳遞，人就會麻木、嗜睡、行動遲緩。

科學家目前還不知道什麼原因導致了這些神經遞質的缺乏，也無法憑空製造這些物質，但他們發現，可以通過藥物抑制這些神經遞質的消失。根據這個原理，一種著名的藥物“百憂解”應運而生。百憂解的療效比較穩定，副作用比較小，很快成為最常見的抑鬱症處方葯，直到今天還在使用。

本書作者認為，百憂解不僅緩解了抑鬱症的癥狀，還徹底改變了社會對抑鬱症的認識：既然這種病有葯可以治，醫生就不再需要費時費力地分析抑鬱症的個人和社會原因，進行冗長的心理諮詢，而只需要花五分鐘評估癥狀，然後開藥。從此，抑鬱症才真正成為一種臨床疾病：有標準化的診斷和治療方法、有可以預測的療效。

在抑鬱藥物得到廣泛臨床使用後，臨床的抑鬱診斷大大增加，醫生開始把抑鬱症描述為一種平平無奇的“精神感冒”，非抑鬱症患者也開始聽從醫生的建議購買各種抗抑鬱藥物來增加快樂、提高效率。抗抑鬱藥物不僅改變了大眾對抑鬱症的看法，更改變了人們對精神健康，乃至和自己心靈的關係的看法。因此，作者認為，可以把抗抑鬱藥物發明之後的時代稱為“百憂解時代”。

總的來說，關於抑鬱症的本質，“心理說”重視個體病例的獨特性，幫助患者突破自我；“社會說”讓抑鬱症尋找系統產生的社會痛苦；“化學說”則致力於簡單直接地緩解痛苦的癥狀。但作者認為，抑鬱症既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既是心理的也是生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