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緣關係：魏瑪德國的邊境口岸和反猶太主義
摘要:
本文認為，國家邊境口岸是仇外心理的集中地。兩種機制匯聚在一起產生了這種模式。首先，當民族國家受到壓力時，邊境口岸使跨國差異變得突出，在國際力量和社會弱勢階層的社會經濟問題之間產生一種可感知的聯繫。其次，邊境口岸象徵著國際威脅，吸引了激進運動的積極民族主義動員，他們把外來民族視為國際惡魔。在這種獨特的空間景觀中，外來民族成為失去社會地位的個人中更廣泛社會問題的替罪羊。我通過對納粹時代前魏瑪德國反猶太主義的地方性變化的研究來闡述我的觀點。對猶太人禍害的統計分析和對當地反猶太主義報告的深入探討，揭示了魏瑪共和國的多元化是如何在生活在國家邊緣的中下階層成員中開始侵蝕的。在此過程中，我提請注意仇外心理的空間來源，並證明國家之間的邊界激活了國家內部的邊界，為多元主義和國家形成之間的複雜關係帶來了新的啟示。
作者簡介:
Robert Braun，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系
編譯來源:
Braun, Robert. “Bloodlines: National Border Crossings and Antisemitism in Weimar German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87.2 (2022): 202–236.
本文作者（從左往右）：Robert Braun
本文主要觀點
關於仇外心理的大量工作已經確定了怨恨的政治和經濟來源。前者強調了選舉威脅和運動領袖煽動的重要性，而後者則關注在社會經濟動蕩時期，正在失去地位的弱勢社會階層如何將外來者作為替罪羊。本文將這兩個分支結合在一起，通過顯示經濟衰退、弱勢社會群體的存在或社會運動的政治煽動是否匯聚在一起產生對外來者的恐懼，以國家內部的相對位置為條件，對仇外心理進行了空間背景化的解釋。
本文發現，國家邊境口岸，連接兩個民族國家的空間位置，激活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過程，共同為種族恐懼的產生提供了肥沃的溫床。首先，當民族差異因附近的邊境口岸而變得突出時，失去社會地位的群體更有可能將其衰落歸咎於國際因素。其次，邊境地區的不相稱性吸引了激進的排外運動，他們希望保護國家免受外來威脅。第一個過程在脆弱的社會群體中產生了自下而上的對國際替罪羊的需求，而後者則通過將國際行為者視為萬惡之源，自上而下地滿足這些需求。
在討論這個項目的潛在優勢和貢獻之前，我想簡要地強調它的一個關鍵弱點。儘管文章令人信服地表明，反猶太主義的惡棍和事件聚集在邊境口岸附近，並開始解讀這些集群背後的社會經濟動態，但它並沒有真正解釋後者的動態如何能夠首先塑造兒童故事的內容。追蹤這一過程的研究目前正在進行中。儘管有這樣的弱點，這項研究發現了空間、階級和政治動員之間的特定互動，對研究民族衝突、反猶太主義和德國歷史具有重要意義。在一般層面上，本文加入了越來越多的工作，通過證明國家之間的邊界激活國家內部的邊界，將群體間的動態置於更廣泛的裂變結構中（Braun 2019，2020）。現有的研究通常着眼於內部人和外部人之間的關係如何影響彼此的怨恨，但本文認為內部群體內部的交叉點（即基督教外邦人之間的國界）本身就可以通過塑造對社會問題的看法和產生種族動員而激活對第三群體（即猶太人）的仇恨。
這些發現也為關於民族主義和種族衝突興起的宏觀社會學理論提供了一個微觀基礎。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轉變，產生了沿民族路線的政治排斥的加劇（Wimmer 2002, 2012）。我認為這種轉變在不同民族之間的邊境地區尤為強烈。具體說明這種轉變如何在地方層面上具體化的機製表明，受挑戰民族的邊緣地區的認知和動員過程對於塑造政治中心可能採取的民族排斥形式非常重要。
轉載時間：2022年9月19日
責任編輯：致遠星
主審編輯：李致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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