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抗疫之戰註定了2020年春節的不平凡。
有人道德失范，為了滿足獵奇心理和口腹之慾打開了潘多拉魔盒；有人行為失矩，執意不加防護，肆意聚會遊玩，最終被病毒俘獲；有人心態失衡，對武漢人橫加指責，避之不及，同中世紀黑死病爆發時人們將猶太人當作替罪羊的態度別無二致；有人情緒失控，對醫護人員大打出手......
作為臨床心理學工作者，我想說：傷害多源自無知，慈悲則因為懂得。
1.因為懂得口欲期固結的不健康性，所以能對動物慈悲。
口欲期（oral stage）亦稱口唇期或口腔期，由奧地利心理學家西格蒙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提出，屬於（廣義的）性心理發展理論的第一階段（約1歲以前）。口欲期本能根源於口腔，對象是食物，目的是結合，個體的興奮投注於口腔，嬰兒靠吮吸、咀嚼、吞咬等口腔活動來獲得身心滿足。
精神分析學研究發現，假如嬰兒在口欲期的發展不順利，其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嚴重缺失或被過分滿足，那麼，帶有過度缺失感或過度依賴感的心理能量便會固着/固結（fixation）在這一時期，這個人就會在潛意識裡始終保持1歲以下的幼兒心態，會把“吃”當作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並因此將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下意識地視為廣義的、象徵性的“吃”，諸如貪財、貪權、貪色、貪物等，從而影響其心理發展、人格特點、行為模式乃至人生腳本。這一心理現象叫“口欲期固着”或“口欲期固結”。
固結不僅是一種心理能量滯留於後來生活的現象，還可以是一種滿足身心需要的方式。存在口欲期固結的個體，既可以表現為“貪吃”行為，成人後可能形成口腔施虐（如咬人、咬東西、吃不該吃的東西）、口腔依賴（如吸煙、飲酒）、口腔成癮（如煙癮、酒癮、毒癮）等不良行為或性格，也可能表現為象徵性的“哭”“叫”“咬”“吃”。比如，遇事叫苦連天是象徵性的“哭”；公眾場合無理取鬧、動不動就嚷着“我要找你們領導”，此為象徵性的“叫”；說話尖酸刻薄、喜歡批判嘲諷、善於鬥嘴謾罵，是象徵性的“咬”；各式各樣的“貪”，則為象徵性的“吃”。僅以心理分析為視角，我們當中有許多的口欲期固結者。
吃，固然沒錯，且為生存之道。但是，我們要記得：我們是人！我們活着不僅僅是為了吃，更不可什麼都吃，尤其是對動物。我們要活得有尊嚴、有底線、有邊界，有更多更高更美的追求。
2. 因為懂得受害者譴責心理的不健康性，所以能對“始作俑者”慈悲。
人們常常將事情的結果，歸因於更高的道德層面的“公平”。換言之，一個人的所作所為會給他/她帶來公正的結果；做好事就有好報，做壞事就有壞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這就是人類的“公正世界假設”/“公正世界謬誤”（Just-world Hypothesis/ Just-world Fallacy）。
最早研究這一現象的社會心理學家Melvin Lerner指出，正常人在生活中需要維持一個良好的自我感覺，可是正常人經常會遇到身邊的人、報紙上的人、各種各樣的人遭受各種不幸。這種事情頻繁發生，人們雖未陷入恐慌，卻忍不住將其解釋為：一定是因為他們做錯了什麼。譬如，“那個女孩兒之所以被強姦，是因為她長得太漂亮，穿得太暴露，大晚上還在外面瞎逛……”於是，譴責受害者的行為或現象時有發生。
這次疫情也不例外。當人們痛斥並人肉搜索吃蝙蝠的“始作俑者”時，也許忘記了：在病毒面前，他們也是受害者。誠然，他們是無知的受害者。我相信，如果他們懂得相關的知識，如果他們知道一旦發病，會波及身邊最親近的人、波及社會、乃至世界，他們一定會有所不同；除非他們是反社會型人格障礙患者，毫無人類所共有的道德感與罪惡感。但就目前資料顯示，他們不是。
受害者譴責心理是認知失調的一種表現，是一種認知偏差，是人類自行構築的一種心理陷阱。這種想法或歸因方式很可能是偏頗的、非理性的、非人道的，甚至非正義的，卻因其能夠起到安慰的心理作用，也能夠提供一部分的原因解釋，而存留至今。但是，我們需要站在科學和理性的視角澄清一點：受害者譴責心理的傾向未必是健康的。就“抗疫”本身而言，我們關注的焦點以及各個領域工作的重點均應為“解決問題”。
3.因為懂得死亡恐懼是人類共同的恐懼，所以能對生命慈悲。
宇宙間自有人類以來，已有850億人先後死在這個星球上。迄今為止，這件事不可逆轉。於是，死亡恐懼成為全人類共同的深層恐懼。這就是為什麼，當查士丁尼用大把的金子去誘惑掘墓工人更賣力地幹活時，工人們絲毫不為其所動。這也是為什麼，東漢末年，傷寒所致的死亡數量達到“填塞道路”的慘烈程度，僅醫者張仲景一家就有一百多人病逝，“傷寒十居其七”，故其憤而著醫典《傷寒論》，以圖懸壺濟世。
對於死亡恐懼，較為健康的態度是，既敬畏大自然，接受生命有終結的自然規律，珍惜每一個當下和每一個生命，又不被動散漫，隨意過活，更不試圖突破這份恐懼而胡作非為。
享有盛譽的存在—分析學說領袖、著名臨床心理學家維克多·埃米爾·弗蘭克爾（Viktor Emil Frankl M.D.，1905-1997）早在上世紀40年代就提出，人的主要動機是理解生存的目的與意義，揭示自己生存的秘密。他把這種動機稱作“探求意義的意願”。動物知道尋求快樂與征服，卻不懂生存的意義；而人的本性在於尋求意義。
為此，他提供了獲得生命意義的幾個重要途徑：一是創造和工作，不斷開發潛能，實現生命價值；二是體驗意義的價值，尤其可以通過愛來實現生命的意義；三是對不可避免的苦難所採取的態度，即使面對無法抗拒的情境或苦難，仍然可以選擇自己的態度和立場，通過實現態度性價值而改變自己看待事物的視角，從而獲得新的覺知。
4.因為懂得最好的愛國行動是改造自己，所以能夠體現對國家對社會的慈悲。
“民族”一詞絕非抽象。民族是由一個個人、一代代人組成的。我們每個人的性格都是民族性格的一個部分，我們每個人的心理品質也都是民族心理品質的一個組成。認同了中華民族的人，也便成了愛國的人。
對於所有的愛國者以及有志於改善中國民族性的個體而言，最真誠、最直接、最切實的方法就是願意追求心靈成長——不斷深入地探索自我、覺知自我，學會調節自己的不健康心理，學會重建自己的心理底線與心理邊界，學會有效修正自己的不良行為，努力改善自己的人格品質。
我相信，當口欲期固結的人越來越少，當敬畏自然敬畏生命的人越來越多，當遇到不適情境聚焦問題解決的人越來越多，我們的民族必定越來越美好。
此生多珍重，長養慈悲心。
天道酬慈悲，吾輩當自知。
處世當自醒，為人須自持。
作者簡介：苑媛，中央財經大學社會與心理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國家首批二級心理諮詢師。師從著名心理學家朱建軍教授。意象對話心理學研究中心常務理事（主管學術研究）；“四月天”少女性傷害心理援助公益熱線督導、培訓師；“5·12” 汶川地震首位致電中國紅十字會申請前往災區的心理諮詢師，並作為中青部首批督導專家趕赴災區，被團中央中青部評為“優秀志願者”。迄今為止個案諮詢約2000例；團體諮詢約1000例；心理危機干預約50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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