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般人的說法，心理健康就是沒有心理問題，有了心理問題就是不健康的，換言之，心理健康和心理問題之間存在着一條截然的界限。因此，利用心理學理論分析人的言行，判斷人的心理、定義、解釋、解決人的心理問題，讓人生活在一個沒有心理問題的健康狀態中，就似乎成為了正確、崇高、神聖而不可反駁的“王道”。因此西方的心理診斷標準、治療技術和各種“心理疾病”的專業術語如潮水般席捲全球，湧進國門。然而人是鮮活的個體，生活在紛繁、複雜的社會中，人的心理並非是處在非黑即白的狀態中。帶着這個思路，我思索着、探尋着……
我曾經論述過 “流行價值觀”是造成當下的心理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1】。”
香港皇家醫院精神心理治療師李誠說：“心理疾病不能脫離社會背景單獨存在【2】。”精神病理學家許又新先生認為：“對精神障礙的考察和研究離不開文化史的視角【3】。”
因此思考當下的心理問題時，不能脫離當下社會背景及文化去孤立的找原因，如脫離這兩者去做理論，其理論就容易出現執傲，偏離客觀，也可能給他人造成新的問題。當下國內流行的絕大多數心理學理論和諮詢技術，都是西方的舶來品，還需要更長的時間去檢驗、修改、突破，即便是本土的心理學理論和諮詢技術，也需要時間的實踐驗證。因為任何一種事物既能帶來正性，也有可能帶來負性。下面我想談談一些人是如何利用西方的心理學理論，製造自己想要的問題的。
第一點，在最親密的關係中製造、定義問題。
比如“原生家庭理論”最早由美國的莫雷·鮑恩提出，本意是讓心理工作者保持中立的原則，協助來訪者去理解在家庭中的關係和情緒上的糾結，不是去對家庭進行刨根問底。值得指出的是鮑恩先生是以美國文化價值理解的原生家庭，而且原生家庭也並不是因果關係。但國內有些人把“原生家庭論”作為了一種絕對化的因果關係來理解家庭，從而形成其中不少觀點與中國的傳統家庭教育是向背的。
曾記得幾年前有人士提出“天下父母皆禍害”、“孩子的問題都是父母的問題”、“孩子的一切問題都來源於原生家庭”等絕對化觀點。因為孩子是父母所生所養，這一下讓很多人茫然地被套入其中不知所措。其實已有不少諮詢師在實踐中發現，有些來訪者就因讀了原生家庭論的相關書籍，或聽取該類的宣傳後，與家庭的對立更加嚴重。如果把“原生家庭論”作為一種因果關係的話，需要反思的地方太多。
如心理學家馬斯洛的母親性格粗暴，時常當著他的面打死小動物，然而這樣一個不幸的原生家庭中，馬斯洛為何又如此優秀呢？現實中即使家庭一對夫妻生幾個孩子，每個孩子的性格、人格都不同，並且在社會上取得的成績也不同。也有人把離婚家庭定義為“不完整家庭”又稱“單親家庭”，人為的把它定義成有缺陷的家庭，換言之單身家庭的孩子活在一個不完整的家庭中,便是有問題的。然而中國古代的孔子、孟子，及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等，都是在單親家庭中成長起來的優秀人物。這些都說明不能把“原生家庭論”作為因果關係來結論。因為人是有自我功能的個體。
西方家庭教育主張個人主義，性格張揚，輩份平等。中國傳統家庭教育主張，集體主義，性格謙虛本分，尊老愛幼，輩份有高低，而且為了家庭的利益在必要時需要個人做出一定犧牲的。在與孩子的關係上，中國家庭所付出的精力和物力遠遠超過西方家庭。一個孩子的受教育費用主要是家庭承擔，而孩子成人後如結婚、買房主要也是靠父母的積蓄支撐。在這樣一個連襟的家庭關係里，如我們全照搬西方的心理學觀點作為標準去剖析自己的家庭，是否真的客觀呢？
有學者認為：“原生家庭論”的引入，是企圖在中國家庭中設置人際界限，從而挑戰長久存在於中國家庭中的集體模式。因為在最親密的人際關係間是最容易找出問題的，因為不適合你的都可以定義為問題，唯一沒有問題的就是跟你沒有關係的。在最親密的人際關係間，不斷地去按西方文化價值建構起來的原生家庭論為標準，深挖、定義中國家庭中存在着各種的問題，並試圖以這種方式重構家庭關係，這種模式真的適合於中國的家庭教育嗎？結論或許為時尚早。當下如果按漫天宣導的原生家庭論來看，絕大多數家庭都被定義出了各種問題。
第二點，利用文化的差異，製造、定義問題。
每一個民族的精神心理離不開它原有的文化塑造，情緒表達和行為的不同，不一定等於是問題。
“西方人講自體心理學，這或許是一種變相的文化殖民。（陳燦銳：心理學家）”
比如中國人時常說:“這個孩子好可憐，我心疼。”而這個“心疼”對於西方人來說很難理解。
又如西方人對自己的父母通常直呼其名，而中國人直呼父母的名字是對父母的極其不尊重。國內有些電視劇為了趕時髦，在設置劇中的人物對話中也有讓孩子直呼父母的名字的場景來吸引觀眾。甚至有一些關於家庭教育的節目中，有個別的心理教育者，也在傳授這樣的語境，認為這是父母與孩子的平等對話，有利於改善父母與孩子的關係。其實這是把西方的人文價值移植到中國的人文中，這本身就是創造衝突或製造問題。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之下，雖然我們天天看似用着自己的文化，其實只不過是用着中國言語講述着西方的社會價值觀、社會禮儀、文化教育和個人言行，這都是在導向以西方價值為標準，這必然會和長久根植在我們深層的民族文化中的集體潛意識發生對立和衝突，有意識和無意識的製造出新的心理問題。
“在西方文化中，重視自主性和邊界，因此緊密的親子關係被看作是有問題。而在中國文化中緊密的親子關係是可以被接受的，直到孩子成年這種親密關係一直都在（曾文星、精神病理學家2002）。”
再如一個人為了和他人搞好關係，可能會習慣說一些漂亮、好聽的話，這卻會被某些心理學人士按西方的心理學標準，判定為偏離了正常人格的“討好性人格”，需要療愈。而在中國的文化里頂多稱為“拍馬屁”、“好奉承他人”，是和他人交際的一種正常現象。當某一行為在社會群體中都認為是正常的時候，人的言行和心理狀態就相對自然正常，如一旦被定義為有問題的時候，人的心理就自然向有問題的方向轉變，也覺得符合被他人診斷為“問題”。心理學家沃特斯認為：“任何其他心理疾病一樣，一分一毫都脫離不開文化信息和文化期待的影響與塑造【4】。”他進一步認為全球的心理疾病都在一步步被西方同植化。
西方主流心理學把哀傷歸入精神心理疾病，並為哀傷設定了診斷標準“PGD”，只要符合該標準就需要治療，然而心理學家和田香織就指出：“PGD的產生並非基於科學發現…..PGD的診斷代表了主流心理學理論的核心，即傾向於將偏離西方文化規範的行為視為‘不健康’【5】。”她毫不迴避的指出這種診斷標準存在着利益糾葛，而且世界上關於通過用西方的PGD心理測量表，幾分鐘就測量出一個人的心理情況是否具有科學性、客觀性，在業內一直就備受爭議。況且在哀傷的處理上，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方法。
香港中文大學做過腦電波實驗，當人讀英文時的腦電波反應和看中國漢字時的腦電波反應是不一樣的（心理學家徐均）。既然反應不一樣，那麼情感上的感受也會有不一樣的。
第三點，把人的偏好情緒、行為定義成問題。
比如一個男孩喜歡媽媽多一些，喜歡爸爸少一些，就有人按西方的心理學理論，把該男孩定義為有“戀母情結”。人的喜好本身就是一個很正常的情緒行為，一旦把它定義成有某種問題的心理時，也許真的會變成了心理問題，即所謂的“誘導陷阱”。因為人往往就會去想，我喜歡媽媽多一些，那我會不會是“戀母情結”的人呢？
約瑟夫·伍迪斯（佛洛伊德分析的片段）一書的作者曾說：“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製造了許多他的病人【6】。”他進一步指出，“精神分析學說作為一種對人生的特殊性理解和解釋，但不能作為因果性說明【7】。”
精神分析假設了心理模型，但模型中的心理衝突產生的痛苦不一定就是問題。曾一度有精神分析家把具有創造力的作家稱為“歇斯底里患者”說他們雖有創造力，但並不健康，其實這是一種偏見。因為心理學家也屬具有創造力的人。許有新先生說得好：“同樣是痛苦的心理衝突，因痛苦而並發哲學、科學或文化藝術的火花是異常的好，因痛苦而多年無所作為則是異常的不可取【8】。”（歇斯底里：一般指受到刺激後情緒失常。）
著名的心理學家呂坤維先生談到：“西方的心理學將情緒/情感視為擾亂之力，認為需要用認知和理性加之調控。與前者相反，中國文化中認為人類有感生情的能力是一種積極的素質，應通過延展意識將之強化【9】。”
人的一生都會經歷酸、甜、苦、辣、喜、怒、哀、樂，而“苦”屬中國傳統文化中被視為磨練一個人心智成長的最佳良方，所以古人有云：“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然而在西方心理學的定義下，如果現在有人“懸樑刺股”讀書學習，一定會被有些人定義為有心理問題的“自虐”。
第四點流行文化教育，無意識製造新的問題。
時下流行的各類心理學教育，如“家庭教育”、“優秀孩子培養基地”、“如何成為一個合格的家長”、“精英教育”等……都是流行的文化教育範疇。其實處處滲透着西方心理文化價值導向，使很多家庭自認為不符合這個標準而有問題，從而紛紛參與這樣的流行文化教育中。出現這樣的原因，是當下人們對自我主體文化的不清晰、不信任、斷層、或重大缺失引起的迷茫、焦慮，只能在西方文化中尋找替代物解渴充饑。也就是在西方文化的盛勢同植下，建構了當下普遍問題的心理現象。哲學家米歇爾·福柯指出“社會民族文化在經歷社會上廣泛的焦慮和衝突時，就特別容易被新的心理學左右。”
因此這些帶着濃厚的西方文化價值的心理學理論的流行教育模式的興起，從某種形式上說就是把中國文化修改成更傾向於西方文化價值標準的教育載體，這將無形的讓受教育者與本身固有的文化主體形成一個衝突、脫離的過程，這個過程中將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製造着問題，又為以後的心理衝突埋下更深的伏筆。
著名心理學家、中國心理學會前理事韓布新憂心的說道：“集體潛意識斷了聯結，家風失去傳承，就會出問題。【10】”
第五點西方心理疾病術語的泛化使用，製造新的問題。
在現實中有非常多的關於心理學的節目，如電影、電視劇、心理訪談、人格教育……這些節目中用到了很多西方心理疾病術語，甚至一些節目為了吸引眼球獲得利益，他們的行為過程往往是違背倫理的。
人類學者安孟竹指出，“自傳式、懺悔式的談話節目的流行讓許多心理學和精神病術語進入了普通人的生活，製造了新的‘痛苦習語’【11】。”當很多普通人拿着這些術語標準診斷着他人和自己時，就有可能無意識的製造了問題，因為心理往往有被暗示的可能性。夏林清先生說：“全球化傾銷式的錯置已帶來了心理學‘應用’的泛濫災情。”（夏林清：哈佛大學心理諮詢博士）
就中國而言，現代社會的發展使人擁有了更多的自由、自主的去追求、享受自己的生活，追求不同類別的文化，然而在這些追求中卻又無意識造成了，對本身固有文化的不信任、斷層，在過多片面化的接納西方文化價值觀後，卻又直接或間接的引發了諸多的問題。
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嘲道：“文明構成了有利於瘋癲發展的環境【12】”意思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卻又不間斷地製造了更多的精神病人。分析心理學開創者榮格曾道：“人類文明的發展是人性的喪失。”西方的實驗心理學帶來的理性逐漸剝脫了人的靈性，把人當成了動物，然而人是有精神的個體。
是否能讓人永遠生活在一個沒有心理問題的狀態中，這是一個具有爭議的問題。如說一定要去劃一個界限，我認為一個人無論引發了自己的什麼情緒，只要他能管理好自己的情緒，不影響自己的生活，那麼他就是沒有問題的。如非要把一些喜、怒、哀、樂的內在情緒或不同於西方文化價值認同的言行就定義為問題的話，那也許是沒問題而製造問題。
在本文接近尾聲時再次對心理學流派的理論提出幾點反思建議:
(1)理解事物並非只有唯一的正確途徑。
(2)需明白任何人的理解思維都存在局限,或盲區。
(3)理解是一個循環的螺旋式（上升的）過程，當下即便是正確的，但並非就是最高點。
(4)每個人和每個家庭都是生存在不同條件下的個體，不能用統一標準來對待。
(5)由於人生是開放性的,需要一生來解答，所以不要把當下的理論作為絕對的因果關係。
西方心理學的引進也許讓人用了不一樣的視角去理解當下的心理問題，但如果按絕對的因果關係來應用，或許就是製造當下或未來的問題。因此，在吸取西方心理學經驗的同時，需要有鑒別力、反思力、改造力，同時也要在自己的主體文化中，發現精華、提煉精華、發揚精華、創造精華，這樣才能讓人不浮躁而平靜地看待生活、對待生活、友愛他人和自己。
我的老師常說，看任何問題最好帶着哲學的眼光。毛澤東先生在《矛盾論》一文中指出：“任何事物都在矛盾中發展”，所以作為心理工作者,在以西方心理學為標準的浪潮中，既需要有良知、反思、又要有創新……
參考數據：
【1】《淺釋流行價值觀》之一、之二，曾紅兵著2020-2021百度健恩心靈
【2】《像我們一樣瘋狂》美/伊森、沃特斯著，黃曉楠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2016
【3】《精神病理學》第3-5頁、第2版，許又新著，北京大學醫學出版社2011
【4】《像我們一樣瘋狂》第6頁、美/伊森、沃特斯著，黃曉楠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2016
【5】《哀傷納入精神疾病？西方的精神疾病診斷標準，或形成新的殖民主義暴力》陳欣佩編譯、心榜2022
【6】《精神病理學》第2版3頁、許又新著，北京大學醫學出版社2011
【7】《精神病理學》第2版38頁、許又新著，北京大學醫學出版社2011
【8】《精神病理學》第2版6頁、許又新著，北京大學醫學出版社2011
【9】《中國人的情感》第329頁、美/呂坤維着，謝中垚譯，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出版2019
【10】《中科院心理所韓布新；反思誤入歧途的主流心理學》韓布新2022
【11】《中國“心理熱”20年：痛苦的標準化與治療的全球化》安孟竹著、心榜2022
【12】《瘋癲與文明》法/米歇爾.福柯，三聯出版社
本文作者曾紅兵：心理諮詢師，健恩心靈工作室發起人之一，中國心理學會廣東分會註冊會員，珠海心理健康促進會會員，珠海市心理危機干預中心公益諮詢師，珠海工會工友驛站兼職諮詢師，積極心理學研究員。取向：精神分析（含夢的解析）+後現代心理治療，詩詞與心理。主要輔導方向：神經症性抑鬱、焦慮、強迫；婚戀與家庭、親子關係、心理危機干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