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知世書坊
本文作者：陳玉聃，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兩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關係學破土萌生，匆匆數十年便已蔚然成林。這一學科之所以能迅速成長，各種國際關係理論的競相勃發是其主要原因，20世紀無疑是一個國際關係理論眾星閃耀的時代。然而，這樣的繁榮在21世紀到來之際便戛然而止。如今，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呈現出明顯的兩極分化，一方面，中層和微觀理論層出不窮，方法論的進展日新月異；另一方面，“大理論”的創新依舊低迷，對於核心的“大問題”——諸如體系的性質、行為體的本質（對力、利、理或禮的追求）——20世紀的理論家們似乎已進行了足夠的討論，窮盡了所有的可能，以至於主流學界幾乎放棄了對本體論和認知論的繼續探索。但“大理論”終究是學人難以放下的誘惑。
劍走偏鋒的“美學轉向”與“量子心靈”
國際關係理論若要在宏觀層面有所創新，就需要突破既有的科學框架，這無非有兩條途徑，其一，放下科學，轉求他門；其二，更新科學，追逐前沿。“美學轉向”和“量子心靈”，便分別是在這兩個方向上做出的嘗試。
2001年，《千禧年：國際研究雜誌》（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組織了一期專輯，名為“世界政治中的圖像和敘事”，由諸多一流學者撰稿，從文學、美術、戲劇、影視、音樂等各方面，探索國際關係研究的新領域。該專輯提綱挈領的文章，出自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教授羅蘭·布萊克（Roland Bleiker）之手，題為《國際政治理論中的美學轉向》，“美學轉向”的概念就此確立。這一概念並非空洞的口號，而是有着明確的理論訴求。布萊克直截了當地將“美學”路徑與主流的社會科學路徑對立起來。簡而言之，美學路徑在本體論和認識論兩個層面，質疑了人們在社會科學中習以為常的現實世界的客觀性和可認識性，“美學轉向”便是要將國際關係理論的立足點，從“政治本身”轉向“政治表徵”，在各種文化藝術的感知中，探求對政治的理解和詮釋。
《量子心靈與社會科學》則是美國國際關係學者亞歷山大·溫特在為其帶來巨大聲譽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出版十餘年之後，撰寫的第二部專著。與“美學轉向”不同，“量子心靈”的概念並不完全以社會科學為對立面，這一點從其書名即可得知。但與“美學轉向”相似，“量子心靈”也是基於對現有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質疑。溫特認為，在本體論上，實證社會科學與經典物理學保持一致，人們對此早已習以為常；“物理的因果閉合”原則，更是“所有社會科學學者都應當認同的基本原則”。既然量子力學揚棄了經典力學，為物理學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那麼照此推論，以經典物理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是否也可以通過引入量子理論而產生革命性的進步？溫特在書中對此進行了探索。
量子心靈與社會科學
亞歷山大·溫特 著 祁昊天、方長平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在溫特看來，“心靈與社會生活是宏觀的量子力學現象”這種觀點，有着“推動社會科學哲學爭鳴前進”之功，因為它質疑了實證社會科學中的根本性假設，即“社會生活被經典物理法則所約束”。對溫特而言，心靈或意識在物質主義的視角下存在着的“無法解釋的異常現象”，就彷彿社會科學上空的烏雲。雖然此書的寫作只是針對這些異常現象進行攻擊的“游擊戰”，但他相信，在某個節點之後，游擊戰必將讓位於正規戰，“更為實在論的量子科學觀”將對經典的主流理論發動正面進攻。
無論是“美學轉向”還是“量子心靈”，都並非對既有理論的小修小補，而是旨在從本體論或認識論的宏大角度，重構國際關係理論。既然兩者都有着明確的問題意識和理論導向，它們是否能異軍突起，為“大理論”的創新注入豐沛的生機？然而，並沒有。
貧困的理論和理論的貧困
在《千禧年：國際研究雜誌》2001年的“世界政治中的圖像和敘事”專輯刊發之後，“美學轉向”的概念和文化藝術的研究，一時在學界掀起了熱潮。然而，“美學轉向”儘管始於理論關切，卻在此後的發展中日益失去了理論的銳度，它真正的貢獻或許是為國際關係研究帶來了更加豐富的議題，而非對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促進。1999年，溫特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稱其重構了國際關係理論的生態也並不為過；相比之下，《量子心靈與社會科學》的出版卻沒有攪動起多少波瀾。有學者認為，以“泛心論”為立足點的“量子心靈”，說明溫特“不過是德國唯心主義的又一個‘轉世靈童’”；更有學者尖銳地指出，該書是“溫特基於次要文獻對量子理論和概念以及流行術語的誤解和誤用”，它所提出的是“一種近乎神學的看法，這與科學相悖”。
但是，我們也不應據此就輕易地斷言，“美學轉向”和“量子心靈”無甚價值，這兩條路徑的崎嶇難行，不全在於自身的無力，毋寧說，它們揭示了整個國際關係理論和理論史的困境。若我們將目光放長遠就會發現，兩者面對的問題和突圍的方式，與西方學術百年前的發展歷程不無相通之處。20世紀上半葉開始，啟蒙時代以來所確立的對理性和進步的信仰逐漸遭受挑戰，思想界日益重視和反思現代性帶來的技術對人的統治、控制和異化。因此，在以反抗理性的絕對化和抽象化為己任的各種後現代主義流派中，美學往往都佔據着極為重要的地位。與此同時，在自然科學界，以物質主義和確定性為基礎的古典物理學，也受到了以不確定性、量子糾纏等顛覆性的概念為核心的量子力學的挑戰，後者又促使人們重新思考某些由來已久的問題，如物質與意識的關係、人的存在本質等。
21世紀初，“美學轉向”的提出，正是以後現代主義為其根本的理論依託。布萊克明確寫道，“美學轉向”的由來，是後現代主義學者“對國際政治理論之實證主義根基的挑戰”，以及學界在運用後現代視角思考世界政治時，對各種文化藝術形式的探討。而溫特對“量子心靈”頗有爭議的探索，也並非一時興趣使然。在2003年的《為什麼世界國家是必然的》一文中，他就訴諸“長期被視為有悖科學的目的論”，以人的能動性和獲得承認的鬥爭為線索，構建了通向世界國家的道路；在2008年的《主權與UFO》一文中，他又以阿甘本哲學為基礎，通過超自然現象來反思主權這一現代國家的本質屬性。如果說，他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以較為溫和的方式重新討論了物質與意識、國家之本質等主流理論業已“解決”的本體論問題，那麼此後，他在這一方向上的探索就愈發激進，“量子心靈”不過是順理成章的結果。
不難發現，21世紀國際政治理論中的“美學轉向”和“量子心靈”，與20世紀上半葉西方學術的變遷脈絡如出一轍，甚至可以說，是復刻了後者對傳統理論的診脈和突破。然而，哲學和自然科學當初的革命性變化，更多地來自於對現實的直面，國際政治理論中的“美學轉向”和“量子心靈”，則更多地體現為對概念和理念的借鑒，未免有邯鄲學步之嫌。這背後所顯現的，大約便是整個理論史的困境所在——國際關係學科幾乎從未有過原生性的理論內核。從歷史學、政治學、哲學到經濟學、社會學乃至於自然科學，國際關係理論始終通過借鑒其他學科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的成果，來促進自身的發展、形成理論的突破。既然缺乏內在的理論驅動，國際關係學科的理論史就只能是其他學科的鏡像或投射，難以形成自己的學科意識和主體脈絡。
力求確立國際關係的理論內核
綜上所述，我們會發現一種奇特的現象，為了打破國際關係理論的“終結”，“美學轉向”和“量子心靈”都不約而同地淡化甚至消解了自身的國際關係學科屬性。“美學轉向”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國學者邁耶·夏皮羅公開宣稱要“忘掉國際關係學”；溫特的著作則以《量子心靈與社會科學》為題，而非《量子心靈與國際關係》，也就是說，他並未考慮以國際關係為本體進行理論創新，而是默認需要首先構建社會科學的新範式，再將其應用於國際關係。
21世紀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創新，當然並不只有“美學轉向”和“量子心靈”，但這兩種路徑最為典型地代表着對既有理論核心問題的反思，以及反思之後的突圍和無奈。如果國際關係理論的興衰成敗都不過是其他學科發展的摹本，那麼在別的學科取得突破性進展之前，我們似乎就只能放下“大理論”的念想，以中層理論和微觀理論為業，或是採取折中主義的態度穿行於既有的“理論島”之間。另外，近年來“全球國際關係學”風頭正勁，尤其是中國學者在理論創造上已作出了卓越的貢獻。那麼，非西方傳統能否為國際關係研究注入新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從而促發“大理論”的飛躍，有待進一步考察。21世紀的國際關係理論能否擺脫長久以來的描摹挪用，確立自己的理論內核，甚至反哺其他學科，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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