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瑟·奧爾森
曼瑟·奧爾森（Mancur Olson，1932-1998），當代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美國馬里蘭大學經濟學教授，公共選擇理論的主要奠基者。他的學術貢獻遠遠超越經濟學的範圍，對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的發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奧爾森於1998年2月18日因心臟病突發去世。兩周後，《經濟學家》雜誌發表訃告，並在他的遺像下配了一行說明，稱他為“利益集團的鞭撻者”。
在市場經濟中，只有當個人和廠商擁有一套廣泛而牢固的個人權利之時，源於貿易的大量重要的收益才會形成，許多重要類型的生產活動才會發生。事實上，超過原始社會所能得到的貿易收益，只能在個人權利既廣泛又牢固的環境中才會產生。類似地，至少是在市場經濟中，那些不是如此基本以致可以自我保護的生產類型，只能在財產所有權和合同執行十分可靠的條件下才會出現。
然而，個人權利常常被視為在道德上是可取的，但對經濟活動卻成本高昂，被視為一種奢侈品，欠發達國家或處於特別困難境地的國家可以不需要。我們現在可以看到，至少對市場經濟體而言，這一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通過專斷和民主理論也可以說明這一點。例如，我們現在可以發現，對專斷者來說遲早必然會出現的短期時間效應的極端重要性。
我們也可以發現，為什麼這不是偶然的：擁有確立得最好的個人權利的發達民主社會，同時也是擁有最為複雜、最為廣泛的交易（如期貨市場、保險市場和資本市場上的交易）以實現貿易收益的社會。它們一般也是擁有最高水平的人均收入的社會。
個人權利和高強度的激勵
個人權利對經濟績效的重要性也體現在其他方面。當我們思考經濟生活中所固有的不確定性時，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其他方面中的一個方面。沒有人有先見之明，對資源應投資於何處做出正確的決策。正如一則古老的諺語所說的，預言是困難的，特別是對未來做出預言時。事實是預言遠不止於困難這麼簡單：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曾說道："必然發生的從未發生過，沒有預料到的卻總是出現了"，他僅僅是稍有誇張而已。正如盧梭所指出的，擁有"預見某些事情是無法預見的能力"是必要的。
儘管某些人比其他人更不善於做出預言，但沒有人能夠經常性地做出-般性的而且可靠的預測。然而每一項投資活動都要求進行某些明確的或暗含的預測。現代經濟是一個極為複雜的系統，持續不斷地向一般均衡靠攏。但它永遠不可能達到均衡狀態，因為它不停地面對新的機遇和震蕩。甚至沒有足夠的信息，來詳細地或準確地計算經濟體的當前狀況，更不用說未來的情形了。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甚至比市場經濟更為複雜，而且還存在着國際關係中的不確定因素。
正是因為不確定性是如此普遍而深不可測，最有活力並且最為繁榮的社會是那些嘗試許許多多不同事物的社會。這樣的社會擁有不計其數的企業家，他們有相對良好的渠道獲得信貸和風險資本。一個社會沒有任何辦法預測未來，但是如果社會中存在着足夠廣泛的各類企業家，他們能夠從事足夠廣泛的各類互利性交易，包括為得到信貸和風險資本而進行的交易，這樣的社會就能夠覆蓋大量的可供選擇的機會一其數量之多超過了任何個人或單-機構可能的想象。
至少當一個社會擁有了適當的制度和政府政策時，產生巨額利潤的廠商中的壓倒性多數為民眾提供着規模巨大的服務。在擁有正確的制度和公共政策的社會中，處於優勢地位的價格水平將大致等同於商品的邊際產量和生產性投入的真實價值和成本。收人超出成本的大量剩餘意味着，企業注入社會的價值幾乎可以肯定地超過了它從社會中取得的價值。
許多財富源於運氣
因為沒有人了解未來，所以現代經濟中大部分的財富和損失都是由運氣來解釋的，正如它們也通過涉及其中的企業家的能力和失誤來解釋一樣。有一些人正確地讚揚了企業家的社會重要性，並且強調了不可能得到所需信息為經濟設計一個理性的規劃，但他們沒有指出，許多企業家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們的運氣好。同樣，許多不成功的企業家運氣太差。
部分地由於運氣起了很大的作用，因而在所有的地方都存在着某種趨勢，將非常高的利潤率視為不合理的現象，並且將異乎尋常的損失視為社會性問題，而仁慈的政府應該對其加以解決。這一思路反過來又常常導致了對虧損行業、企業和地區的財政補助。在轉型經濟中，這些補助是前面某一章中所分析的預算軟約束的組成部分。
針對個人與針對團體的社會保障
在個人的水平上，用運氣好的人的意外之財來彌補運氣不好的人的部分損失，具有道德上的意義。在市場民主體制中，私人保險市場和現代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體制對壞運氣的受害者進行收入的再分配。我在其他地方說明了，從收人最多的人到收人最少的人的某些消費轉移，可以增加社會中的個人的福利和效用。
此處的相關論點是，向虧損行業、廠商和地區提供補貼，儘管假設虧損完全是由於壞運氣所致，而補貼的來源是產生利潤的行業、廠商和地區，儘管假設利潤純粹源於運氣，這樣的做法對經濟的效率和活力仍然具有典型災難性的影響，某種意義上與不必要地向窮人轉移財富是一樣的。如前所述，當前處於優勢地位的價格水平如果有任何意義的話，那麼產生出異乎尋常高的回報的活動就可能生產出社會剰余，而那些遭受異乎尋常虧損的活動可能會造成對社會的凈損失。因而，如果某些資源從遭受虧損的活動中轉移到產生回報的活動中來，社會產出的價值通常就會大大提高。在擁有適當制度的市場經濟體中，這種轉移會因為回報上的差異而趨於自動實現。不將資源從虧損活動轉移到產生社會剩餘活動的社會是非理性的，因為它以損害經濟活動、同時根本無法保證會對低收入個人有所幫助的方式，浪費了有用的資源。所以理性且仁慈的社會會將其分配轉移限制在幫助貧窮而不幸的個人方面。
在這方面，大部分第三世界社會，大部分處於僵化階段的蘇聯型社會，以及大部分實施從共產主義出發實施轉型的社會，它們所推行的政策和應該推行的政策剛好相反。在大部分第三世界社會中，對不經濟的行業和企業實施保護和提供補貼，而且以貌似合理的平等主義理由，即補貼防止了不經濟行業內工人的失業，來為這些補貼提供合理性，這是很普遍的做法。甚至當由補貼所支撐的不經濟活動的工資是社會平均丁資的好幾倍時，這一政策經常依然存在，以致補貼的凈效應是大規模的社會不公以及對經濟發展的阻礙。在許多從共義出發實施轉型的社會中，對不經濟行業的補貼（通常是隱性的）的數量達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例如在1992年上半年，俄羅斯企業間信貸的增長（顯然主要由新創造的貨幣來提供資金）達到了這個半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的17%。
蘇式社會一般並不實行累進收人稅制的國民體系，也沒有失業保險制度，或者許多其他在西方福利國家應用的國民安全保障網項目。這些社會很大程度上依賴社會化的企業來提供福利服務。它們從盈利性活動中轉移了數量龐大的資源，用於那些產出值並不足以彌補消耗資源的成本的行業、企業和地區。當然，這樣的行為在西方最為繁榮的國家裡也經常發生，但是規模沒有這樣大。用什麼來解釋蘇式社會和市場民主體制之間的這一顯著差別？部分的解釋是隱伏於該類型社會內部的危害特別大的僵化因素。但是也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個人權利減少對不經濟行為的重新分配
擁有最高水平的人均收入的國家——發達民主國家——同時也是個人權利得到最好保護的國家。這些國家中存在着廣泛的制度性機制以保護個人的權利，而個人的權利通常限制了機構自行其是地阻撓回報的變動和資源的重新配置的程度，這些都是有效率和有活力的經濟所需要的。如果個人的權利足夠廣泛，政治和行政方面的自行其是必然受到某種程度的制約。
假設對經濟學家們最為喜愛的假想製品威吉特的需求出現了大規模的出乎意料的增長。在很久以前就確立了民主政體的市場中，大部分人都意識到，如果在對威吉特的需求猛增時，瓊斯恰好正在生產威吉特，那麼瓊斯的運氣很可能實在太好了。但是如果瓊斯是通過合法途徑得到他的製造威吉特的工廠的話，他仍將擁有獲得該工廠的超額利潤的權利。這一權利將得到法庭的承認並受到警察的保護。
只要個人的權利阻止了政府去摟取具有超常盈利能力的企業的回報，這些權利也使得政府擁有較少的資源，去接濟那些損耗社會資源的企業。類似地，合同持有人獲得公正的法庭保護的權利，意味着如果借款企業的成本超出了其收入且無力歸還貸款時，提供了擔保貸款的貸款人可以扣押違約借款人的資產。這進一步降低了向損耗社會產出價值的行為分派資源的社會傾向。
因此，長期民主政體下個人權利的力量，是這些民主體制對不同廠商、行業和地區之間短期回報率大範圍的變動保持容忍態度的一個主要原因。這樣的容忍態度對經濟的活力和繁榮必不可少。它提供了一種激勵機制，使得資源從回報率較低的活動重新配置到回報率較髙的活動，因而實現更加接近於理性的資源配置。它也提供激勵機制，使得廠商和個人從事固有風險很高的創業活動，而這是技術和生產力進步所需要的。
簡要的複述
我們已經看到市場的普遍存在，但是，大部分社會中儘管存在着不計其數的市場，卻既無法享有高收人，又無法實現快速的經濟增長。市場在幾乎所有的國家裡瀰漫滲透，這是因為源於貿易的收益通常情況下相當可觀，而且有時極為巨大，同時也是因為許多類型的貿易是自我實施的（並因而可以在幾乎任何條件下發生）。
儘管任意設定價格水平和其他形式的導向錯誤的干預十分普遍，特別是在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中，但是因為通常只能提供最少收益的交易受到干預的遏制，而提供最多收益的交易得以發生，所以社會依然得以從市場中獲得大部分的收益。因而，可以說全世界的民眾都從自發形成的、甚至是不可抑制的巿場中得到了利益，而大量這樣的市場存在於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經濟領域的規模龐大的非正規部門中。許多市場主要是自我實施型的，正如某些生產類型，例如糧食採集和手工藝品製造，主要實行自我保護一樣。自我實施的市場和自我保護的生產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我們都從中獲益，而且它們養活了世界人口中的大多數。
然而，為了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或收人水平的提高，社會需要從那些非自我實施型的互利性交易——如涉及借貸和購買現貨遠期出貨的交易——中獲得利益。這些利益只有通過由政府或社會設計的市場才能獲得。社會也需要從權利密集型的生產中獲得利益。它需要得到產權密集型生產的收益，該類型的生產，在諸如生產要求廠房和設備的廣泛應用的情況下，就是必需的。它需要得到契約權密集型生產的收益，該類型的生產由諸如保險公司、期貨市場和銀行來提供。簡而言之，世界上大部分國家裡的收入水平之所以很低，是因為這些國家內民眾沒有可靠的個人權利。
界定清晰的可靠的個人權利，也使得社會從浪費資源的活動向產生凈財富的活動轉移資源變得更為容易。如果這個社會擁有社會保障體系或社會安全網絡以保護運氣不佳的個人，這一點就會格外地正確。
在確立了個人產權的社會中，如果某個人擁有的資產和企業產生了特別高的利潤，那麼他或她就有權佔有這些異乎尋常的高額利潤。正如彩票的贏家有權擁有其贏得的彩金一樣，在基於權利的民主體制中，產生了特別高利潤的資產的所有者，也有權擁有這些異乎尋常的高額利潤，儘管這些利潤的取得可能（在現實中情況也確實經常如此）純粹是由於運氣。
對異乎尋常的高額利潤所擁有的權利，防止了大量的資源被轉移到那些損耗社會凈產出的行業和企業。對合同執行所擁有的權利，則增加了那些損耗社會凈產出的企業被迫關門的可能性；如果某家企業拖欠抵押貸款——這是成本超出了產出的價值時企業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的慣常做法^貸款人就有權扣押企業的抵押資產。
本文選編自《權力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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