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家族往事的認知,大多來自我父母的親口所述。
我的曾祖輩當年居住在邵武市的城郊鎮,那時家裡開了個小店,供邵武南部(邵南片)這一帶打擔子進城的鄉里人落腳,加上曾祖父待客熱情、為人豪爽,店裡生意還算不錯。曾祖父愛喝酒,一年釀米酒要用掉10擔稻穀(一擔大約150斤),李氏子女都能喝上幾杯酒,或許是來自曾祖父的遺傳基因。
曾祖父育有三子,依次是我的大伯公(我爺爺的哥哥)、我爺爺和叔公(我爺爺的弟弟)。當時家境還算殷實的曾祖父,把三個兒子都送入私塾讀過幾年書。。
本來不錯的家庭,因為國民黨1937年的一場男丁三抽一的“抓壯丁”而改變。普通百姓,只想平平安安地過好自己的日子,可那時日本人的鐵蹄已經踏入中華大地,當兵上戰場就是一場生死未卜的背井離鄉。為了避免這一情況,曾祖父母合計後想出一個辦法:三個兒子各居一地,大兒子依舊住城郊、二兒子搬遷到六十里外的村子,三兒子搬遷到城郊五里外的一個村子,以躲避這場抓壯丁。
誰想,事情並不按照原來的計劃發展,還是出現了意外。一個姓吳的小人打着歪心思去打小報告的,他知道我們李家有些產業便想藉此發一筆橫財,他帶來口信說,現在花錢去保還來得及,但是要100塊大洋。這種花錢消災的方式,在當時常見,就是花錢“買兵”。當時家裡確實一下湊不足那麼多現錢,可還是花了不少積蓄,終究善良還是沒能夠抵住他人人性的邪惡,家裡錢花了,我們李家男丁還是難以逃脫當兵的悲劇。作為家中長子的大伯公就成為徵兵對象,那時大伯公的兒子才出生三天,正是需要父愛的時候,可一切都因為這場變故而發生改變,一個家庭就這樣破碎——在眼淚橫飛的場面下,大伯公離開了自己的家鄉,跟着大部隊走了。
我曾滿懷疑惑地問父親:“為什麼三個兒子,偏偏是大伯公去當兵?‘父親嘆了一口氣說道:”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往壞了說,三兄弟里就他成家,也有後了,往好好了說,當時家裡人覺得,三兄弟中他的文化程度更高,會認識字的他當兵不至於吃虧,他會寫信,也可以在部隊謀求其他的事情做”。
後面台灣和大陸關係逐漸緩和,當年被抓去的壯丁,有回來探親的,可我的大伯公卻再也沒有回來過,哪怕是一封信也沒來過。他的一去不回,成為了家族的永遠遺憾——在中國這樣的一個國度里,哪怕是死,也是要見着屍體的,可我大伯公卻一去不返,全家人對他的印象,便永遠定格在1937年。
曾祖輩的家道,因卑鄙小人的陷害而衰敗下來,曾祖父曾祖母帶着我大伯父,繼續在城郊生活。日益漸老的他們,八年後把大伯父送到我爺爺避亂的這個村莊,由我爺爺奶奶撫養。大伯父成年後遷回城郊鎮,他十八歲成家,從此承擔起了家庭的重任,並在城郊鎮一直居住至今。大伯公這一脈,也算是人丁興旺,大伯父與伯母育有一男四女,年齡不足七十歲已是四世同堂。
大伯公有愧於妻兒,有愧於父母,但他無愧於國家——他走上的是抗日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