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拜讀了全州縣委宣傳部部長蔣學軍撰寫的《湘桂古道上的舜文化根脈——從全州歷史建制，看舜文化的根脈》長篇大文，給我的印象是此文與蔣咸喜的《楚南全州：舜帝葬地九疑山新考》如出一轍，除了文字比蔣文多之外，沒有任何新意可言。先拿此文第一部分《全州建制沿革》來說，作者作為全州縣主要官員，而且又是縣委宣傳部長，卻連本縣的歷史沿革都沒有搞清楚，有點說不過去哦。該文說：“從全州的歷史建制地名來看，依次是零陵、湘源、湘川、清湘，直到今天的全州，這些歷史地名都貫穿一條與舜文化有關的歷史根脈。”而事實恰恰相反，零陵並非全州的第一個縣。全州歷史建制排名，依次是洮陽、湘源、湘川、清湘，直到今天的全州。
早在1981年，廣西文史權威、廣西考古權威、廣西原歷史博物館館長蔣廷瑜就撰文《 廣西地區最早的縣——洮陽》(原載《學術論壇》1981年第6期）指出：洮陽縣即今日廣西全州縣，“洮陽”縣是全州有史以來第一個縣名。漢元鼎六年（前111年）置洮陽縣，治所在今永歲鄉梅潭村後山坡上。從公元前111年到隋開皇九年（公元589年）並洮陽、零陵和觀陽三縣為湘源縣，洮陽縣從設立到結束大約存在700年的樣子。明代嘉靖首輔、全州邑人蔣冕有《洮水考》一文，考證《史記·高祖本紀》所載“漢將別擊（英）布軍洮水南北”就在此地。並寫有一首《洮水名縣最先》詩：“零陵置郡初，洮陽縣始為先。”也證明洮陽縣就是今天全州縣境第一個縣。
全州歷史既無“秦縣零陵”也無“漢縣零陵”。全州人總說“秦始皇在全州置了零陵縣”，並沒有正史記載。他們的依據就是《漢書》藝文志縱橫家中有《秦零陵令信》這一書目，其原文內容已經佚失，就是說只有題目沒有內容，實際上這是全州人編造出來的。
根據梁啟超先生的推論，無論《秦零陵令信》其中這個“令”是姓氏還是官職說秦置零陵縣都不足為信，從書目看有“秦”一字，可見這不是秦時的真實事件，是秦後虛構的故事，否則就不會前冠“秦”字。如果“令”指姓氏，不用說就不能指證“零陵”是秦縣了。如果“令”是官職，按照梁啟超的說法，當時洮陽才是零陵郡最大、最繁榮的縣，秦至漢十多年間經歷了秦滅楚，秦平百越，秦末的連年戰亂，到了景帝初洮陽都還只是不過萬戶的“長”縣，到了景帝中後期才恢復到過萬戶的“令”縣，而此時整個零陵郡也才兩萬一千多戶，漢初文帝時整個長沙國也才兩萬五千戶，首府臨湘是過萬戶的“令”縣，差不多佔了一半。秦時洮陽都未必有過萬戶，才建立的小縣“零陵”能夠成為過萬戶“令”縣是不可能的。
全州人根據《秦零陵令信》所言，沒有其他證據就說秦置零陵縣不足為信。梁啟超等人的意見得到了史學界的廣泛認同，包括廣西地方志專家若谷先生並不認同秦置零陵縣，並發表了《廣西歷史並未見有秦縣零陵》一文；廣西考古隊副隊長、廣西文物工作隊研究員李珍多次參加了全州、興安、灌縣古遺迹的考古和發掘，他於2004年第2期在《廣西民族研究》（總第76期）發表了《漢代零陵縣治考》研究文章。他的研究成果表明：廣西歷史上的零陵縣是漢代設置的，非秦始皇時期的零陵縣，且縣治在興安界首非在全州鹹水鄉。這與廣西方誌專家若谷的觀點不謀而合。
再說，零陵縣在廣西置縣不可能同時在兩個地方置“零陵縣”吧？2004年《興安縣誌》記載：秦始皇在興安置零陵縣，治所在興安界首鎮城子山。而2005年《全州縣誌》也記：秦始皇在全州置零陵縣，治所在縣西南39公里處鹹水鄉。全州這麼干，讓秦始皇都二丈摸不着頭腦：這是怎麼回事？我什麼時候同一時間在兩個相鄰的地方都設置了名字相同的“零陵縣”？
翻開明朝《永州府志》不難看出：在古代，也就是秦皇漢武時代，全州大半個地域是歸一個叫“洮陽”的縣管轄的，這是全州第一個縣名。洮陽縣設置於漢元鼎六年（前111年），也有學者認為是漢武帝元朔五年，即公元前124年置洮陽縣的。實際上，漢武帝元朔五年是置洮陽候國，洮陽候國消失後再改置洮陽縣，反正比“零陵縣”在廣西地域（興安縣界首鎮）置縣要早。隋開皇九年即公元589年，洮陽縣與零陵、觀陽縣（灌陽）並為湘源縣，湘源縣是全州的第二個縣名。洮陽縣作為縣級行政單位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700多年，縣治在今全州今全州縣永歲鄉梅潭村背後的 “改州灘”。
洮陽縣作為全州第一個縣名，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三幅繪在帛上的地圖為其提供了佐證：其中一幅西漢初期長沙國南部地形圖，在圖的西北角標有“桃陽”二字，外加方框。按《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地圖的整理》（《文物》1975年第2期）地圖的圖例得出，方框是縣級單位的符號，說明“桃陽”是縣名。其地理位置在今全州縣西北，湘江西岸，恰好在《漢書·地理志》所載零陵郡範圍之內。清人顧祖禹在《讀史方奧紀要》中說“洮陽廢縣，（全）州北三十五里，漢置縣，以洮水經其南而名。”《廣西通志》也說：洮陽縣古城址“在全州北三十五里，地名改州灘。”
經廣西考古隊原隊長、廣西最具權威的歷史考古專家蔣廷瑜四次率考古隊在全州實地調查，確認在今全州縣永歲鄉梅潭村背後，俗稱“城牆上”，舊名“改州灘”，確有一處古城址。城牆基址尚存，城內地面可以看到許多繩紋板瓦和筒瓦，藍紋、席紋、米字紋、方格紋等印紋陶片，都是漢代的遺物，城牆之外附近的山上有漢代墓葬群。這個城址就是顧祖禹說的洮陽縣故城。核之馬王堆帛書地圖，即是“桃陽”縣城，“桃”無疑是“洮”字的別體。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一件紀事木牘書寫有“十二年二月乙已朔戊辰”等文，表明該墓下葬的時間是漢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18年）。《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的主要收穫》（見《考古》1975年第一期），認為這幅地圖繪製的時間比它埋葬的年代要早，可見在西漢初年廣西就已有了洮陽縣，比《漢書·王子侯表》記載又早四十四年。
1960年在長沙的一座屬於文景時期（公元前179一前141年）的漢墓中，出土過兩枚滑石印章，一枚印文是“洮陽長印”，一枚印文是“逃陽令印”。《長沙出土西漢印章及其有關問題研究》（見《考古》1978年第4期）認為：兩印相校，“逃”應當是“洮”字的別體。同墓還有兩枚私印：“蘇將軍印”銅印和“蘇郢”玉印，“蘇郢”應是墓主的姓名。令、長都是漢代一縣的行政長官，“洮陽長印”“逃陽令印”就是蘇郢任洮陽縣長、縣令時的官印明器。按《漢書·百官公卿表》說“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蘇即在文景時期，先做了洮陽長，後又做洮陽令，在他的任期內這個縣的人口有所增長。這就完全可以說明，洮陽縣不但在漢初確已存在，而且已由不足萬戶的小縣遞升為萬戶以上的大縣了。
洮陽縣作為全州的第一個縣名，全州一些人包括這個宣傳部長為什麼裝作不知道不認可它呢？原來，“洮陽”這個名字是有典故的。全州宜湘河流域有兩個叫豬頭的地名：豬頭寨和豬頭山，不要小看這兩個有點搞笑的地名，這可是古洮陽的鐵證之一。古洮陽侯國是封給長沙定王一個兒子，其名字在《水經注》里叫“劉拘（豬）”，在《漢書》年表以及注釋里叫“劉狩燕”“劉狗彘”，“彘”就是“豬”的意思。所以，全州地域原洮陽侯國附近的地名帶“豬”字的非常多，比如“豬頭寨”“豬婆寨”“豬頭山”“豬頭巷”之類的很多。這個“劉狩燕”或“劉狗彘”又是一個短命鬼，被封侯國後的第八個年頭即公元前117年病死了，且沒有留下一兒半女，所以洮陽侯國就沒有人接班，立馬就改成了洮陽縣。基於這種歷史背景，全州人不提“洮陽”是自己的第一個縣名也就在情理之中。
“洮陽”這個名字歷史悠久，文化底蘊豐富，是全州的第一個縣名無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