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邀請到了集導演、監製於一身，華語影壇最具影響力的創作者之一陳可辛先生與他的黃金搭檔、編劇張冀進行深入對談。
陳可辛出身於香港家庭，以倡導拍攝“泛亞洲電影”著稱。《甜蜜蜜》《投名狀》《中國合伙人》《奪冠》用電影語言講述中國故事。他的電影遊走於東西方之間，凸顯商業性與藝術性的完美結合。
2013年，陳可辛第一次與編劇張冀合作，拍攝了電影《中國合伙人》，次年，二人合作的劇情片關注社會現實問題，引發熱議，2020年，陳可辛執導、張冀編劇的《奪冠》將中國女排堅韌不拔的精神傳遞到了大銀幕，令觀眾動容。
在第十一屆國際電影大師班中，陳可辛通過他的作品分享了近十年來的電影創作之路，以及心得體會。
（陳可辛電影大師班活動現場）
《中國合伙人》是個分水嶺
陳可辛的電影，票房與口碑兼具，既有藝術性也兼備商業性。
《甜蜜蜜》是一部很商業也很文藝的佳作。1986年黎小軍獨身一人從天津來到香港。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認識了在麥當勞工作的李翹，兩個孤獨的人終於成了朋友。但世事難料，他們終於被迫分手。黎小軍和未婚妻小婷結婚了又分開，李翹也跟了混黑社會的豹哥逃難到美國，豹哥卻在一次偶然事件中喪身。1995年，黎小軍與李翹在紐約唐人街一家商店的櫥窗前，伴隨着鄧麗君《甜蜜蜜》的歌聲中悄然重逢。時間歷經近十年，悲喜交加，留下無盡的人生感嘆。
同樣，《中國合伙人》時間跨度為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通過成東青、孟曉駿、王陽三人不同命運與時代大潮的起伏，映射了美國夢的黯然退場與中國夢的悄然登場。在《奪冠》中，時間跨度從中國女排從1981年首奪世界冠軍到2016年里約奧運會生死攸關的中巴大戰，其間穿插郎平與當時的陪打教練之間深深情感與私人交往，以及兩代中國女排的夢想與激情。
陳可辛一貫擅於在長時間跨度中感受人物東西方變化與時代變遷。足可見，其電影對時間的迷戀、對空間的敏感。在論壇上，陳可辛回顧創作的歷屆作品，《中國合伙人》是其三十年導演生涯里拍得最快樂、最沒有壓力的一部電影。“雖然它是講一個內地年輕人在改革開放後的故事，我個人基本上沒有經歷過，但我用自己年輕時候的經歷去移情在這幾個角色上，產生了很多認同感。”陳可辛認為，《中國合伙人》是個分水嶺，影響了後面整個十年的電影經歷。
張冀則在首次與陳可辛合作影片《中國合伙人》時就發現了陳可辛的創作規律，“你繼承了好萊塢主要的敘事傳統，但在每一次拍攝和劇本創作過程中，你又無時不在打破好萊塢的傳統，打好萊塢反好萊塢。”張冀認為，後來的《奪冠》在結構上打破了好萊塢傳統。
《奪冠》是職業生涯中最大的挑戰
陳可辛有着濃濃的，化不開的情感。他的電影是屬於文藝片的，《雙城記》《甜蜜蜜》《投名狀》《中國合伙人》《親愛的》以及《奪冠》，情感是他電影不變的敘事策略。陳可辛善於設計複雜的人物關係，帶來動人物的情感體驗。在漂泊、動蕩、巨大人生起伏的時代背景下，人物間的真善美更加難能可貴。從視聽語言角度，陳可辛是善於抒情的導演。
《甜蜜蜜》可以被視為電影最浪漫的愛情體驗。黎小軍與李翹複雜的人物關係雜糅動人的愛情故事，鄧麗君的歌曲是二者情感維繫的紐帶。從大雨中在香港艱難推銷鄧麗君的唱片，到片尾鄧麗君逝世消息傳來，在街邊玻璃櫥窗里再次響起鄧麗君的歌曲，歌曲成為影片常用的抒情手段。
《投名狀》與《中國合伙人》則是友情的經典案例。龐青雲充滿理想，胸懷壯志，最終理想被殘酷無情的現實徹底粉碎；趙二虎率性而為，是一條光明磊落的好漢，但頭腦比較簡單；姜午陽有着少年才有的天真爛漫、同生共死的兄弟情義，這是他視如生命的永恆感情。
《親愛的》中，離婚夫妻田文軍與魯曉娟，因為兒子的意外走失，在漫漫尋子之路讓二人的婚姻關係起了微妙變化。李紅琴在面對養子的親情與法律之間左右為難，親情的體現尤為深刻。
《奪冠》則洋溢着友情與愛國之情。郎平從中國女排隊員到美國隊教練，特別是郎平力主中國女排改革時，時任中國隊教練，即原來的女排陪打教練在背後默默讓賢，兩人惺惺相惜之情讓人頓生無限感嘆，女排們帶傷堅持練球的愛國之情更是令人動容。特別是2016年里約奧運會生死攸關的中國與巴西排球大戰一場，電影通過越來越激動的解說、慢放以及關鍵一球的消聲處理，營造致命一球震撼人心的效果，達到此時無聲勝有聲的意境，繼而音樂漸次響起，升華了觀眾的情感體驗。
提及《奪冠》，對陳可辛和張冀二人來說，這部作品卻是他們職業生涯中最大的挑戰。張冀就表示，《奪冠》是他最難以放下的一部電影，“它是一個龐大、巨大的題材，不光是拍了一個運動，拍了一個體育，它拍了一個家國，拍了一個時代，可能我們拍了這個題材以後未來十年、二十年沒有人可以拍了。我覺得從格局上，從主題上，從情感上，它更多元也更大。”
陳可辛在大師班中坦誠自己不是排球迷，甚至不是體育的愛好者，但是非常有幸能夠以拍到中國女排，包括國家隊全員出來幫我們重新打中巴大戰，這些都是奇蹟，因為拍到這樣的一個戲，感到很幸福。張冀對此深表認同，他回憶起自己在《奪冠》殺青那天淚灑現場，“我覺得在這麼大的升級的一次創作中，還是找到了那個你的原則，就是拍真實的人，拍時代中小人物他們的那些掙扎、成長、徘徊，互相的取暖，當然也會拍出一些殘酷的，但這個殘酷的東西最後，你都會走向溫暖，走向成長。”
“咬着不放”的創作思路和擁抱“流媒體”的態度
陳可辛的電影隱含一種難言的悲劇元素，悲中有喜，喜中有悲，悲喜雜糅。其電影凸顯人物複雜關係以及時代變遷，令人頓生無盡的命運感與人生慨嘆。
例如《中國合伙人》的開頭和結尾，同一場景的對照。孟曉駿是三人中唯一有機會獲得簽證出國的，懷着一展抱負的夢想，到美國後卻根本找不到工作，無法生存。“土鱉”成東青被拒簽頓感挫折，卻最後了成最成功的人，真是造化弄人。《奪冠》中郎平與陪打教練的不同命運以及時代變遷對女排精神的不同態度，也同樣讓人心生無限感嘆。
可以看得出，陳可辛導演深諳中庸之道，其電影既造夢也體現現實，將對錯、好壞、悲歡同時呈現，抑或不造夢不欺騙，一股清新的真誠之風撲面而來。對此，陳可辛在大師班跟我們分享了創作心得，電影絕對不是不能是套路，“但老實講，什麼電影不是套路？我學電影的時候老師跟我說，其實電影的故事就36個，所有故事都是從那36個變出來的，來來去去也就那麼幾個套路。在那些套路裡面，我們怎樣使得它不像套路，使得它自然、有生命，覺得每一次都是全新的經驗，這是我們做導演要做的。做導演沒那麼難，要有耐性，要有說服力，要會說，這是很重要的。你要跟所有的部門溝通，最重要的是咬着不放，永遠咬着不放。”
此外，在大師班，針對張冀關於流媒體趨勢的提問，陳可辛表示自己並不反對。“我確實不是一個電影原教旨主義者，雖然我很愛電影，也在大電影院長大的，我也覺得在電影院看電影是非常爽的一個事情，但是我是一個非常現實的人。當你有了這一年多疫情的影響，在各地電影院，不管是內地還是海外，電影業都受到很大的衝擊，如果完全對串流（流媒體）這個東西抗拒，說我們是電影人，不是電視人，不是網劇的人，那麼，可能我們的觀眾會越來越少。”
（陳可辛與編劇張冀對談）
面對未來流媒體的機遇和挑戰，陳可辛充滿鬥志和期待，不固步自封，時刻以積極的態度保持着跟觀眾的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