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篳路藍縷，到全球第一大輕工業國，中國紡織產業功不可沒。其中，中國沿海服裝製造業，堪稱中流砥柱。
和平盛世之下，長期以來，以服裝製造為中樞的紡織業，多被冠以“勞動密集型”傳統產業。直到乾坤顛倒、周期下行之後，人們才驟然發現，那些漠視服裝紡織業的國家，是如何陷入通脹烈火的灼燒之中。
實際上，服裝紡織產業始終是一國經濟的最可靠安全墊——經濟周期上升時體感不強，一旦周期紊亂則價值凸顯：無論物價穩定，抑或就業保障，甚至國家安全，它都發揮着關鍵作用。
就在2025年開年之際，我們注意到，打着輕工業、製造業迴流的幌子，特朗普再度揮動關稅大棒，我國服裝紡織業一時烏雲密布。不堪其擾的部分跨境電商、OEM企業，正產生一種應激反應——試圖將產業鏈整體外移至越南等第三方國家，以規避潛在的貿易摩擦。
這一現象值得警惕。
無論從產業邏輯角度，還是經濟規律維度看，我們都須意識到，服裝紡織產業鏈外遷均系一個重大命題，牽一髮而動全身，亟需產業內外審慎、再審慎的對待。
01 三重戰略意義
一，產業價值維度，它是我國創造外匯與容納就業的中流砥柱產業。
2024全年，我國紡織業出口額達到3011億美元，佔全國總出口額的8.6%，同時實現了1487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占貿易順差總值的19.4%。
雖然絕對產值佔比較低，但紡織業仍是目前我國出口貢獻最大的產業之一，也是賺取外匯的主要渠道之一。
從就業崗位的角度來講，儘管過去數十年我國的教育水平顯著提高，但不可否認的是，現如今適齡就業人口中，絕大多數的最高學歷沒有超過高中，全國的本科人口佔比不過5%左右，有大量的非專業性人才需要製造業的就業崗位。
圖：中國分年齡段人數學歷分布，來源：國家統計局第七次人口普查
紡織業提供了大量低門檻就業崗位，這一點毋庸置疑：2024年紡織業占就業人數占工業整體的7.7%，占製造業的8.4%。
因此，無論是從出口貿易的角度，還是以人口就業的角度來講，以服裝紡織為代表的輕工業，仍是現階段實際國情下的中流砥柱式產業。
服裝紡織產業鏈不僅對中國重要，最近再度發酵的“美國小額包裹關稅政策”事件，所折射的其實正是美國對其“50萬美國紡織業崗位”的重度關切：早在2024年4月，美國即已對利用“小額免稅”政策進入美國的包裹實施了更加嚴格的審查。在當時美國國土安全部的公告中，除了強調打擊非法進口活動外，也在標題里直白地表示此次“增強執法行動”意在支持“50萬美國紡織業崗位”（見下圖）。
來源：美國國土安全部
當前，美國小額包裹關稅政策的再度反覆，依然是相同邏輯的再度演進。
根據美國媒體報道，截至目前，美國僅剩約100家紡織廠，美紡織業“幾近消亡”。另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自1994年以來，美國服裝製造業的就業人數下降了65%。
可見，圍繞服裝紡織產業的關稅博弈，正是大國博弈的重要構成。
與此同時我們還需要正視的是，從現實的產業分工協同維度來看，紡織產業鏈不僅難以複製，且一旦裂隙出現將勢必引發連鎖反應。
縱觀歷史，所有產業部門，均難以脫離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基本盤獨立發展，服裝紡織業也不例外。
圖：工業、製造業體系全景圖譜，來源：康波官網
即便是在產業鏈內部，產業上下游協同發展也至關重要。
以我國服裝紡織行業近年來盛行的快時尚“小單快反”模式為例，不僅僅要求C端對消費者偏好精準掌握，還要求上游面料、輔料供應穩定、多樣；中游製造端的產線排布、人員分配規劃合理，提升看圖打版的效率；下游供應商工廠才能貼合需求，快速成衣做貨。
那麼想要複製“小單快反”的模式，高附加值的原材料供應商、信息化供應商要不要遷？這都是需要深思的問題。
一言以蔽之，無論是工業體系跨領域的技術演進，還是相同產業內部上下游協同發展，工業體系就像蜘蛛網，絲絲入扣緊密相連，一旦裂隙出現，必將引發連鎖反應。
二，經濟規律維度，產業鏈外移具有不可逆性，關乎國力的變遷。
作為依靠兩次工業革命實現騰飛的國家，近50年間，英國以消費和金融敘事的大背景下，去工業化的速度驚人，產業工人逐漸向海峽對岸的德國和“長臂管轄”的東亞地區遷移。
金融危機後，各國政府都意識到實體經濟的重要性，英國政府同樣如此，因此推出了一系列“再工業化”的政策。2011年，約1/7的英國生產商選擇將生產業務遷回本土。
但長期的製造業空心讓英國“再工業化”舉步維艱，遷回本土的企業絕大多數依舊高度依賴金融業，而全球資本對需要長周期扶持的工業化基建偏好很低。
同時，對於工業-製造業體系的人才教育也相當缺乏，STEM教育（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存在明顯短板，無法培養有掌握生產經驗的能手。
受限於種種制約，英國製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不增反降，1990年其對GDP的貢獻率還維持在17.1%，但到2022年已萎縮至9.4%。
縱觀工業革命以來，世界各國產業外遷的實例中，即便用成倍的代價，也幾乎沒有徹底外遷的產業能夠實現迴流。英國的鋼鐵、美國的汽車和輕工製造、日本的半導體無一不是，只能自吞苦果。
製造業和工業體系需要長時間積累和完善，產業外遷這條路，幾乎是不可逆的。因此，我們更應該以審慎的態度對待這件事，畢竟覆水難收。
三，時代潮流維度，持續增強製造業競爭力是中國敘事的應有之義。
科技和製造業就是當今世界兩個主戰場，大國博弈所爭奪的核心。其中製造業不僅僅關乎製造業本身，還意味着就業、科技發展、軍事能力等等。
在逆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完善的製造業體系是最強大的競爭力，製造業的中樞價值明顯提升，關稅政策的目的就是弱化我們擁有的這種能力。
如果在特朗普的任期內，通過關稅政策迫使中國部分關鍵產業鏈外遷，削弱中國製造業根基，將是其夢寐以求的政績。就像彼得蒂爾早前在一場播客中分析的那樣，特朗普要的不是美國勝，他也清楚關稅壁壘會將產品成本轉移到本國消費市場，而他要的是政治資本，即便是雙輸。
這種圍繞聚光燈和選民，脫離實際的競爭敘事，實際是西方慣用的手段，單論紡織行業就發生了不止一次，每逢大選年，美國政客都會從所謂的製造業中造話題、找政績。
比如曾經的MFA協定、中國入世簽署的ATC協定，以及中歐中美簽署的達成的服裝貿易協定，都是大選年發難，塵埃落定後又轉變政策風險，大肆渲染功績。二十年過去了，依舊如此。
關稅不是目的，只是手段。誰也保不準，即便外遷至越南後，特朗普需要新的政績時，不會再拿越南開刀。
了解對手的實際意圖後，我們更加需要重視製造業產業鏈的中樞價值，而不是一味進入美方的關稅敘事而過度迎合。畢竟博弈是動態的，其間政策變化難以預料，產業遷移卻要付出實打實的高昂代價，失去定力往往只會得不償失。
02 一些引申思考
當然，只談宏觀原理，不談企業利益也是“耍流氓”。
對於我國的製造業企業，尤其是紡織業跨境企業而言，特朗普的關稅大棒的確擠壓了利潤空間。
那麼當宏觀和微觀利益出現衝突時，我們應該如何考量與抉擇？
以史為鑒，德國日本的汽車產業，東亞的半導體產業，都遭受過不平等的貿易霸權。它們的共同特性是，通過不斷地研發和深耕產業，形成較大的比較優勢：德式汽車的製造工藝、日本汽車的能耗工藝、東亞半導體產業的製程優勢都形成了技術代際的領先，最終突破貿易壁壘的封鎖。
所有外部壓力，實際都是產業內生壓力的延續，歐洲的鋼鐵製造之所以會被美國超越，是因為其本身產能設備老化，代際劣勢明顯。日本的半導體製造之所以被毀滅，是因為其選擇了錯誤的技術路線，而關稅只是其中的次要矛盾。
回到以服裝紡織為代表的輕工業，雖然生產技術迭代路徑較慢，但設計包裝、商業模式和渠道革新，也在不停地從外部賦能產業。
過去30餘年間，從最早的品牌溢價，到電商渠道革新，再到“小單快返”的AI電商，中國的服裝產業都是遵循先進技術和商業模式雙螺旋式演進，以提高周轉和資本利用效率的產業成長路徑，最終成為全球實力最強、規模最大的輕工業國家。
這一進程中，篳路藍縷，慣見了風雨，在曲折中不斷向上。
我們之所以感覺這一輪面臨挑戰較大，表面上是關稅壓迫，實際本質上仍然是經濟周期使然——我們正在經歷上一輪技術與商業模式紅利的尾聲，服裝類跨境電商的代際優勢正逐漸消失。
所有的結束都是一個新的開始，正比如移動互聯網的夕陽下，AI大模型時代正冉冉升起。此時此刻，面對外部的風雨飄搖，我們更應執著於對服裝紡織產業“DeepSeek時刻”的深度探索，唯有新的技術與商業模式周期方能在根本上對沖外部紛擾。
尤其是我們要心裡有數的是，紡織業存在一個得天獨厚的優勢——它是人類不可替代的需求，這個生意一直有的做，它永遠不會因為關稅、貿易壁壘或者一系列非市場因素而衰落。實際上，即使在美國產業界看來，“關稅可能引發通脹問題，將成本轉嫁給美國消費者，可能是一個令人擔憂的‘自殘’之舉”；這種“打擊中國供應鏈-推高美國通脹-倒逼美聯儲政策調整”的傳導鏈條，可能迫使美國政府在未來6-9個月內重新評估關稅政策。
他強由他強，清風拂山崗。
對於中國服裝紡織業而言，大可不必過度恐慌於貿易摩擦帶來的影響。風險對沖的手段，也不是只有一條跟隨着消費市場國的霸權要求而牆頭草般隨風而動。唯有從行業本質出發，探尋新一輪的技術與模式代際領先，將紡織工藝普惠到所有潛在市場，才能擊破貿易保護主義的桎梏，以致基業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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