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在討論會上對如何估計國內形勢問題產生了兩種意見分歧。同時在之後召開的黨的八屆八中全會上，毛澤東在會議期間發表的許多講話，更是對當時的經濟與政治進行了相應的指正與調整。
在會議上因黃克誠支持彭德懷的言論，繼而被罷免了職務，總參謀長這一職位便出現了空缺。
在選定下一任總參謀長時，有人提議由當時的空軍總司令劉亞樓擔任，而當這件事被林彪知道後，他卻說：“我不同意劉亞樓當總參謀長，他鋒芒太露。”
林彪平日里和下屬很少私交，當面寒暄、背後請客一類的交際幾乎沒有。但他與劉亞樓的關係卻是非常不錯的，早在紅軍時期，作為林彪麾下一員能征善戰的驍將，劉亞樓就立過顯赫的戰功，僅用29小時便攻克了天津。
在東北戰場上，劉亞樓所參與組織、指揮了大大小小場戰役與戰鬥，並獲得重大勝利，為解放東北立下了不朽的功勛。
久而久之二人自然是建立起十分深厚的革命友誼。但也正因如此，林彪對於劉亞樓的工作方式太過熟悉，所以他才會公然表態，不同意讓劉亞樓擔任總參謀長。
1955年2月7日，中、蘇軍事代表團舉行了一場聯席會議，會址設在交際處對過——蘇軍大連警備司令部會議室。
當中國軍事代表團一行抵達警備司令部門口時，受到蘇聯軍事代表團列隊歡迎，雙方擁抱致意，氣氛極其親切。這場聯席會議先後已經開展了四次，到了第四次，雙方卻在飛機移交一事上產生了激烈的爭論。
會議進入正題後，中、蘇代表團團長各自陳述了在旅大地區防務交接中所應遵循的原則與要求。雙方達成如下共識：
其一：蘇軍在旅大地區的軍事設施，如營房、辦公樓、倉庫、碼頭、機場、靶場、炮台等不動產，無償移交給中方；
其二：軍事武器，除飛機、大炮、坦克、艦艇等作專題研究外，所有輕型裝備，隨蘇軍撤離而隨身帶走；
其三：蘇軍撤離，原則上分三期三批，主要出境口岸為綏芬河。撤離工作由4月1日開始，5月31日結束。在蘇軍撤離回國途中，中方保證火車皮供應，負責行車安全，使撤離工作順利實施。
兩國代表團前三次聯席會議進展十分順利。每次會前，雙方已就會上需要研究解決的問題，進行了對口協商，原則上取得共識。在正式會議上，基本上沒有爭議而通過。但第四次聯席會議卻一反常態，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使會議無果而散。
第四次會議是專題研究飛機移交問題。負責飛機移交任務的是蘇軍總參謀部軍火外貿部。會議一開始，蘇軍總參軍火外貿部長別良耶夫少將立即起立發言。
這位部長40多歲，個頭不高、身體健壯，講話嗓門很高，旁若無人。他左手叉腰，揮動起右手，以不容商議的口吻說：“我方在旅大地區的作戰飛機，有米格-15、米格17兩種型號，可以全部賣給中方。”他又加重語氣說：“但是，一要按生產時的價格計價，二不能供應飛機用油。”
別良耶夫少將話音剛落，我方代表、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將軍立即起立。他環顧了一下會場，面向蘇方發言人，態度嚴肅而鄭重地說：“中蘇是友好國家，就是按照國際貿易慣例，已經服役多年的飛機，怎能按原價出售呢？再說，你們知道我們現在還不能大量生產飛機用油，我們要那些不能升空的飛機幹啥呢？”
劉亞樓的話還沒講完，別良耶夫霍地站起來怒沖沖地說：“友好是友好，貿易是貿易，兩者不可混為一談，你們不要，我們就全部撤走。”這位蘇軍總參軍火外貿部長盛氣凌人的發言，一下子激怒了劉亞樓。劉亞樓將軍立即起立用俄語直截了當地回答別良耶夫：“我們一架也不要，你們全部撤走。”
會議進行到這裡便形成了僵局，會場鴉雀無聲，一片寂靜。在會議沉寂三分鐘之後，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肖勁光從座位上站起來，十分嚴肅而懇切地說：“中蘇兩黨、兩國、兩軍一向是友好的，我們不要因此事爭吵而傷害感情。我建議會議不要再討論這個問題，分別提請兩國最高當局去解決。”
接着，肖勁光面向蘇方代表團團長：“什維佐夫同志，你同意我的意見嗎？”當我方翻譯話音一落，什維佐夫如釋重負地站起來連聲說：“哈拉紹，哈拉紹（即‘好，好’的意思）。”全場報以熱烈掌聲。
後經中蘇兩國最高當局協商，蘇軍飛機折價移交給中方，並供應飛機用油10萬加侖。至此，一場爭端，以友好、合理的方式得到解決。
1955年中蘇關於旅大地區防務交接工作是緊張而有序的，總的來看，進展比較順利。這與中蘇兩國達成的原則協議密切相關，同時，兩國軍事代表團真誠、友好合作，認真貫徹執行協議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兩國軍事代表團前後共召開了七次聯席會議，除飛機移交問題發生爭論外，其他六次會議，所討論的問題，經過會上、會下協商，都得到了圓滿解決。
儘管劉亞樓在過去的鬥爭中有着豐富的戰鬥經驗，但此次聯席會議上的局面只能證明，面對談判桌這個戰場，他並不擅長那些所謂的談判與溝通技巧，從這裡就足以看出他工作的方式的確是鋒芒畢露，在團結幹部與群眾方面還有所欠缺，也就無怪於林彪會反對他擔任總參謀長一職了。
但這也正是劉亞樓自己的優勢所在。面對困境迎難而上毫不畏懼，如此他才能把空軍部隊從無到有給建立起來，並且在後來的朝鮮戰爭中及時組建了志願軍空軍，搏擊長空，與意欲獨霸朝鮮天空的美國空軍展開殊死搏鬥，承擔起莊嚴的國際主義義務。
中國人民空軍1949年11月才成立，當時僅建成兩個殲擊航空兵師、一個轟炸機團、一個強擊機團，各型作戰飛機不足200架。兩軍對壘，雙方實力懸殊，面對號稱世界一流的強敵，這仗能不能打？怎麼打？不少人為年輕的志願軍空軍擔憂，為他們攥着一把汗。
連身經百戰一向堅毅剛強的志願軍空軍司令員劉震，這時也感覺心中無數。也難怪，他從參加紅軍到解放戰爭結束，征戰20多年，指揮過步兵、炮兵和坦克兵，卻從未指揮過空軍作戰。空戰是什麼樣？怎樣組織指揮？對他來講的確是個未知數。
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看出了他的心思，鼓勵他說：“我們同在四野工作過，我了解你會打仗，你這次調動就是彭德懷司令員親自點的將。我軍打仗從來都是從戰爭中學習戰爭。”劉亞樓的一席話，使劉震很受鼓舞，增強了取勝的信心。
1950年毛主席批示了劉亞樓“積蓄力量，選擇時機，集中使用”的作戰原則，在考量了敵我力量對比和戰局的發展之後，志願軍空軍縝密地擬制了參戰計劃。戰前朱德總司令和劉亞樓司令員更是專程趕赴前沿機場，為即將出征的指戰員送行。指戰員們紛紛表示：“一定要打好第一仗。寧願血灑藍天，撞也要把敵機撞下來！以戰鬥的勝利回答黨和人民的信任和希望！”
這一戰初戰即勝，自此朝鮮的天空不再任由美國空軍稱霸，新中國空軍的空戰史也從此掀開了第一頁，同時打破了“美國空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後來更是一舉粉碎了美國空軍制定出的所謂“絞殺戰”的計劃，在朝鮮空中戰場築起了一道鐵的長城，為護衛後方做出了顯著貢獻。毛主席看到空軍的戰況報告後，更是親筆寫下賀詞，對空軍第四師和第三師表示嘉勉。
作為共和國的首任空軍司令，劉亞樓對文工團的工作也非常重視，他曾說：“我有兩支部隊，一支是幾十萬的作戰部隊，一支是500人的文工團。”他認為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同樣重要，文藝工作在政治工作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因此他把文工團當作部隊使用，指導文工團的工作更是精益求精。
在全軍第一屆文藝會演中，空軍文工團獲獎最少，空軍文工總團成立後劉亞樓更是親自抓創作，力求要打個漂亮的翻身仗。空政文工團推出的《年輕的鷹》、《以革命的名義》、《漁人之家》等劇，幾乎都能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空軍的文藝在當時帶動了全國的文藝方向。
不僅如此，他還是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總導演，對劃時代的歌劇《江姐》，劉亞樓更是傾注了心血，甚至還把文藝家閆肅關在了自己家裡，不改詞就不放人。1964年9月，《江姐》在北京兒童劇場公演，當天就座無虛席。在京公演20多場，場場爆滿，各報社記者和觀眾更是紛紛撰稿讚揚。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其實劉亞樓也清楚自己尚有許多不足之處。1957年整風運動開始後，他作的動員報告不僅傳達了中央整風的精神，號召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還順勢做了自我檢討，自己脾氣急躁，常常罵人，影響很不好，希望大家特別是黨員幹部要帶頭貼大字報，對他提意見，幫助他改正缺點，等等。
會上他的態度很是誠懇，大家很受感動，於是打破了顧慮，說出了原來不敢說的心裡話。建築部有一位工程師挨過劉司令的罵，劉說要槍斃他，自此他就害怕，不敢見劉司令員。有不少同志都有類似的經歷和感覺，因此希望劉司令員“如冬日之可愛，不要如夏日之可畏”，等等。
毛主席曾經評價劉亞樓，說他這一路敢打敢沖，戰功卓著，雷厲風行，仗也打得不錯，當空軍司令，更是干出了一番成績；周總理也稱他是千軍易得，一將難求。
劉亞樓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三十六年如一日，將畢生精力都獻給了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在革命鬥爭中，對黨和人民建立了卓越的功勛。在創建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和加強人民軍隊革命化、戰鬥化的建設以及國防建設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