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困北平，改編傅作義部
1948年11月初，遼瀋戰役結束後，全國的軍事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正如毛主席所說:我軍不但在質量上早已佔優勢，而且在數量上也佔有優勢。國民黨軍隊由全面內戰爆發時的430萬人下降到290萬人，解放軍總兵力則由120萬人增加到300萬人。11月中旬，我華東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發起淮海戰役後，成功地將徐州劉峙集團分割。
毛主席從戰備全局考慮，為防止平津地區之敵南撤淮海，決定提前發起平津戰役，將傅作義集團就地殲滅於平津地區。
此時，傅作義集團的動向有三種可能:一是西竄綏遠，二是南逃，三是固守北平。蔣介石雖傾向南撤，但決心還沒有定，而且國民黨內部意見也不一致。有人主張南撤與劉峙集團會合，反對者則認為撤出平津，將損失整個華北。敵人正處於舉棋不定、猶豫不決之時。但無論敵人是西竄，還是南逃，都不利於我軍就地全殲敵人的計劃;而固守北平，也會增加我軍進攻時的損失。為此，毛主席運籌帷幄，要求東北野戰軍於11月23日秘密入關。第二天，又令華北野戰軍第三兵團楊成武部放棄攻打歸綏，由西向東，突然包圍張家口，目的就是吸引傅作義部西進救援張家口，以遲滯平津敵軍南逃。
此時，蔣介石、傅作義認為東北解放軍起碼需要休整3-6個月，才有可能揮師南下，因此錯誤判斷圍攻張家口的僅是華北解放軍。傅作義30日命令駐紮北平的嫡系部隊三十五軍乘400餘輛卡車由北平增援張家口。這樣一來，我軍就成功地將傅作義的主力引出北平。
12月5日左右，已秘密入關的東野先遣兵團程子華率兩個縱隊襲擊密雲，傅作義才發現我東北野戰軍已入關，趕緊收縮部隊，令三十五軍回撤。此時毛主席早已部署好，命華北野戰軍第二兵團楊得志、羅瑞卿部迅速出擊，將敵三十五軍困在新保安，圍而不殲。三十五軍被圍後，傅作義又急令十六軍、一零四軍由北平西進接應三十五軍東撤。這樣一來，我們又成功地將敵人兩個軍從北平城引出。只要將敵人誘出北平，就有利於我軍分割包圍，在野外運動中消滅敵人。此後，東野先遣兵團和華北二、三兵團積極配合，先消滅了增援的十六軍、一O四軍，再全殲新保安的三十五軍，最後解放了張家口，共殲敵近20萬人，為圍殲平津之敵創造了先決條件。
毛主席的戰略意圖非常清晰，就是先要引出傅作義的嫡系三十五軍西進，這樣就能拖住傅作義，防止傅部南逃，也就等於拉住了蔣介石。此後，隨着東野主力的入關，迅速完成對傅作義集團的包圍。我們師人關後，奉命遠距離奔襲金鐘河橋，就是為了完成包圍傅作義集團，防止傅部從塘沽海運南逃。為攻打塘沽，七縱司令員鄧華事先已偵察了地形，隨後林彪又令劉亞樓再察。因塘沽一帶地形易守難攻，不利於我軍全殲守敵，最後野司決心暫時放棄攻殲塘沽之敵，先打天津，從而徹底完成對平津的包圍。
1948年12月底，我師奉命回歸四十七軍建制，開到北平和天津之間的廊坊，主要任務是防止北平敵人南逃，同時為攻打北平做戰前準備，根據城牆實際的高度、厚度等情況，主要進行登城、巷戰等臨戰訓練，各級指戰員都反覆進行爬城演練。
1949年1月15日，由野司參謀長劉亞樓率5個多縱隊共22個師34萬兵力向天津守敵發動總攻，僅用29個小時就全殲天津守敵，活捉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天津之戰勝利結束。天津的解放，震撼了北平守軍，也徹底粉碎了傅作義集團由海上南逃的企圖。這一切都是在毛主席的親自指揮下取得的。
1月31日，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將軍，在解放軍四面包圍之中，深明大義，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項和平改編條件，蟠然率部歸順，接受和平改編，宣告北平和平解放。
北平解放後，四十七軍沒有進城，奉命開到河北固安整訓，並負責改編傅作義部第二六二、二六七師的任務。
3月初，傅部兩個師開到固安接受改編。第二六二師是傅作義部主力，而二六七師則是蔣介石的嫡系。由於改編部隊此時還全部佩帶武器，他們在撤出北平之前，分別選拔了大批諜報、特務及政工人員改頭換面調整職務，企圖破壞和平改編。為此，上級要求我們既要對傅部表示歡迎，又要提高警惕。為了順利改編傅作義部，四十七軍從全軍中抽調連以上幹部400餘人，分配到這兩個師，按團的建制進行改編。
為了保證順利、安全地改編，我們首先在這兩個師中清查國民黨特務。該部軍官中有許多人暗中搞破壞，我們大都將他們遣送出去。當時對起義部隊的改編政策很寬大。
軍官如果願意參加解放軍，主官一般改為副職繼續留任;不願參加解放軍，還可以領取3個月的軍餉回家。我們團就來了一位國民黨軍的團長任副團長，工作了兩個月，最後還是離開了部隊。因為解放軍的管理制度、訓練方法與國民黨軍隊完全不同。即使他們願意留下，一般也不容易開展工作。營以上軍官大都脫離了解放軍，我們先後送走了約3000人。連排級幹部還是留下了許多，士兵中凡年輕、家庭成分好的總共留下5000多人，編人我軍，原部隊番號取消。經一個多月的艱苦工作，我們順利完成了上級交給的任務。
對傅作義部26萬人的和平改編，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史上的一大創舉。在很短時間內，順利地將反動軍隊中的官兵改造成革命隊伍里的一員，這完全靠的是共產黨的正確政策和人民軍隊的政治優勢。他們中的許多人經過努力學習和思想改造，在此後的南下作戰和抗美援朝戰爭中都表現不錯，有很多人還提拔為營、連職幹部。
固安整訓期間，除了對傅作義起義部隊進行改編外，我們還在全軍開展政治思想教育。
經過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長江以北地區已基本解放，革命形勢發展迅速。但是部分幹部戰士的思想跟不上革命形勢發展的客觀要求，特別是在家鄉已經解放的基層幹部中，一些人想回家。我們軍就有個別基層幹部，抗戰時期參加革命，離家五六年，甚至八九年，從沒有回過家，現在革命勝利了，更想回鄉安家。當時部隊規定，家屬來探親可以，但不允許幹部戰士回家探親。但也有個別幹部尋找種種借口想轉業到地方工作，不願留在戰鬥部隊。例如我們團有個營長，是家裡的獨子，準備結婚。固安整訓期間他因病住院，出院後就要求留在後方工作，不願回作戰部隊。
我的一個警衛員也偷偷跑回東北老家，參加地方工作。團里的管理股長是三八式幹部，作戰勇敢，部隊到固安後他請假回家，沒有再跟部隊一同南下。
戰士中思想不穩定的主要是東北籍戰士，他們認為:我們既解放了東北，又解放了華北，已為革命做出了貢獻，現在應該允許回家。特別是基層幹部的思想對穩定部隊最為重要，我們團就有七八十人在這一時期脫離部隊回家。針對以上情況，我們在全團進行形勢教育，批評一部分人的和平幻想和半途而廢思想。通過組織新戰士訴苦、挖根，組織老戰士查忘本思想，正確認識了個人與革命的關係，進一步提高戰士的階級覺悟，激發階級仇恨，樹立將革命進行到底，徹底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解放全中國的信心。
1949年3月初，黨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4月，上級要求師以上幹部進北平學習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同時還組織我們團營職幹部進北平城參觀了三天。
記得大約是4月中旬，我們從固安乘大汽車出發，兩個小時就到了北平城。我們大都是從農村出來的，從未到過皇城，帝王古都，大家身臨其境，自然是興奮異常。我們參觀了故宮、天壇、頤和園、長城等名勝古迹。短短三天的北平之行，開闊了我們的文化視野，豐富了我們的歷史知識。
過去，對我們這些農家子弟來講，進皇宮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只是在兒時聽說書先生繪聲繪色地講過，現在我們親自走進了紫禁城，親眼看到了當年皇帝居住生活過的地方，確實收穫不小，也有着不少難以言表的感想。
我們在北平看到的文物古迹，保護得都非常好。早在圍困北平之時，黨中央就下達了非常嚴格的命令，不僅明確要求保護好城內的故宮、天壇等文物古迹，對城外的古建築也都一一指明，嚴令即使在戰鬥中也必須保護好文物，不許破壞。這一點在戰爭年代是非常不易做到的。我軍基層幹部、戰士大都是農民出身，完全不懂什麼叫文化遺產和保護文物的價值何在。為此，上級不僅頒布了嚴格的紀律，還進行細緻耐心的教育。北平的和平解放和我軍的嚴格紀律，才得以將古都北平的文物古迹、歷史建築完整地、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這是中國共產黨為保護中國傳統文化、建築、藝術遺產所做出的一大不可估量的歷史貢獻。
我們在北平住了三天，旅館緊靠着有名的長安大戲院。
當時，北平的一切文化生活照舊，每天晚上長安大戲院的戲照常上演，我們天天都去看戲。記得第一天晚上看的就是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演的《紅娘》。當時一般的幹部大都不知道荀慧生、尚小雲的大名，名氣最大的就是梅蘭芳。
在北平參觀期間，有兩件事給我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一是我深深感受到廣大北平市民對共產黨、解放軍發自肺腑的熱愛之情。當時在北平最流行、唱得最響亮的歌曲就是“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近半個世紀以來，北平市民見過的兵實在是太多了，從世紀之初的八國聯軍進北京，到北洋時期走馬燈一般的各路軍閥如皖系的段祺瑞、奉系的張作霖，還有張勳復辟時的辮子兵，無論是哪一支軍隊進北平，都給老百姓帶來無窮的禍害;這以後北平又經歷了八年之久的日偽軍殘暴統治;老百姓好不容易熬到了抗戰勝利，迎來的則是“劫收”的國民黨軍隊和橫衝直撞的美軍吉普車。
北平城的老百姓從來沒有見過像解放軍這樣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解放軍進城後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秋毫無犯。有些部隊一時解決不了住宿，就露宿街頭。許多部隊還同駐地附近的單位、學校一起開聯歡會，宣傳革命的勝利，幫助廣大市民解決實際生活困難。人民軍隊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贏得了北平老百姓的心，同老百姓真正做到了軍民魚水情。
另一個深刻印象就是對北平城的接收工作。黨中央在接收北平時規定，對原有的社會制度不動，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習慣，對一些清朝王公貴族、反動官僚政客的私人財產也都予以保護，照舊允許他們按舊方式生活。這樣做，對穩定、團結舊政權的人員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贏得了各階層人民的擁護和信任，甚至是一些過去反對我們黨的上層人士，也逐漸轉變了他們對共產黨最初的態度。北平解放後，廣大市民安居樂業，不僅原有的文化生活照舊，商業、服務業也都迅速恢復，王府井、大柵欄一帶很快就再現了往日的繁華景象。
在北平參觀時，有一件事令我很驚訝:北平城裡的小偷在我們參觀遊覽時，偷走了個別幹部隨身帶的懷錶、照相機、派克鋼筆等物品。我們向公安機關報案後，誰也不再想着能找回被偷物品。當時北平公安機關還留用了許多舊政權的警察，他們同北平的黑社會仍保持着一定的聯繫。事後經他們的努力，居然將全部被竊物品原封不動地找了回來。這在解放區也是很難做到的。由此可見在城市接收工作中，北平是做得相當成功的，幾乎是原封不動地將整個城市接收下來。
回顧我個人的成長經歷，1938年投奔延安參加革命，迎來了我人生的第一個春天。在延安，我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了自己，明確了今後的人生道路;1949年在北平，我又迎來個人生命中的第二個春天。記得1946年我們剛剛在松花江北站穩腳根、上級對我們進行形勢教育時曾說，爭取五年解放全中國。當時我們感到革命的任務還很艱巨、困難，誰也沒有想到解放戰爭會進展得如此之快，更沒有想到我們四野是最先進北平的。作為四野的一名基層指揮員，我們從松花江一路打到北平城，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實踐着自己的人生理想，真正做到了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我在延安學習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通過這三年來的親身實踐即將全面實現，徹底消滅國民黨反動派指日可待。所以說這是我人生的第二個春天，我經歷了如此偉大的勝利，更堅定了我解放全中國的決心。
最後還有一段插曲值得一記。北平解放前，上級布置攻打北平時，分配我團的攻擊目標是北平城南的大紅門、小紅門一線。事情真是湊巧，當時負責守衛這一地區的是國民黨十三軍的一個團，團長崔中洲是我黃埔同期、同隊、同宿舍的同學。當時誰也不知道彼此正在北平城外對陣。
北平解放後，崔中洲在改編中選擇回家，事後又南下上海，再次投奔國民黨軍隊，任師參謀長。不久，在解放上海的戰役中被我軍俘虜，經教育後釋放。當時他的妻室都在北平，他就回到北平做買賣。1954年工商業改造時，他參加公私合營。“十年動亂”中被掃地出門，遣送回東北榆樹縣老家，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落實政策回到北京。
1988年，北京黃埔軍校同學會成立，我被選為副會長。一天，黃埔同學劉景林(時為河北省政協委員)來北京出席全國政協會議，來家裡小坐。閑談之中，他談起崔中洲也在北京。我馬上找到崔中洲，邀他一起參加黃埔同學會。後來我們經常見面，一起談論軍校的同學和往事，我們還聯名給台灣的同學寫信，邀請他們回大陸來相聚。一次偶然談起平津戰役，才知道他當時防守大、小紅門一線。我們兩人一個在城裡，一個在城外，同窗同學差一點就真槍實彈地打了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