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尼爾·阿姆瑞斯：走向印度洋——孟加拉灣的氣候與移民

內容提要：印度洋一直是全球環境史研究的焦點之一。以孟加拉灣地區為重點，我們將南亞和東南亞地區聯繫起來，探討“季風亞洲”氣候與移民活動之間的關聯，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闡述移民史與環境史學科交叉領域的研究成果，有助於我們理解當前的環境挑戰，並為今後的研究提出方向。

作者：蘇尼爾·阿姆瑞斯（Sunil Amrith），現任耶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2006年獲劍橋大學歷史學博士。2015—2020年任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歷史與經濟中心主任。2020年起任耶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南亞研究會（SASC）主席。2017年獲美國文化界最高獎——麥克阿瑟獎。代表作有：Crossing the Bay of Bengal: The Furies of Nature and the Fortunes of Migrants （2013，中譯本《橫渡孟加拉灣：自然的暴怒和移民的財富》，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Migration and Diaspora in Modern Asia (2011)；Decolonizing International Health: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1930-1965 (2006).

徐露、陳嘉梓、李星皓譯

來源：《國際社會科學雜誌》（中文版）2022年第2期P82—P86

責任編輯：梁光嚴 張南茜

引言

印度洋一直是全球環境史研究的焦點之一。以孟加拉灣地區為重點，本文將南亞和東南亞地區聯繫起來，探討“季風亞洲”氣候和移民活動之間的關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闡述移民史與環境史學科交叉領域的研究成果，並為今後的研究提出方向。本文所述與我寫的《橫渡孟加拉灣：自然的暴怒和移民的財富》和《不羈之水：移民、環境與近現代南亞的誕生》兩本書有關。這兩本書的內容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它們都將印度洋視為人與環境的互動網絡，並在此基礎上將環境史和移民史結合起來。

重新認識“季風亞洲”

我本人是研究移民史出身。大概在15年前，我開始了一項新的研究，關注從印度向東南亞的移民。那時，移民史的研究正蓬勃發展，出現了新的問題、方法和史料。特別是亞當·麥基翁（Adam McKeown）的一篇文章使人深受啟發。2004年，他在《世界歷史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全球移民：1846—1940》的文章。這篇文章標誌着移民史研究的真正突破，挑戰了西方學術界關於亞洲移民的一些假說，如亞洲社會是靜態的農耕社會、亞洲移民不是自由移民、亞洲移民不是定居型移民，等等。這篇文章最重要的是展示了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中期全球出現的三大移民浪潮，指出除了學者們所熟知的跨大西洋移民潮，同時間段還有另外兩個移民潮，一是中國人和印度人前往東南亞的移民，二是東北亞的移民即所謂的“闖關東”。過去的研究更關注跨大西洋移民，研究南亞歷史的學者則很少關注移民問題，他們更關注民族主義、大眾政治和農村社區等問題。總的來說，15年前的這篇文章和其他研究使我意識到移民史研究需要全球視角，而亞洲會取代歐洲、印度洋會取代大西洋，成為研究的重心。當時我對環境史不感興趣，只是努力避免自己的移民研究陷入“環境決定論”。這其實是一種矯枉過正，忽視了環境因素對移民的影響。不僅是我，當時許多移民史著作都不會專門列出氣候、自然災害或環境相關的條目。儘管許多研究移民的學者使用了自然隱喻，如“移民洪流”和“移民潮”，但是他們沒有將環境因素納入移民史敘事當中。

然而，隨着研究的深入，我開始注意到環境因素對移民史研究的重要性。2007—2008年，我開始做口述史的工作，採訪20世紀三四十年代移民到東南亞的勞工。令我意外的是，他們講的故事都是關於種植園的、關於樹的、關於景觀的，卻沒有關於航海的。其中一位我採訪的老人當時已經80歲，他的一生都在種植園裡度過。他在講述自己的移民經歷時，特別關心種植園裡的樹，告訴我這棵樹是什麼時候種的，或者回憶那棵樹有怎樣的故事。移民史的學術傳統，使我在討論移民時常常忽略環境因素，可我在這裡聽到的故事都與土地或景觀密切相關。這讓我想起了一些之前我表示懷疑的概念，如“季風亞洲”（Monsoon Asia）。殖民時期的地理學家以及在越南工作的法國人類學家使用過這一概念。“季風亞洲”意味着許多亞洲國家共享季風這一氣候要素，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特徵，如種植水稻。“季風亞洲”本身不涉及移民，但我意識到兩者之間存在聯繫。20世紀初，從華南穿過東南亞一直延伸到印度南部的整個地區正在被移民的流動所改變。例如，如今去馬來西亞旅行的人會看到種植園裡的神龕，它們是信奉印度教的移民勞工建造的。顯然，移民只會在某些賦予他們精神力量的地方建造神龕。這不是一個隨意的決定，或許某棵樹會讓他們想起家鄉，或許某棵樹與他們熟悉的東西很像。人類學家認為，這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有意識的決定，移民賦予這種景觀獨特的意義。

在此基礎上，我的研究問題轉向了從移民的角度來看“季風亞洲”。從移民的角度來看，“季風亞洲”不是由氣候決定的靜態空間，而是一個充滿剝削和苦難的動態空間。這就是為何環境維度對我的學術研究越來越重要。

“大加速”與印度洋環境史

與“季風亞洲”研究相關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20世紀中葉以來亞洲國家試圖擺脫對自然的依賴。印度前總理尼赫魯認為，現代科學技術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自然的變幻莫測，因此“季風亞洲”等環境因素如今不再具有決定性作用。然而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印度過去建造的大型水壩造成了嚴重後果。這種征服自然的觀念並不只是尼赫魯的個人創造，而是當時亞洲國家的普遍想法。20世紀40年代以後，印度和中國向東南亞的移民數量大幅下降。20世紀二三十年代印度南部的家庭可能會前往馬來西亞，而到了20世紀50年代，他們更有可能搭乘鐵路在印度國內遷移，而不是到海外尋找工作。上述印度水壩與移民的另一個聯繫是，印度第一批建設水壩的工人是從緬甸逃回國的印度難民。二戰期間日本入侵英屬緬甸，一些印度難民從緬甸回國，其中很多人徒步走回了印度。二戰後，政治上的變化讓這些移民發現自己再也不能回到緬甸，於是便在印度國內從事工程建設，服務於徵服自然的國家目標。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意識到，這是移民史與環境史的聯繫所在，這也是我的著作《橫渡孟加拉灣：自然的暴怒和移民的財富》《不羈之水：移民、環境與近現代南亞的誕生》的真正旨趣。

另一方面，20世紀中葉這一時間節點，對於移民史與環境史而言也有着不同的時代意義。對許多地區的移民史，特別是印度洋的移民史來說，20世紀中葉幾乎是一個終點，印度與東南亞的大規模跨洋人口流動走向終結。而對環境史來說，20世紀四五十年代則被視為“大加速”（Acceleration）的起點。到1950年，人類對地球生態的影響開始急劇上升，而這些影響主要來自歐美髮達工業國家。既有的環境史研究往往忽視去殖民化過程，只是從宏觀的全球環境變化來解釋大加速為何發生在這一時間點。直到最近，我們才開始考慮新獨立的亞洲國家在“大加速”中的具體位置。代表性研究是伊麗莎白·查特吉（Elizabeth Chatterjee）在《亞洲研究雜誌》發表的文章《亞洲人新世：電力和化石能源的發展論》。她認為，印度和中國等新興亞洲國家的“大加速”發生在20世紀末，而不是20世紀50年代。這種“延遲加速”（delayed acceleration）的驅動力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國家。她指出，印度的能源消費量增長是因為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使用電力是一種權利，主張一個自由國家應該保障公民的用電。事實上，印度政府失敗了，在印度，今天仍有1億多人缺少電力。查特吉的研究表明，對於中國、印度及東南亞來說，1950年並不是“大加速”的起點，類似的轉變發生得更晚，而這一轉變是因為這些新興民族國家急於擺脫殖民時期的遺留問題。總之，我們需要非常仔細地考慮去殖民化與“大加速”之間的關係。

城市化在“大加速”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我們需要仔細思考移民、城市化與環境轉型之間的關係。20世紀中葉民族國家邊界的調整導致大批難民的流動， 1947年印巴分治就曾導致大批難民湧入德里、孟買及卡拉奇等城市。有研究推測了20世紀70年代受氣候影響人數最多的20個城市（如下圖），其中前10個有9個在亞洲，它們大多在印度洋和中國的沿海地帶，有的曾經是殖民時期的港口城市，或者移民潮的入境點和過境點。城市化不僅需要宏觀的描述，更需要從文化上進行理解。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在他的非虛構作品《大紊亂：氣候變遷與不可思議》中寫道，在17、18世紀之前，亞洲和歐洲的大部分港口都與海洋有一定的距離。但18世紀以來，歐洲人直接將孟買、馬德拉斯（1996年更名“金奈”）等城市建立在海岸邊。以殖民者的世界觀來看，近海意味着權力和安全，象徵著掌控和征服。從歷史上看，這些沿海城市塑造了後殖民時代國家的自我認知。以孟買為例，孟買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一直是印度的“夢想之城”，因為許多人的海外移民夢想破滅，轉而將抱負指向了孟買。這在當時印度的電影和詩歌中多有體現。阿倫·科拉特卡（Arun Kolatkar）是孟買最偉大的詩人之一，20世紀70年代開始，環境要素在他的詩歌中開始變得越來越突出，他用“下沉”等表述提醒人們，孟買有着潛在的環境風險。

關於“氣候移民”的思考

在當今有關“氣候移民”的新聞和政策辯論中，歷史學家能做些什麼呢？我以一篇2020年7月發表在《紐約時報》，名為《氣候大遷徙》的報道為例說明。我並不是全盤否定這篇文章，但它很有代表性地說明了歷史學家在當前氣候變化和移民問題中的失聲。這篇文章基於一個統計模型，嘗試評估氣候變化和其他環境危機將在多大程度上推動拉丁美洲的移民，並得出這樣的結論：氣候變化將成為21世紀移民的巨大推動力。文中談及南亞的段落表示，南亞坐擁全球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將很快成為世界上糧食不安全程度最高的地區，因此許多人正在逃往波斯灣地區，否則到21世紀末南亞的熱浪將造成滅頂之災。

從歷史學家的視角看，這樣的觀點問題重重。首先，從印度向波斯灣的移民並不新奇，這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出現，也是印度洋移民在經歷了20年的低谷後開始再次增長的時段。移民從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奔赴波斯灣地區，形成了非常有規律的龐大移民潮。文章中使用“逃離”（fled）一詞，非常具有誤導性。這些人不是逃離家園，他們只是正常的移民勞工。其次，將氣候變化作為移民的主要原因也站不住腳。早在人們感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前，移民就已經出現。人們選擇移民還有許多其他的原因，如印度各地區機會不平等。當然，喀拉拉邦確實飽受洪災困擾,這裡也是印度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大的地區，但因此就將所有的移民描述為“氣候移民”，就有失偏頗了。最後，文章認為大部分印度移民已經在海灣地區“重新安家”（resettling），也是錯誤的。海灣國家擁有世界上最嚴格的公民身份限制，所以大部分勞工幾年後不得不回到印度。

我要表達的是，對歷史的理解，會警示我們一些重大的論斷是複雜的，需要謹慎對待。地理學家喬納森·里格（Jonathan Rigg）和梅森（Lisa Reyes Mason）合寫的文章《氣候科學還原論的五個維度》注意到，如今的決策者存在過度簡單化的想法，認為氣候變化是一切問題的原因。這實際上是對歷史的無知。上面談到的那篇文章極度依賴統計模型，但作者也承認“很難對個人的想法進行建模”。移民史研究使我認識到，流動性與固定性是相互聯繫的。隨着氣候變化對南亞的影響越來越嚴重，人們也可能被困原地，無法遷移。喬伊亞·查特吉（Joya Chatterji）的著作《困在孟加拉：移民時代的停滯》表達了這種觀點。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際，閱讀這本書，會讓許多人意識到自己被困住了。問題在於，被困住的人並不是隨機的，那些無法進入移民網絡並在其中移動的人，可能是因為患病、殘疾或者需要承擔某些責任。所以我認為，在我們想象整個世界都在思考如何應對氣候變化時，從移民史和環境史的角度看，情況並非總是如此。

在對印度沿海的農村和漁業進行考察的過程中，我發現了歷史如何以另一種方式深刻地影響了人們的選擇。那裡的生計選擇非常豐富，氣候變化只是影響人們選擇的其中一個因素。我在詢問當地人靠什麼為生的時候，他們突然開始談及移民問題，使我意識到除了最貧窮的家庭外，幾乎每個家庭都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員身處海外，其中大多數在東南亞，還有的在海灣地區。這些家庭都與東南亞或西亞存在長久的聯繫，關係網的存在是移民的前提。相反，貧窮的家庭就沒有關係網，他們最多不過是前往印度南部最大的城市金奈。可見，古老的移民模式與環境變化之間的關係很重要。

釐清移民史和環境史之間的關係，有助於我們理解當前的環境挑戰。需要注意的是，氣候變化並不必然導致人們背井離鄉，我們需要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待移民，有時移民甚至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如果我們不了解20世紀的印度歷史，不注意關於公民身份的政治辯論，不知道哪些人能夠移民，我們就無法真正理解印度洋的移民。這就是移民史與環境史的人文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