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娜的故事中，她與多元文化的瑞典的關係具有雙重性:一方面，這種多樣性使她留在瑞典比留在匈牙利更容易，但另一方面，也通過越來越多的非瑞典人改變了瑞典。
“瑞典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有時我甚至認為，它不應該再被稱為瑞典了，因為你看起來這麼說，勉強瑞典人，尤其是在城市裡。”
安娜似乎永遠感激她被允許留在瑞典，成為瑞典社會的一部分。她也非常熱衷於做正確的事情。
這種理性與法農在《讓·威尼斯》(小說中的主要人物)中描述的理性是一樣的一個和其他人一樣的人:
一個出生在安的列斯群島但長期居住在波爾多的黑人，“他接受了飲料，但作為回報，他買了其他飲料。他不希望受任何人的約束。因為如果他不買回來，他就是一個黑鬼，像所有其他人一樣忘恩負義。”
作為威尼斯人，安娜不想被視為忘恩負義者，那些甚至不認為自己有債務要償還的人。她寧願贏得他們的權利——她希望全世界都知道這一點。
在安娜的故事中，出現了一種分級公民身份，其中公民的權利與屬於國家社會直接相關。
“瑞典人”和“移民”之間的關係是單向的、等級分明的。
“瑞典人永遠是瑞典人”，永遠有權對那些已經移民的人提出要求，而不允許反過來。相對於前面提到的“回報”所受的壓力，Ana的“感恩”也是面向瑞典的未來。
“我想幫助人們……我想和人們一起工作，我想幫助他們，並以我感覺自己在幫助他們的方式為社會做貢獻。”
除了表現出一種感激或回報的反應，我們和他們之間的區別出現了，安娜想成為“我們”的一部分，並幫助“他們”成為“我們”的一部分。
進入社會的門票是回報的門票，這是在幫助和照顧方面推出的，以顯示她對(瑞典)社會的感激之情。幫助別人就是做正確的事。這就是她想幫助他們做的事情。安娜希望其他人以她為榜樣，在未來培養這種助人的願望。
“在我的24年里，我一直是一個傾聽的人。我不是那種會去問別人事情的人，而是那種人們會去和他們談論他們的擔憂的人，我喜歡這樣，我喜歡聽別人的煩惱，喜歡用語言和我的經歷來評論和幫助他們，並把它與他們的問題聯繫起來，我喜歡對他們說這是我做的，或者我的父母是怎麼做的，你也許可以測試它，並這樣做。"
她發現自己的經歷和願望也是其他人的榜樣:喜歡我，跟我來。
她所描繪的未來是對一個消失的瑞典的一種回歸，一個過去純凈而有序的地方，在那裡瑞典還是瑞典。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這種真誠和理想的秩序在歷史上滲透了像她這樣的人，並使她今天被鎖在外面。然而，她選擇重建這種悲劇模式——並希望讓其他人追隨她的腳步。
歐洲和(不)遷徙自由
如果我們暫時撇開安娜的故事，讓我們了解一下近年來歐洲的背景，那麼羅姆人再次成為公眾辯論的焦點，這是因為在瑞典和其他地方，主要來自東歐的貧窮歐洲移民越來越多。
簡言之，在歐洲，羅姆人及其存在是一個現實化的核心問題。
關於擴大後的歐盟新成員國的羅姆人如何在當今社會的各個領域——教育、勞動和住房、政治和司法——受到迫害和歧視的證詞數不勝數。
安娜的故事，以及她為加入多民族瑞典而不斷進行的談判，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根據歐盟羅姆移民的情況而進行的關於公民身份的談判。
她的故事可以提醒人們，歐洲羅姆人的不穩定處境可以被視為當代歐洲公民權悖論的一個例證:作為歐洲的羅姆人，她一方面是一個完全成熟的公民，擁有公民身份賦予的所有正式權利。
如果我們回憶一下2010年法國最近發生的一件事，Ana的故事中激活了與這件事相似的論點，格勒諾布爾和聖艾格南營地的羅姆人和警察之間不斷升級的衝突導致法國政府決定將所有羅姆人驅逐出法國，理由是所謂的“走私來源、令人震驚的生活條件、賣淫和犯罪”。
法國被驅逐清楚地表明了歐盟歐洲公民製造的悖論。被法國驅逐出境的羅姆人是正式的歐洲公民，享有它所保證的權利——包括自由遷徙的權利。
然而，他們被剝奪了遷徙的權利在…之內歐盟的邊界。換句話說，自由流動的正式權利實質上是為某些人保留的特權----不是羅姆人。
2015年，瑞典首相斯特凡·勒夫文在許多方面發出了類似的驅逐瑞典羅姆人的信號。
數百名來自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移民，其中許多是羅姆人，被驅逐出瑞典第四大城市馬爾默Sorgenfri區的一塊空地，他們在那裡紮營。
這次驅逐引起了媒體的極大關注。當首相評論這一事件時，他強調歐盟移民(他們自己)被賦予了他們的責任，而不是瑞典:
“當然，他們可能會來這裡，並在這裡呆一段時間，但從長遠來看，他們自己的國家必須為他們在自己的國家獲得工作、教育和住房承擔責任。這不是瑞典人有責任的事情。”
信息是移民的福利不是福利國家瑞典的責任。雖然該聲明反映了當代移民政策辯論的基調，但它表達了歷史上熟悉的觀點。
發出明確信號以避免更多流動移民的想法和在自願基礎上提供福利的想法在歷史上早就出現了。
此外，它還依賴於歷史上常見的對羅姆人的潛在看法——羅姆人是離經叛道的分子，從他人的仁愛精神中獲利，他們的生活方式代代相傳。
根據Ana的故事、瑞典的故事以及歐洲的故事，我們希望對今天和明天的情況作一些總結。
認可與未來——結束語
瑞典羅姆人的狀況，這個群體長期以來一直挑戰着歸屬、權利和義務的傳統觀念，在許多方面被迫生活在(瑞典以及歐洲)社會的邊緣。
安娜故事的總體解決方案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即誰應該真正屬於社會，在什麼條件下，誰將被排除在外？我們最關心的問題是承認。
誰將被承認為完全合格的公民？相反，誰被迫過着不被認可的生活，在周圍人的眼中，他或她自己也是不被認可的？
安娜講述了她如何來到瑞典，以及她如何試圖找到生活的意義並成為瑞典社會的一部分，這些故事解決了這些緊迫的歸屬問題。
它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歸屬但同時又不歸屬的故事，不被承認是誰，而不承認自己，反之亦然。
這個故事展示了在移民(政策)的餘波中，瑞典以及歐洲可能出現的一些內部壓力。
在某種意義上，這凸顯了一種雙重悖論，當談到當今國際移民的公民身份時:作為一名瑞典公民，她屬於——正式地——社會，但正如安娜所描述的那樣，基於她是誰——即羅姆人，她仍然不完全屬於這個社會。
此外，與此同時，考慮到歐盟的歐洲移民政策，她是理想的歐盟公民的化身——確切地說，是一名羅姆人(根據定義，非屬地)。但同時她也被視為異類。換句話說，她的羅馬身份使她與眾不同。
更深刻地看安娜故事的邏輯，它似乎是岌岌可危的，她想逃離她是誰，通過隱藏，並通過她對他人的行動表現為非羅姆人，即通過做正確的事情，在某種程度上，在她看來，她成為了非羅姆人。
希望這能讓她完全融入瑞典社會。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是，她還鼓勵其他人以她為榜樣。
然而，這個故事的悲劇寓意是安娜的包容意願註定要失敗。無論她做什麼，她甚至可能試圖消滅自己，逃離她的羅姆身份，她仍然是他者。
再次，類似於法農，“我的非理性被理性反擊；我的理由同‘真正的理由’一樣。對我來說，每手牌都是輸家。”
安娜仍然是一個異常的身體，玷污了原本“純潔”的瑞典社會身體，進而玷污了歐洲社會身體。不管她願不願意，她被剝奪了作為社會團體的正式成員進入社會的權利。
關於安娜的悲劇故事，我們認為它展現的不僅是個人的命運，也是歐洲的命運。
羅姆人實際上是歐洲社會的一部分，但他們仍然沒有被完全允許成為歐洲社會的一部分。
即使安娜抹殺了自己，從而成為社會的一部分，她也被允許屬於同一個社會。換句話說，她的羅馬身份讓她，加倍地不一樣。
安娜的故事解決了關於歐洲公民身份和歐洲未來的關鍵問題:誰應該真正被納入歐洲公民共同體，在什麼條件下，誰應該被排除在外？這些特殊的問題是當今歐洲政治辯論的核心。
一方面，在整個歐洲，強烈的聲音宣稱“多元文化主義的死亡”，並提出要求發展新形式的民族文化分級公民身份，不僅僅是在瑞典。
另一方面，在瑞典和其他歐洲國家，有人主張發展一個新的、更具包容性的社會群體，通過接納以前被排斥的人，包括羅姆人，擴大公民的權利(例如，歐洲共同體2011年啟動的羅姆人融入戰略中強調的那樣)
關於羅姆人和承認的概念，Ana的故事中的關鍵是，承認是社會中平等公民的一個問題，這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相反，這是長期鬥爭的結果，外來者挑戰現狀，要求超越預先確定的模式、區別和排斥界限的新的公民形式。這種鬥爭的要求至少不是歐洲羅姆人提出的，他們幾個世紀以來都沒有被承認為公民或人類同胞。
只有當羅姆人開始承認和挑戰他們遇到的新殖民主義關係，從而在構成他們日常生活的各種環境(學校、工作場所、政府機構和其他機構)中增強自己的權能時，才能實現對他們的承認。
這種談判在當代歐洲也進行得最好，在那裡，羅姆人自己也積极參与確定問題和解決辦法。
索賠是幾個。他們中的一些人主張作為歐盟邊界內的非屬地羅姆民族的一部分的集體權利，而其他人則聲稱自己是歐洲“我們”的一部分，擁有屬於“內部”的所有實質性權利的合法權利。
他們在此要求被承認為歸屬，這讓人想起20世紀50年代早期法農是如何要求被承認為黑人的和法國人:“我是法國人。我對法國文化、法國文明、法國人民感興趣。我們拒絕被視為‘局外人’，我們完全參與了這場法國戲劇。”
關於歐洲的未來和歐洲公民身份，有幾種情況。也許當今歐洲最普遍的一種定義是民族文化的同一性或同質性，即劃分歐洲內部核心與邊緣之間以及歐洲與其“外部”之間的界限。
參照Fanon，這個場景可以描述為反應的這是基於一直不承認羅姆人是歐洲公民。
然而，還有其他情況。關鍵是創造一個未來的歐洲另一個一個地方，昨天或當代的流行；作為一個由行動的人創造的地方，而不僅僅是反應。
在這裡，緊迫的問題仍然是，遵循法農:“教育人成為行動的在他所有的關係中保持對構成人類世界的基本價值的尊重，是一個經過思考，準備行動的人的首要任務。
因此，利害攸關的是發展一個積極承認羅姆人的正式和實質性權利的未來歐洲的可能性，其基礎是“我不僅僅是此時此地被封閉在事物之中”的概念。我是為了別的地方，為了別的東西。"
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關於公民身份的爭論和談判經常以平淡無奇的方式進行。
然而，正如最近在瑞典和其他歐洲國家周邊郊區的事態發展所表明的那樣，這種爭論也可能採取集體行動的形式，挑戰當代多民族歐洲目前的公民權概念，表明為平等公民權而進行的鬥爭。
哪種情景將最終引導歐洲的未來——當然——是一個政治、政治爭論和權利主張的問題。
不管暴力與否，這些爭論為歐洲公民權的未來指明了其他方向，其結果絕不是事先決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