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我有三不噴：音樂動畫片。
在娛樂產業這一塊，小日子的國際影響力可以說是全球市場的“標杆”，不僅創造了大量具有全球辨識度的文化符號，還為全球娛樂業提供了創意孵化到商業變現的完整範本。
今天我們不聊他們怎麼掙錢的，只聊這種文化形成的那個時代。
我們試想這樣一個場景：
假如現在是1988年，日本東京，你是一個20歲的大學生。
父母因為把錢投到股市和房地產上掙到不少，給了你大把的零花錢，“任天堂”遊戲機、工藤靜香的唱片這種曾經的奢侈品，不過是你的日常支出，也是你和朋友茶餘飯後的談資。
可當時間來到1991年，一切都變了。
伴隨着你大學畢業的，還有一場突如襲來的經濟危機。
你父母的錢爛在了股市中，公司也瀕臨破產，而你的大學生身份並不能給你找到一個好工作，也不能幫你找到一個稱心如意的女朋友，最終你在這個高壓社會下變得麻木抑鬱。
從這之後，在白天，你靠《龍珠》、《灌籃高手》重新燃起繼續活下去的勇氣；在深夜，你陰鬱的思想靠着各種老師的“安慰”才重新得到調解。
而在那個時代，有千千萬萬個你這樣的人。
也正是這樣的時代下，日本政府需要娛樂產業作為“安慰劑”來緩和民眾情緒，同時有意推動服務業發展，提高服務業的就業吸納能力。
其實同一時期的韓國也在用一招，當時全斗煥政府提出了“sport，screen，sex”的“3S”政策——即做運動，看電影，放個片，通過發展娛樂業來緩解社會輿論。
如此看來，日本看似繁榮的文化影響力背後是一曲萬人血淚的哀歌。在這種極度擰巴的社會心理裹挾下，日本走上了如今的賽道——通過娛樂來滿足低慾望社會的精神空虛。
本期，咱們就來接着講——日本失去的三十年。
泡沫的破裂
從1987年2月到1989年5月，日本央行已經連續27個月維持在2.5%，長期的低利率讓資金從實體經濟流向投機市場，日本陷入了一場全民的投機狂歡。
日本主流媒體在鼓吹——“土地是稀缺資源，只有漲價不會跌”；電視節目里在頻繁報道普通人通過炒房、炒股一夜暴富的案例，給這種瘋狂再添一把火。
那麼有沒有清醒的人呢？
當然有。
東京大學教授——宇澤弘文和早稻田大學教授——奧村洋彥，就曾不斷地發出呼籲停止這場鬧劇，但卻被當成了杞人憂天的異類。
當時的日本央行副行長——三重野康，也對銀行這種擺爛式的長期低利率感到憂心忡忡，主張加息；但行長橙田智卻認為，加息會影響出口和就業，就給否決了。
這“老登兒”不會不知道這樣做的後果，很有可能他只想自己任內不出事就行。畢竟，“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直到1989年他退居幕後，三重野康才終於有機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這一年的5月，三重野康宣布收緊貨幣。
利率從2.5%提升到了3.25%；到了10月再提到3.75%；12月更是提到了4.25%。
一年裡調這麼多，總該有點成效吧，但這時三重野康驚訝地發現，因為投機帶來的貨幣過度需求，通脹已經從資產市場蔓延至整個消費品領域。
怎麼辦？只能繼續加息。
這時候有人可能會想，日元不是已經升值了很多麼，再加息會不會影響出口啊。
但此時的情況不比五年前，日本企業通過海外投資和技術升級，已經抵消了不少出口下滑問題，出口壓力已經退居次要，現在最緊迫的是國內金融體系問題。
1990年8月，日本央行再次將利率提高到6.0%，同時加強對土地交易貸款的監督力度，提高了融資門檻，使得房地產商無法再像以前一樣，以土地擔保獲得貸款。
而就在同一個月，在大洋彼岸的波斯灣，薩達姆·侯賽因下令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此時還沒人會想到：
“科伊邊境上一名士兵開槍的行為，最終可能會引起日本的金融風暴。”
海灣戰爭的蝴蝶效應
僅僅兩個月的時間裡，石油價格就暴漲了100%。
而日本作為資源匱乏的島國，國內的生產成本和幾乎所有消費品價格直接被推高。
還記得日本在70年代兩次能源危機時，是怎麼做的嗎？
那時的他們化危機為轉機，大力扶植電子科技、低油耗汽車等新興產業，實現了產業轉型。
但這次就沒那麼輕鬆了。
財團的錢都在股市和樓市裡，為了回籠資金，他們不得不大量拋售持有的股票和土地資金，以應對流動性緊張，海外的非核心企業能併購的併購，房地產什麼的也能拋就拋，能停就停。
普通民眾一聽說各大財團都在拋售資產，再也沒當時那個狂熱勁了，也跟着贖回股票基金。
但當時日本房地產表面並沒受什麼影響，甚至住宅用地和商業用地的價格還在上漲。
這是為啥呢？
因為日本人普遍認為——股票上下浮動是正常的，但是土地不一樣，日本國土面積總量匱乏，地價不可能下跌。這還不止是普通民眾這麼想，多數日本經濟專家也是這麼想的。
但他們好像忘了一件事——財團們股市虧了，不得不賣地補虧空，可問題是賣地的交易周期極長，要是找不到人接盤，那就完了，土地再稀缺也沒什麼意義。
終於，在股市猛跌一年之後，房地產也扛不住了。
1991年5月，日本制定了“地價稅”，對一定面積以上的土地所有者徵稅，將於1992年1月1日起開始實行。目的顯而易見，是要抑制囤地，控制土地價格。
這一消息傳來後，本來強壯淡定的房地產商們終於演不下去了，他們手頭都囤了一大批爛尾地和爛尾樓，卻遲遲沒能等來“韭菜”接盤，怎麼辦？
想辦法狠狠的拋售！
這下好了，日本全國範圍內的賣地熱潮出現了。
1991年下半年，東京住宅用地價格開始猛地下跌超14.1%；
甚至出現了“買公寓送土地”的極端促銷方式；商業用地更不好過，在1991年到1993年這短短三年里，東京的核心區商業用地價格暴跌65%，大阪在接下來十年里跌幅將超過80%。
還有許多自以為聰明的郊區土地開發商，買了一大堆郊區的地等着開發，結果全砸在手裡了。
連“土地價格低於拆遷成本”這種現象都發生了。
在1991年時，日本的土地交易額約120萬億日元；
到1995年時已經不足40萬億；到1999年就僅僅只有25萬億日元了。
在股市跟房產都崩潰之時，企業註定也好不到哪兒去。
在1991年到2000年間，年均有1.5萬家企業因債務問題破產；1997年，日本第四大券商——山一證券因1.8萬億日元債務破產，成為了戰後日本最大的金融企業破產案。
這時候我們之前提到的日本企業的“優勢”，就出問題了——在“終身僱傭制”下，老闆不敢大規模裁員，員工忠於企業不會跳槽，社會輿論也對“裁員”接受度極低。
1993年，三菱電機計劃裁員2000人時，結果遭到了工會強烈反對，最終被迫縮減裁員規模，並承諾“優先內部轉崗”。三菱電機這種還算挺過去了，中小企業就慘多了。
狠一點的公司會進行裁員，公司進行重組；捨不得裁員的公司則像一艘艘漏水嚴重的小船，
從船長到水手，誰也不願意跳船求生，最終一船的人只能和這艘船同歸於盡，迎接破產。
最終還是會彙集成一片失業大潮。
在1987年前，日本經濟新聞里“泡沫”一次只出現過一次。
但在1991年，“泡沫”一詞出現了2546次；1992年更是多達3745次。顯然，當人們處於泡沫之中時，是無法意識到泡沫的存在的；只有泡沫崩潰了之後，才能知道它是泡沫。
眼見他起朱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
日本進入了“失去的三十年”，曾經引以為傲的“日本製造”光環漸褪，年輕人背負着父輩的債務與渺茫的未來，“低慾望社會”成為時代註腳。
低慾望社會
在這場危機之後，日本的年均GDP增長率甚至不足1%，持續到如今。
而最為嚴重的並不是經濟上的崩潰，而是整個日本的心，垮了。股市和樓市裡含着許多人一輩子攢下來的積蓄，他們難以承受撲面而來的生存壓力，選擇了終結自己的生命。
1995年日本約2.1萬人自殺，到1999年飆升至3.4萬人；
進入21世紀的前15年，一直在2.5萬人以上。
而沒有選擇自殺的人則往往形成了這樣一個共識：
絕不背房貸車貸，不結婚不生子，任何潛在的風險和責任，都不想承擔。
曾經泡沫時代“努力就能成功”的信念被打破，年輕人對於那種“為企業、為家庭奮鬥”的意識淡化，以至於只用了30多年時間，日本就從老齡化社會加速步入“超級老齡化社會”。
成為了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在消費觀念上，日本家庭儲蓄率在泡沫崩潰的十年內回升了15%至20%。
儘管日本新世紀的幾代首相，都試圖通過量化寬鬆和重新降低利率，鼓勵老百姓花錢，但是日本人已經完全被那場危機嚇怕了，利率調到0，都阻止不了老百姓們的存錢慾望。
曾經泡沫時代日本炫富的心態幾乎徹底崩塌，大額消費被壓縮，實用主義消費觀念成為主流，二手市場相當繁榮，性價值之上取代“品牌崇拜”。
日本有一個牌子叫無印良品（MUJI）很火，因為這個牌子的提倡的“沒有商標與優質”的理念，迎合了年輕人對於“極簡生活”的渴望。
對現實的無力感，階級固化的焦慮，人際關係的疏離。
最終，日本宅文化應運而生。
不管是沉溺於二次元老婆蕾姆，還是痴迷於忍界大戰，更或者喜歡看那些“太太你也不想讓你丈夫失去工作吧”的小電影，本質上都是對低慾望社會結構性矛盾的創造性回應。
日本在這種安慰劑產業上，充分發揮了他們的“匠人精神”，做到了行業頂尖。
“熱愛反思”的日本人正在痛苦地摸索爬出來的路徑，正如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所說：
“泡沫的破裂不是終點，而是讓日本重新審視經濟本質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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