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農場的存在，表明了人體市場中的組織流通狀況存在着更為深層的問題：只要有熱切的、不關心供應方式或者不在乎人體組織來源的買家，那麼血液農場就一定會存在。
前 言
人體市場，龐大而隱秘地遍布全球。
這個市場中包含着部分合法的交易需求：醫學院的人體材料，使得准醫生們能夠充分學習解剖學知識；領養機構中的第三世界兒童，成為生育率持續走低的發達國家家庭的收養對象；製藥公司徵集志願者進行超級藥物的檢測與試驗等等。
但人體市場中的黑色地帶則是血淋淋的真相：人們可以兜售自己的身體器官，也可以買到需要的任何身體部位，大量器官掮客、人骨竊賊、人口販子以此獲取暴利。印度的“腎臟村”；解剖示範用骨骸由盜墓人從墓園、太平間、火葬用的木柴堆里偷竊人骨製成；寺廟將虔誠信徒的頭髮賣給假髮製造商，年利潤達600萬美元……在金錢誘惑面前，各樣駭人聽聞的荒誕悲劇屢禁不止。
記者斯科特·卡尼為調查人體器官買賣內幕，在印度、孟加拉等地居住十年之久，他在《人體交易》一書中記錄了全球人體市場地下交易情況，揭露了這一產值高達數十億美元的地下貿易在歷史上的興衰和復興，並逐一展現了此產業中盜屍人、代理孕母、人骨販子和販賣身體部位維生的窮人群體的真實生存境況。
本文選取書中第七章，講述了印度邊境城鎮戈勒克布爾的血液交易情況和地下血液農場的真實生態。
印度色彩節的前幾天，在悶熱的印度邊境城鎮戈勒克布爾（Gorakhpur），一個瘦削虛弱的男人跌跌撞撞走向一群農夫。他的皮膚蒼白，眼睛下垂，兩隻手臂上有好幾排紫色的針孔。
尼泊爾的赤貧情況要比印度更嚴重，從尼泊爾湧入印度的難民成千上萬，戈勒克布爾正是他們的第一站。多年來，無窮無盡的難民苦難故事已經麻木了農夫的同情本能，在農夫的施捨清單上，吸毒者的排名更低。因此當這個男人求農夫給他錢坐公車時，農夫起初並不予理會，但男人不死心，還說自己不是難民，是從“臨時監獄”里逃出來的，把他關起來的人抽他的血賣錢。農夫這才放下了原先麻木的情緒，打電話報了警。
過去三年以來，這個男人一直被囚禁在一間用磚塊和鐵皮搭建的小棚子里，距離農夫喝茶的地方，走路只需要幾分鐘而已。他手臂上的針孔並不是海洛因上癮造成的，而是劫持者反覆用中空注射器扎他的皮膚所致。
劫持者是個殘酷無情的現代吸血鬼，但同時也是當地奶農及受人敬重的地主——帕普·亞德哈（Papu Yadhav）。亞德哈之所以監禁那男人，是為了抽取他的血液賣給血庫。某次，亞德哈離開時忘了把門鎖上，男人這才得以趁機脫逃。
這個瘦削虛弱的男人帶警察前往他被關了三年的地方——那是一棟倉促建起的簡陋小屋，夾在亞德哈的水泥房子和牛舍之間。鐵門上的堅固門閂，掛着一隻銅製的掛鎖。警方透過厚度四分之一英寸的鐵門，聽見裡頭有人發出含糊不清的聲音。
警方打開門鎖，發現了一個簡直是恐怖片里才會出現的病房——
靜脈點滴掛在臨時的點滴架上，患者呻吟着，好像正要從譫妄中恢復過來。五個瘦弱的男人躺在木板床上，幾乎抬不起頭來，無法向訪客招呼示意。屋裡的空氣很悶熱，跟所謂的消毒環境簡直是天差地別。太陽照射在他們腦袋上方的鐵皮屋頂上，讓屋裡的熱度加倍，有如置身於烤爐里。其中一個男人以獃滯的目光凝視着天花板，他的血液蜿蜒着通過管子，緩緩流到地板上的塑料血袋裡。他已經虛弱得無法反抗。
他身旁有一個皺巴巴的尼龍袋，已裝了5品脫的量，裡頭還有19個空的血袋有待裝滿。每個血袋上都有看似官方認證的當地血庫貼紙，另外還貼有中央監管機構的條碼和印章。
而這棟小屋並非唯一的監牢。接下來的數小時，警察突襲了這位奶農的土地上的另外五棟小屋。屋內情景一個比一個糟糕，受害者幾乎都是瀕臨死亡邊緣。最後警方總共救出17人，受害者大多瘦弱不堪，被困在醫院核發的血液引流設備旁邊。
這些遭受囚禁的受害者說，有一位實驗室技術人員每周至少替他們抽兩次血。還有人說，自己已經被囚禁了兩年半。媒體很快就報道了這家血液工廠，其提供的血液佔了戈勒克布爾血液供應量的極大百分比，戈勒克布爾的醫院之所以能坐擁充裕的血庫，全有賴於這家血液工廠。
當晚，警方緊急將受害者送往當地的市民醫院治療。醫生說，他們從來沒看過這種情形。血紅蛋白負責提供氧氣給身體各部位，如果血紅蛋白濃度過低有可能會造成腦損傷、器官衰竭及死亡。健康的成人每100毫升的血液有14至18克的血紅蛋白；然而，這些受害者平均卻只有4克的血紅蛋白。他們失去了重要的生命液體，瀕臨死亡，全都皮膚蒼白且因脫水而發皺。值班醫生蘇曼（B.K.Suman）最先接收了這批警方戒護下的患者，“你捏他們的皮膚，被捏的皮膚會一直停留在那裡，像是成形的黏土。”
受害者的血紅蛋白濃度太低了，但醫生同時也擔心，要是讓受害者的血紅蛋白濃度上升太快，可能會出問題。其中一位醫生告訴我，受害者的身體已經習慣失血狀態，為了讓受害者存活下來，必須給他們補充鐵元素，並輔以放血療程，不然的話，受害者有可能會因為循環系統含氧量過高而死亡。
這些受害者在遭到囚禁數周后，就因失血而變得虛弱不堪，連逃跑的念頭也沒了。幾位倖存者在警方面前回憶道，原本這裡有更多的人，不過，亞德哈一發現捐血者病重到瀕臨死亡，就會把他們放到公車上載出城外，這樣他們的死亡就會是別人的責任了。
亞德哈保留了一絲不苟的分類賬本，記錄了他賣給當地的血庫、醫院及個別的醫生多少血量，還記錄了對方支付的巨額款項。這些記錄也讓警方容易了解到整個勾當的運作狀況。負責該案的戈勒克布爾副警長維希瓦吉·司里瓦司塔（Vishwajeet Srivastav）表示，根據記錄，亞德哈最初只是小商家，只經營乳品生意。剛開始，他會在戈勒克布爾的公車站和火車站尋找毒品成癮者以及有可能捐血的窮人，那時至少是純粹的交易行為。
他開出一品脫血液3美元的價碼，這筆錢可讓捐血人購買數天的食物。賣血雖是違法行為，卻也是輕鬆賺錢的方法。亞德哈輕鬆就能賣掉血液，迅速獲利，一般血型是一品脫20美元，罕見血型最多可賣150美元。
不過不久之後，情況惡化了。
隨着業務的發展，亞德哈厭倦了在城市的交通站點找人，開始為捐血人提供臨時宿舍。由於捐血人就住在他的屋檐下，因此他利用脅迫的手段、虛假的承諾和上鎖的門來控制捐血人的命運，也就是遲早會發生的事情了。
隨着血液生意變大，亞德哈需要幫手，便僱用了前實驗室技術人員傑揚· 薩卡（Jayant Sarkar）。薩卡曾在加爾各答經營一家地下血液農場，但到了1990年代晚期，他被逐出城外。不過當亞德哈和薩卡兩人聯手經營時，理所當然地成了該區的一大血液供應商。“血液農場”的概念跟亞德哈的牧場很類似，正因為兩者密切相關，因此他也讓牛舍和人舍相鄰，以節省空間。
在警方初次突襲行動兩個月後，共圍捕了9人，包括負責監督采血的實驗室技術人員、想賺取額外利潤的當地血庫秘書、運送血液至戈勒克布爾各處的中間人，以及負責照顧那些血牛的護士。薩卡一嗅出有麻煩，就成功逃出城外，亞德哈則在住處附近被捕，入獄服刑9個月。
受害者在市民醫院住院一個月後，才終於返回自己在印度或尼泊爾的家鄉。
我們很容易就把慘絕人寰的戈勒克布爾血液農場視為單獨事件，認為這種反常現象只會發生在文明世界的邊緣，跟其他地方的血液供應並無關聯。
但血液農場的存在，恰巧表明了人體市場中的組織流通狀況存在着更為深層的問題：只要有熱切的、不關心供應方式或者不在乎人體組織來源的買家，那麼血液農場就一定會存在；一旦醫療人員什麼也不問就願意付錢買血，肯定就會有人利用這種情況來將利潤最大化。全球的志願捐血體制十分脆弱，供應量只要稍微受到打擊，就可能立即引發像戈勒克布爾那樣猖獗的商業化盜血行徑。
就在亞德哈獲釋前夕，我抵達了戈勒克布爾，希望能更了解這座兩百萬人口的城市如何變得如此輕易就依賴血液農場。這座城市裡的諸多過分行為超出了常態的範圍，這種情況在印度地區絕對不是個案。
戈勒克布爾地處印度與尼泊爾的邊界，岌岌可危，既是充滿混亂污染的新興工業都市，也是印度鄉間特有的貧窮之城，僅有一條鐵路線和一條維護不佳的道路連接着戈勒克布爾與邦首府勒克瑙（Lucknow）。
然而，戈勒克布爾仍是一連串密集村落的中心樞紐，堪稱世界上鄉村地區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在方圓將近一百英里內，戈勒克布爾也是唯一具備都市基礎設施的定居點，因此是政府在此設立機構的重要前哨。但是這座城市本質上是一座建立在諸多匱乏之上的城市，既無法為鄉村的大片田地提供基本服務，又沒有較高的開發概率。
最為匱乏的當屬戈勒克布爾那些已不堪重負的醫療設施，對於需要醫療的數千萬鄉村農夫與移民勞工而言，那些醫療設施就是他們賴以生存的生命線。醫院往往會補貼醫藥費，有時還會免費治療，因此吸引了弱勢人群前來。以龐大的巴巴蘭姆達斯（Babba Ram Das）醫院院區為例，即使坐擁將近十二棟建築物和救護車車隊，仍有一排排農村患者等在大門外，其他大型醫院的情況更加糟糕。
超量的患者引發了數個重大難題，尤其是血液供應問題。即使是像接生這樣的常規手術，也會造成血液需求量增加，在處理需剖腹產的孕婦時，必須至少備有2品脫的血液，以防出現併發症。而來到戈勒克布爾醫院的數百萬移民，不是已經生了病，就是身體狀況差到無法捐血，能夠捐血的理想候選人實在少之又少。
一場完美風暴就此成形，不當醫療與違反道德的行徑相應而生。要當地相對較少的人口自願捐血來補足血液庫存量，是不太可能成功的事情，因此醫院所剩的選擇不多，只能仰賴當地的血液販子。
從亞德哈的血液農場走約5分鐘的路程，就可看到一塊藍白色的霓虹燈招牌高掛着，上頭寫着“法蒂瑪（Fatima）醫院”，這是戈勒克布爾五家血庫之一。在法蒂瑪醫院那道由磚塊和鐵築成的大門裡面，四散着混凝土瓦礫和建築廢料，原來醫院正在進行重大修建工程，一片狼藉。
不過，血庫太重要了，即使在整修期間也不能關閉或不運作。因此，負責資助施工工程的耶穌會教會也特別確保了血庫會先完工。所以現在我得小心避開流浪貓，穿越一堆堆的鋼筋、沙土，爬上尚未完工的階梯，才能抵達血液科。
踏進血液科之後，我宛如置身於另一個世界。
這個地方擺滿尖端儀器：一台零度以下的冰箱，幾乎可儲存血液達無限久；數台嶄新的離心機，可用於分離血液。這個部門是由吉久·安東尼（Jeejo Antony）神父創辦的，他負責經營法蒂瑪醫院，服務當地教區。可是，就算擁有全世界的高科技儀器，也無助於解決他所面臨的主要問題。
他們採集到的血液幾乎不足以滿足這家醫院的需求，更不用提市裡的醫院了。他說，問題在於印度人大多不會自願捐血。許多當地人都很迷信，認為失去體液會讓自己的餘生都虛弱不堪。戈勒克布爾之所以開始依賴職業獻血者，這種迷信看法便是原因之一。
“亞德哈只不過是代罪羔羊，血液交易的背後有更多人參與其中，不只是像他那樣的底層人士而已。”當他聽到我提起該案時便如此表示。“每一家療養院，每一家醫院，都有中介的存在。醫生需要用血時，就會安排妥當。”
他領着我在實驗室里四處參觀，他說，他從家鄉喀拉拉邦搬到戈勒克布爾，是為了要改善人們的生活，可是，現在他不確定自己所創辦的自願獻血庫是否真能減輕人們的壓力，甚至已經有其他人取代了亞德哈那一幫人。
警方逮捕亞德哈一周後，對血庫的血液需求量上升了60%。不過，一年後的現在，“需求量已下降”。戈勒克布爾沒有新開的血庫，也並未突然湧入捐血者，總之血液是從某個地方來的。
| 印度戈勒克布爾某家血庫的整體血液供應情景。庫存量太低，不足以應付那些川流不息前往戈勒克布爾醫院看病的患者，令人感到悲哀。為了彌補供應量的匱乏，某位前奶農所組織的犯罪集團開始從公車站綁架男性受害者，強行抽取血液。有些受害者甚至被囚禁了三年多，每周抽血次數超過一次。
在印度，合法獻血的效果跟這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略有不同。由於很少有印度人願意基於純粹的利他主義獻血，因此患者需自行提供獻血者，把血捐給血庫，以換取手術期間會用到的血液品脫數。一旦患者通過朋友獲得血液捐贈的積分後，就可以取得一單位配對成功的血液，供自己的手術使用。
理論上，這表示親友必須自告奮勇前來幫助患者，但是，該制度的實行情況卻是大相徑庭。多數患者不會要求親友獻血，反倒依賴非正式的職業獻血者網絡，這些人會在醫院門口閑逛，願意獻血換得一小筆錢。
安東尼神父說他無法阻止賣血行為。醫院被困在兩難當中，拯救手術台上的患者性命，就有可能剝削獻血者。站在臨床角度來看，患者就要死於手術台時，買血似乎是兩害取其輕的選擇，戈勒克布爾各大醫院都有半職業的獻血人。他所在的這家醫院規模太小，無法吸引半職業的獻血人。
根據獲得的線索，我先着手調查了負責治療亞德哈監禁的受害者們的那家醫院。
戈勒克布爾的市民醫院院長帕瑞（O.P.Parikh）醫師在這一生中已捐贈了13品脫血液，明年年底退休前還會再捐贈4品脫。不過他是特例，戈勒克布爾市的其他人不會這樣熱心捐血。帕瑞負責市民醫院的整體營運，他說，血液的供應是一直存在的問題。“在這裡，大家都怕獻血。他們不想交換血液，只想購買血液。”只要1000盧比（25美元），就能買到1品脫的血液，所以要找到獻血人並非難事。
帕瑞的醫院外50英尺處，就是一長條臨時茶鋪與香煙小販，他們又兼作血液掮客。我小心探問一位下排牙齒有檳榔漬的男人，他說，我可以去見丘努（Chunu），那個人是當地的職業獻血人。他在送我走之前，還特地警告我：“你一定要在血庫那裡以血易血，他有艾滋病毒，血液不一定會篩查。”
5分鐘後，我就在醫院的後巷裡見到了一個身形矮小的蓄鬍男人，他用披巾遮住腦袋和耳朵。我跟他說，我需要儘快取得一品脫B型陰性血液。
“B型陰性很少見，現在也很難找到，”他說，“我們可以弄到，可是必須從法扎巴德或勒克瑙送過來。”這兩個地區首府距離此處約有100英里遠。他說，付3000盧比就可以安排——這金額很高。我跟他說，我會考慮看看，然後就離開了，他則繼續在醫院大門外跟其他顧客講話。
同一時間，在市民醫院的血庫里則是一幅無助的景象。鋼製冰箱里的血袋存量就要空了，只有三袋可用於輸血。血庫的主任辛格（K.M.Singh）表示：“昨天有人過來，想買血液，我們不得不拒絕。我告訴對方，血液是非賣品，必須獻血才能取得血液。對方離開了，不過一小時後，卻帶着獻血人回來。我無法得知他們是不是付了錢給那個人。”
戈勒克布爾的五家血庫只能滿足一半的需求。患者要負責提供自己的血液供手術用，有時甚至不知道買血是犯法的行為。
巴巴拉赫達斯醫院（Baba Raghav Das）的產科病房，堪稱戈勒克布爾最大的政府醫療機構，亦是一處把生命帶到這世上的凄慘之地。巨大的凸窗上塗了一層半透明的綠漆，大概是為了減少刺眼的陽光，卻讓混凝土病房裡充滿病懨懨的光線。
病房裡約有50名婦女，她們仍舊穿着從家裡帶來的衣服，在窄小的病床上等待剖腹產的傷口復原。有的婦女有床可躺，有的則不得不斜倚在水泥地上。病房裡還有數十名新生兒，但說也奇怪，沒一個在哭的，彷彿這間如山洞般的病房吞沒了所有的聲音。
一名悉心照料女嬰的婦女理了理自己的袍子，接着取出自己的導尿管，讓濃湯似的紅色混合物流入床下的垃圾桶里。儘管環境看來很糟糕，但是巴巴拉赫達斯醫院可以讓這些婦女看醫生，這是難得的機會。要獲得醫療救助，住這種病房只不過是這些人要付出的代價之一。
有一位叫做古麗亞·戴維的婦女，就住在隔壁的比哈爾邦的農村裡，她擔心自己在生產時可能會有併發症，便跋涉一百多英里的路途來到這裡。
某位未向她透露名字的醫生，總共才花了五分鐘的時間替她看診，然後便說她必須剖腹產。他說，作為預防措施，院方需備有1品脫的血液，患者支付1400盧比（約30美元）的話院方就可安排捐血人。她說：“事情很簡單，我們甚至不用多想些什麼，醫生就會安排妥當。”
而血液的來源可能是任何地方。
對於捐贈者與受贈者而言，依賴職業獻血人都是很危險的行為。買血行為不僅會創造商業誘因，造成道德標準降低以提高血液供應量，還會降低血庫的整體血液品質。英國社會學家蒂特馬斯在《贈與關係》一書中，探討了歐美血庫里的肝炎傳播情況，還預見了國際血液供應會受到病毒（如艾滋病毒）的污染。根據他的推論，如果血液的交換隻仰賴利他主義，則有可能助長人體組織交易的黑市。此外，經濟誘因有可能會讓人們被迫做出不負責任的醫療決策。
我在市民醫院外頭碰見的賣血者，只要能賺到一點點現金，就願意把據傳感染艾滋病毒的血液賣給過路人。因此，不難預見血液供應監管的失敗，有可能會助長流行病的擴散。
直至1998年，賣血在印度地區不僅是合法行為，而且也是主流職業，背後有強大的工會和商業捐贈者權利組織支持。不過當印度轉向全面的自願捐血政策後，血液價格便開始高漲，從1品脫5美元漲到將近25美元，對於許多一般患者而言，簡直是高不可攀的天價。
雖然法律規定買血屬於非法行為，但是印度政府沒有能力建立替代的制度，缺血問題擴大到所有依賴穩定供血的醫療產業。血液成分，包括紅細胞以及用於阻止血友病患者失血的凝血因子的需求量呈現爆炸性的增長，迫使印度最後不得不開始每年從國外進口價值7500萬美元的血液成分。
印度的問題並不是缺乏可管理醫療服務買賣的法律規定，而是在以符合道德的方式或規模采血來滿足印度的血液需求量方面，幾乎毫無計劃可言。合法授權和警方優先事項之間的真空狀態，造成醫療黑市趁機興盛起來。
戈勒克布爾的自由放任市場，只是極端的例子，展現了世界範圍內私人醫療與公共醫療之間的根本衝突。美國從羅斯福新政的公費醫療制度，轉型到二戰後佔主導的營利模式時，也發生了極為相似的情況。
美國在1950年代以前，多數醫院是慈善機構，往往隸屬於政府之下。醫藥費是由政府自掏腰包全額支付，或予以巨額的補貼。營利性醫療與私人保險並行的時代，要等到艾森豪威爾總統執政後才開始。醫療機構已經知道有些人寧願支付額外的費用，獲得更精細的照護。大型公共醫療機構大多僱用一般從業人員，私人醫院則僱用擁有稀缺商品的專科醫生，並開始取代公共機構。
血液供應的狀況也經歷了類似的管理變動。二戰期間，前線士兵需要大量血液，以促進傷口痊癒。但是全血很容易腐壞，在跨大西洋的航程中無法保存。為了尋求替代方案，紅十字會促進了離心機技術的普及，讓紅細胞從血漿中分離出來。雖然血漿不含血紅蛋白，但是在手術期間，患者的循環系統就能獲得所需的血漿血量，而且在治療流血的傷口時，這種血漿也是關鍵因素。
血漿的保質期比全血長，而且在長途的海外航程中，完好保存的機率也更高。這種血漿讓美國人自願捐贈大量血液，美國國民更覺得捐血是為了拯救前線士兵的生命。美國與英國本土在戰爭期間對援助軍隊所做出的努力，讓蒂特馬斯有了靈感，他寫道，在國家面臨存亡關頭時，捐血者通過捐血行為擁有了使命感和團結感。
在戰爭期間，外科醫生在動手術時已習慣有大量血液備用，因而發展出更複雜的外科技術，外科領域獲得了大幅的改進。到了戰後，血液需求量仍居高不下，這是因為醫生把戰場上學到的知識應用在民間。不過，少了戰爭這個因素後，就難以維持高庫存量，因此美國需要更有效的采血制度。
1940年代至1960年代期間，有償的采血中心與無償的自願捐血處不穩定地並存，而且有着很明顯的階級差異。有償的采血處大多設立在貧民區，而自願捐血處則是在教堂舉辦捐血活動，並在市區里比較體面的好區設立迎賓中心並維持運作。
在品質方面，也有明顯的差異，有償捐血人是基於金錢動機才賣血，並不在乎自己的血液是否安全，只在乎捐血後會收到錢。此外，采血處對於清潔度也很馬虎。有償捐血人的血液傳播疾病發生率較高，那些依賴營利性血庫的醫院，經由輸血促進了肝炎的傳播。
在人們自願捐血的情況下，肝炎案例大幅降低。當時負責報道血庫的記者指出，營利性捐血處環境十分簡陋，有時是泥土地面，牆壁搖搖欲墜，“地上爬滿了蟲”。這類捐血處的重心在於采血，而不是捐血者的健康狀況。
即使營利性血庫賣的是受感染的血液，也是在賺錢，可是品質的差異引起了醫生的注意。在部分城市，醫生對於受感染血液所帶來的風險感到憂心忡忡，便開始指示醫院只購買自願獻血的血庫的血液。
營利性血液中心也察覺到這種做法會危及其經營模式，於是開始反擊。私立的血庫有計劃地控告醫院違反美國的反托拉斯法，他們主張血液是公開買賣的商品，因此自願捐血構成了對原料的不公平競爭行為，顯然，醫生的臨床決策使得患者健康與公司利益產生了衝突。
最有名的案例就是1962年的堪薩斯城案，當時有兩家商業血庫把官司打到了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那裡，並打贏了，因此非營利性醫院開始被禁止使用自願捐血者的血液。在判決書中，醫院若繼續依賴較安全的血液供應，一天就要被處以5000美元的罰款。
聯邦貿易委員會所做出的多數裁決中指出，非營利性的社區血庫（Community Blood Bank）以及醫院、病理學家和醫生，“非法地共謀，以阻止全體人類血液的貿易”。
接下來的幾年裡，美國醫學學會與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先前的判例進行了反覆的鬥爭，最終推翻了該項判決。不過，醫界許多人仍惦記着之前的裁決，他們提出警告說，醫藥的私有化會在其他的人體組織交易市場造成類似的問題。他們憂心，商業壓力會誘使醫生提供不必要的治療。
在堪薩斯州的血庫爭取銷售商業獻血人血液的權利的同時，阿肯色州的懲教署則跟製藥公司和醫院簽訂協議，銷售從囚犯身上取得的血漿。這項方案有助於補貼監禁囚犯的費用，還能增加阿肯色州的血液供應量，可是沒想到最後付出的代價卻很高。
在監獄體制里，幾乎沒有動力去篩查捐血者的血液品質，於是在實施該體制的30年間，阿肯色州的血液造成了肝炎的爆發，也促成了艾滋病毒的早期傳播。阿肯色州血液的最大買家之一是加拿大的一家血液供應公司，這家公司隱瞞血液來源，藉以增加血液銷量。而世界各地的買家在不知道血液來源的情況下，進口了帶有疾病的血漿，受感染的血液最遠遍及了日本、意大利、英國。
最後，美國與加拿大限制了這種做法，1994年，禁止器官販運的統一法通過將近10年後，阿肯色州成為美國最後一個明確禁止販賣囚犯血液的州。根據後續調查的保守估計，光是加拿大境內就約有一千人經由受污染的血液感染了艾滋病毒，另有兩萬人罹患丙肝。
從世界其他地方的情況來看，戈勒克布爾發生的事情其實並非反常現象，而是重現早期的血液醜聞。當某個地區缺血時，很容易就會發現缺血問題已蔓延至整個醫療體制。即使在亞德哈犯下一連串罪行之後，極端的缺血狀況也足以誘使其他類型的犯罪計劃興起，藉以提高整體供應量。
而今，缺血所引發的犯罪不單單發生在上鎖的門後面，也會發生在大街上。
| 在戈勒克布爾的席拉醫院地下室里，實驗室工作人員展示着一整袋血液，這是他們前一陣子向當地五家血庫之一收得的。拍攝這張照片的一個月前，附近村莊的一位農夫向警方報案，說這裡的醫院員工綁架他，強行抽取他的血液。
古麗亞·戴維生孩子的那家公立醫院，起碼要看起來合乎規範一些。然而，私人診所可就沒有這樣的限制了。戈勒克布爾只有三家公立醫院，民眾要是有一點錢，想獲得更快（但不見得更好）的醫療服務時，就可以去私人診所看病。
戈勒克布爾的醫療基礎設施像是個大雜燴，摻雜了不公開的秘密診所以及私立醫院，宣傳廉價藥物的廣告一排排地貼在每一個街區，如藤蔓般攀上交通標誌桿和路燈。戈勒克布爾鄰近尼泊爾邊界——而尼泊爾的醫院比印度的更糟糕，因此走私者和患者會攜帶大量藥物回到尼泊爾。因此從數量來看，戈勒克布爾售賣的藥物數量超過了新德里。
公立醫院提供的醫療服務大同小異，私人診所的品質卻有着天差地別。聲譽優良的診所門外，包着頭巾的農夫及其瘦弱的妻子大排長龍，甚至長到要繞着街區蜿蜒下去。他們會排上一整天，只為了等來受人敬重的臨床醫師看病。
至於其他的診所，常常就連一天要吸引到一位患者都是困難重重。在許多情況下，診所間為了搶患者而訴諸暴力一觸即發。
凱達·奈斯就是個典型的例子，他一生中大多時間住在喀瓦漢（Kutwahan）這個小村子裡，在一小片土地上種植稻米、芒果和香蕉。60年來的辛勤勞作，使得他的臉龐歷經風霜，布滿皺紋。他的三個兒子都已經前往遙遠的孟買當建築工人，每個月會把一小筆錢寄回家鄉貼補家用。奈斯生活節儉，還會儲存東西，以備將來老得無法耕作田地時使用。
我跟這位飽經風吹日晒的農夫會面時，他扎着白色的長纏腰布，戴着被太陽曬到褪色的頭巾。他的雙手因老邁而多瘤節，眼神卻充滿生氣有如年輕人。
他身體有很多毛病，每個月都要坐破舊的公車去戈勒克布爾一趟。他的醫生查克拉潘尼·潘迪（Chakrapani Pandey）經常在美國巡迴演講，但他一生都在致力於服務窮人，還在戈勒克布爾市中心經營一家診所，大量補貼窮人的醫藥費。他是戈勒克布爾最受人敬重的醫師之一。每天早上，在診所開門營業的3小時前，患者就會開始排隊，等候接受他的醫療服務。
2009年3月的某天，奈斯照例在公車站搭了電動三輪黃包車要去潘迪的診所，但沒料到司機另有盤算。待奈斯一坐上后座，兩名牙齒有檳榔漬、表情兇狠的壯漢便跟他說，他們要帶他去看更好的醫生。他們跟奈斯說：“潘迪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席拉醫院的醫生更好。”
當他試圖反抗時，那兩個男人抓住了他的手臂，壓制住他。奈斯大喊救命，但沒有人聽見。
席拉醫院跟許多新設立的私人診所一樣，專為離鄉背井的勞工提供醫療服務。醫院有四層樓，內有候診室和手術室，提供各種綜合醫療服務，不過也跟戈勒克布爾的其他地方一樣，經常發生血液不足的狀況。
奈斯說，他被拖到醫院前的水泥坡道，最後不得不進了醫院，在櫃檯付了費用。然後，那兩個男人把他拖到一間有鐵門的隱秘小房間里。他一臉氣憤地說：“那裡有四個男人，他們分別壓住我的四肢，我無法反抗。”
其中一位助手把針插進他的手臂，然後把一品脫的血液抽到了玻璃容器里。抽血完畢後，他的白色長纏腰布沾了血，接着他們給了他一張治療尿路感染的處方簽，就把他丟到了街上。
因為一直奮力逃脫，加上過度失血，他呈現出半昏迷的狀態。將近一個小時後，他的腳才有了力氣。等他終於站了起來，就叫了黃包車，前往潘迪的診所。
身材魁梧、表情和藹的潘迪醫生坐在巨大的鐵桌後面，天花板上的燈靠一條細細的白色電線懸掛着，那燈的高度低於他的眼睛。房間內唯一的奢侈品就是一台巨大的冷氣機，猛吹出冷風，讓診所的溫度接近北極。
我一提到“奈斯”的名字，潘迪就臉色一沉，壓低聲音。
“你看到診所外面大排長龍了吧，在戈勒克布爾，每一個人都知道我是很受歡迎的醫生。但是，我一天至少要損失三名患者，我的患者被其他醫院的中介拉走，那些醫院想要增加業務量。”
他還說，戈勒克布爾的醫院不僅在血液供應方面相互競爭，還會爭奪尚有餘溫的患者屍體。他們僱用計程車司機和手段不高明的惡棍監視其他診所，把患者帶去那些付傭金的醫院，有時會用暴力手段脅迫患者去。
有一次他還抓到了一個中介，對方跟他說如果找到了可能付給醫院大筆費用的痛苦患者，傭金最高可達3000盧比（75美元）——這一大筆錢足以讓坐計程車這件事變得危險重重。
“奈斯碰到的情況是血被偷了，但誰知道那些人還會做出什麼事呢？”他問。
或者說，還有哪些罪行是以醫學的名義犯下的？
（本文選自上海譯文出版社《人體交易》，略有刪減）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