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從《日本今日》（Japan Today）到《每日野獸》（The Daily Beast）、《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與《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多家媒體集中報道了日本一個極端保守的宗教傾向組織。這些報道的標題觸目驚心：《日本倒退回法西斯主義》《秘密掌控日本的宗教教派》《極右翼遊說團體 “日本會議” 支持修憲》。你很可能聽過這個組織的名字 ——“日本會議”（Nippon Kaigi），但問題在於：它究竟是什麼組織？這些報道的指控是否有依據？
“日本會議” 是日本極具影響力的保守派遊說組織，字面意思即 “日本會議”。該組織成立於 1997 年，由 “保護日本協會”（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Japan）與 “國民保護日本會議”（People’s Conference to Protect Japan）合併而成 —— 這兩個前身均為日本戰後右翼團體，主張恢復傳統價值觀與國家權威。作為擁有約 4 萬名成員的右翼組織，“日本會議” 在 2010 年後勢力迅速擴張，其多項核心目標甚至已接近實現。
正如密集的報道所示，“日本會議” 已成為國際爭議的焦點。根據政治立場的不同，人們對它的評價兩極分化：有人視其為 “拯救日本的政治運動”，也有人將其斥為 “妄圖掌控世界的邪惡影子政府”。《每日野獸》直接稱其為 “秘密掌控日本的教派”，儘管日本確實存在諸多新興教派，但並非所有人都認同這種危言聳聽的評價。不過，該組織推崇的 “民族主義神道教”，與二戰前推動日本發動甲午戰爭、二戰的意識形態高度相似，這讓許多歷史學家警惕不已。
無論對 “日本會議” 持何種看法，這個組織的真實面貌都極具研究價值，它也折射出日本政治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
安倍晉三與多位政要都是成員，掌控國會近四成席位
“日本會議” 最核心的影響力體現在政治領域：除了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目前或曾經擔任內閣大臣的成員有 40 人，國會（日本最高立法機構，相當於美國國會）議員中約有 280 人屬於該組織 —— 占國會議員總數的 40% 左右。幾乎所有在選舉中獲勝的 “日本會議” 成員，都隸屬於日本第一大政黨 “自由民主黨”（自民黨）。
憑藉如此龐大的議員群體，“日本會議” 本可推動其主張的政策落地，但日本民主制度的複雜性讓這一結果充滿不確定性：部分政策爭議極大，容易引發反對團體聯合抵制；且該組織內部部分支持者也因 “擔心引發輿論反彈”，不願貿然推進敏感提案。
主席是前記者，主張 “重新審視歷史”，否認二戰侵略本質
“日本會議” 由田久保忠（Tadae Takubo）領導，他曾是記者，後轉型為保守派活動家，現任東京杏林大學（Kyorin University）國際研究學院榮譽教授。冷戰期間，田久保忠曾派駐西柏林，撰寫過關於尼克松對華外交的著作，1992 年還出版了《新世界秩序與日本》（New World Order and Japan）一書。
2016 年 7 月，田久保忠在日本外國記者協會（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Japan）的記者會上，就 “日本會議” 的立場與政治野心回答提問。作為歷史學家與記者，他的核心觀點始終是 “通過日本歷史定義核心價值觀”，並將此視為 “明確日本未來方向的關鍵”。
當被問及對二戰的看法時，田久保忠公然宣稱：“每個國家對歷史都有自己的解讀，不能說哪一方完全正確或完全錯誤…… 日本在戰爭中的某些行為是錯的，但另一些行為是對的。” 這種模糊侵略本質、混淆是非的言論，正是 “歷史修正主義” 的典型表現。
推動修改和平憲法，試圖顛覆現代日本根基
“日本會議” 最具爭議的主張之一，是修改日本現行憲法。這部憲法制定於 1946 年，主要由駐日盟軍最高司令部（Supreme Commander of Allied Powers, SCAP）主導起草，當時的負責人是麥克阿瑟將軍（General MacArthur）。起初，麥克阿瑟要求日本自主起草新憲法，但日本提交的方案僅對 1889 年《大日本帝國憲法》（明治憲法）做了微小調整，完全違背了盟軍 “建立重視個人自由與全面民主權利的新日本” 的目標 —— 最終，盟軍主導的版本成為現行憲法，並於 1947 年正式生效。
當時的昭和天皇（裕仁）曾表態支持新憲法，稱 “我為日本人民憑自身意志奠定新國家基礎而感到欣慰”。這部憲法至今未做任何修改，被許多人視為 “現代日本的基石”。根據憲法規定，修憲需獲得國會兩院各三分之二議員支持，並經全國公民投票通過。
如今，日本修憲派首次達到了 “國會兩院三分之二席位” 的門檻。田久保忠直言，未來 10 年內憲法必定會修改：“戰後以來，修憲派首次在參眾兩院都佔據了超過三分之二的席位。這是絕佳的機會，也是我們第一次擁有這樣的條件。”
東京 Temple 大學亞洲研究主任傑夫・金斯頓（Jeff Kingston）分析 “日本會議” 的修憲動機時指出：“他們認為現行憲法是‘外部強加的、帶有西方基因的產物’，不認同憲法對人權與自由的強調，主張應更重視傳統與國民義務。”
主張擴軍，突破 “和平憲法” 第九條限制
“日本會議” 主張將日本軍事力量從 “自衛隊” 升級為 “正規軍隊”，並由文官掌控 —— 這是該組織推動的憲法修正案核心內容之一，也是日本國內爭議的焦點。對不了解日本歷史的人來說，“建立正規軍隊” 或許不算激進，但日本憲法根植於 “反戰理念”，明確反對軍事化。
憲法第九條（Article 9）更是直接禁止日本擁有軍隊，條款規定：
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家主權發動的戰爭、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
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1954 年，因擔心蘇聯擴張，日本對第九條做了 “技術性解讀”，成立了 “自衛隊”。但自衛隊並非正規軍隊，其規模與日本的經濟實力、國土面積完全不匹配。二戰後，日本長期處於美國的 “保護” 之下，安保依賴美日同盟。
“日本會議” 聲稱，“中國崛起與美國孤立主義” 使得日本必須擴充自衛隊。這一主張與日本戰後長期堅持的 “和平主義文化” 嚴重衝突，也引發了 “日本可能重回軍國主義” 的擔憂。
田久保忠曾為擴軍辯護：“日本憲法沒有任何條款定義‘軍隊’。如果我們修改憲法，像其他正常國家一樣設立軍隊條款，這種行為就被稱為‘軍國主義’…… 安倍首相只是想讓日本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該組織顧問桃地明（Akira Momochi）教授也表示：“主權國家擁有軍隊是理所當然的，沒有軍隊的主權國家根本不存在。軍隊是威懾力量，其存在是為了防止戰爭。我們會保留和平傳統，但必須應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威脅。”
想恢復天皇實權，卻遭天皇本人反對
“日本會議” 主張恢復天皇的 “國家元首” 實權。從法律上看，日本是君主立憲制國家，但 1947 年憲法剝奪了天皇的所有政治權力，使其成為 “象徵性國家元首”。如今的明仁天皇（Akihito）是二戰時期裕仁天皇的兒子，儘管他知名度不高，但其立場始終與 “日本會議” 相悖。
“日本會議” 並不反對君主立憲制，而是希望修改憲法，賦予天皇更多實際權力。但明仁天皇是堅定的和平主義者，其在位期間（1989-2019 年）始終致力於 “戰爭反思與和解”。2015 年，在二戰結束 70 周年之際，明仁天皇公開表示：“回顧過去，我對戰爭深感悔恨，祈禱戰爭悲劇不再重演，並與國民一同向戰死者與戰爭受難者致以深切哀悼。”
2016 年，明仁天皇以 “健康原因” 宣布退位計劃，進一步打亂了 “日本會議” 的部署 —— 他的兒子德仁天皇（Naruhito）繼承皇位後，公開繼承了父親的和平主義立場，明確表示 “日本戰後的繁榮源於對和平的堅持”，並支持現行和平憲法。
反對女權，維護傳統性別角色，視女權為 “類馬克思主義異端”
“日本會議” 的顯著特徵之一，是反對所謂 “西方性別中立理念”。日本女性獲得選舉權始於 1946 年憲法，其中還規定 “婚姻需男女雙方同意方可生效”—— 這些條款的起草者是貝亞特・西羅塔・戈登（Beate Sirota Gordon），她出生於奧地利（父母為俄裔烏克蘭人），曾在日本生活多年，後加入美國國籍。
如今，日本仍保留着濃厚的傳統性別角色觀念：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報告顯示，在 145 個國家的性別平等排名中，日本位列第 101 位。儘管安倍晉三曾推動 “女性活躍社會” 政策，內閣中曾有 5 名女性成員，還提出 “女性經濟學”（womenomics）概念以鼓勵女性就業，但這與 “日本會議” 的立場完全相悖。
《日本民族志的政治與陷阱：反思性、責任與人類學倫理》（Politics and Pitfalls of Japan Ethnography）一書作者珍妮弗・E・羅伯遜（Jennifer E Robertson）指出，“日本會議” 部分成員及關聯者強烈反對女權主義，將其視為 “類似馬克思主義的激進異端”。這個反性別平等的遊說團體還出版了多部書籍，如《女權主義的毒害》《性別平等白痴》《國民的新疏忽：“無性別化” 與 “極端性教育” 將導致日本滅亡》。
這種反女權情緒的根源，是對日本政府 1994 年以來推動的性別平等政策的反彈：1994 年，日本成立 “性別平等推進本部”；2001 年，又設立 “性別平等審議會” 與 “性別平等局”，這些機構的核心目標是 “建立真正的性別平等社會”—— 而這正是 “日本會議” 試圖推翻的。
推動 “國家資助神道教”，復活戰前軍國主義意識形態
“日本會議” 與 “神道教精神領導國會成員懇談會”（Shinto Association of Spiritual Leadership Diet Members' Caucus）緊密合作，核心目標之一是推動 “國家資助神道教”。
神道教是日本本土宗教，已有數千年歷史，長期與從中國傳入的佛教共存。1868 年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推行 “廢佛毀釋” 政策（儘管佛教至今仍在日本盛行），確立了 “國家神道教” 制度 —— 將天皇奉為 “太陽神後裔”，並將神道教與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綁定。20 世紀 30-40 年代，日本軍政高層以 “神道教授權” 為借口，煽動民眾支持戰爭，讓士兵相信 “為天皇作戰是神聖使命”，從而犯下諸多戰爭罪行。
1946 年，裕仁天皇發表《人間宣言》，放棄 “神性”；國家神道教也被明令禁止，神道教徹底退出政府與公立教育體系，日本確立了 “政教分離” 原則。而 “日本會議” 的目標，正是推翻戰後這些限制，重新將神道教與國家權力綁定。
要求學校開設 “道德教育”，刪減二戰罪行歷史內容
日本教育部的調查顯示，84% 的日本高中生表示 “有時會感到自我價值低下”，這一比例是美國、韓國、中國的兩倍。“日本會議” 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是 “改革教育體系，將民族主義神道教價值觀融入道德課程”。
除了增設 “道德教育”，該組織還主張修改歷史教育內容 —— 刪除教科書中標註的二戰日本戰爭罪行。目前，日本高中歷史教科書雖對 “南京大屠殺” 等罪行描述簡略，但仍保留 “反戰基調”，並承認日本在甲午戰爭、二戰中是 “侵略方”。
2015 年 9 月，日本政府出台政策，要求所有教科書 “必須符合政府官方歷史表述”。這意味着，若 “日本會議” 的歷史觀被政府採納，日本全國的教科書都將按照其立場修改，徹底掩蓋侵略歷史。
否認日本侵略歷史，核心成員多與二戰戰犯家族有關聯
“日本會議” 常被指責為 “歷史修正主義組織”—— 他們認為現行日本歷史表述是 “自虐式的”，要求修改所謂 “有爭議的歷史記載”，尤其是二戰相關內容。該組織被指控 “支持‘南京大屠殺是誇大或偽造’的言論”，其東京支部長加瀨英明（Hideaki Kase）曾公然宣稱：“根本沒有什麼南京大屠殺，這完全是虛假指控。”
“慰安婦” 問題也是爭議焦點 —— 數十萬來自韓國、中國、菲律賓等國的女性，被日本士兵強迫成為 “性奴隸”，每天遭受多次強姦。而 “日本會議” 始終否認 “慰安婦” 制度的強迫性，試圖將其歪曲為 “自願的商業行為”。
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會議” 核心成員多與二戰戰犯家族或關聯組織有關。例如，安倍晉三的外祖父是岸信介（Nobusuke Kishi）—— 二戰期間，岸信介在日本政府中擔任要職，戰後被盟軍列為 “甲級戰犯嫌疑人”，但未被審判即獲釋，還在 1957-1960 年擔任日本首相。從 “甲級戰犯嫌疑人” 到首相，僅用了 12 年，這一荒誕經歷也反映了戰後日本對戰爭罪行清算的不徹底。
推崇 “強大國民性”，強制教師向國歌致敬，壓制思想自由
“日本會議” 被普遍認為是 “民族主義組織”，安倍晉三本人也公開持民族主義立場。該組織強烈支持東京、大阪等地推行的 “教師在特定場合需站立唱國歌” 政策 —— 日本國歌《君之代》源於明治時期，與二戰軍國主義歷史緊密綁定，這一政策引發了日本國內巨大爭議。
儘管日本最高法院裁定 “強制站立唱國歌不違反思想自由”，但反對聲音從未停止：多名教師因拒絕站立唱國歌被處分甚至解僱。“日本會議” 認為，這一政策是 “培養國民對國家的認同感” 的關鍵，而批評者則指出，這是在 “壓制思想自由，復活戰前對國家權威的盲目服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