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在荷蘭海牙，北約秘書長呂特在北約峰會期間出席新聞發布會。新華社發
【國際觀察】
6月24日至25日，北約成員國首腦峰會在荷蘭海牙召開。無論是極致簡化的峰會日程，還是措辭模糊、篇幅短小的峰會公報，抑或是日韓首腦近年來的首次缺席，都令北約在特朗普2.0時代的內外交困暴露無遺。從目前的形勢來看，北約若想在艱難處境中轉危為機，就不得不穿越一條布滿荊棘之路。
正處於多事之秋
當前，對於北約而言正是外部安全環境複雜嚴峻、內部分歧矛盾暗流涌動的多事之秋，成員國對北約的信心、聯盟的凝聚力，也都在經歷艱巨考驗。北約秘書長馬克·呂特6月23日表示：“北約正值真正的歷史性時刻，我們的安全面臨著重大且日益嚴峻的挑戰。”
具體而言，一是北約對變化中的國際安全形勢應對乏力。面對巴以衝突、印巴衝突、以伊衝突等域外衝突，宣稱要打造“全球北約”的北約毫無作為，甚至沒有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政策方案。
二是聯盟內部關係暗藏“鬆散化”危機。特朗普政府對北約的存在價值乃至歐洲價值觀公開質疑，並在“美國優先”原則下顯示出對歐洲利益的漠視，美歐還在防務分擔份額和最低軍費開支標準等方面爭議不斷，這些矛盾共同作用，正以釜底抽薪的方式迅速削弱北約內部的凝聚力。6月18日，斯洛伐克總理菲佐公開宣稱考慮退出北約；6月22日，海牙爆發數千人集會反對北約擴張，折射出北約內部危機嚴重。
三是與域外戰略夥伴關係生隙。日本和韓國是北約“東進亞太”戰略布局中的關鍵地緣政治支點。在連續參加馬德里峰會（2022）、維爾紐斯峰會（2023）、華盛頓峰會（2024）後，今年日韓兩國首腦突然缺席本屆峰會，向外界釋放出一個強信號——北約與域外戰略夥伴關係已出現裂痕。
“共識”里的分歧
這是馬克·呂特去年接任北約秘書長後主持召開的第一次峰會。呂特曾長期擔任荷蘭首相，本次峰會算是他的“主場”。然而，斡旋內部分歧並不容易。
此次峰會的流程做到了極致地簡化和緊湊，僅包含由荷蘭國王主持的歡迎晚宴，以及25日舉行的一場簡短的正式會議（約2.5小時）。峰會公報篇幅也是近5年來最為“短小精鍊”的一次，僅包含5條措辭非常模糊的原則性政策宣示，折射出北約在現階段已經很難達成太多具體政策共識。
本屆峰會的核心議題是將北約成員國的年度國防開支從目前占國內生產總值2%提高至5%。這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一直堅持的強硬主張。甚至，特朗普在登機前往海牙前表示，“《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即集體防禦條款，對一國攻擊即被視作對所有成員國的攻擊）可以有多種定義”，暗示美國無意於繼續承擔聯盟集體防禦義務。為迎合特朗普的要求，同時爭取其他成員國的同意，呂特提出一項折中方案：將5%的軍費目標劃分為3.5%用於傳統軍事力量建設，1.5%用於網絡安全和基礎設施防護等非傳統領域。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美歐之爭，峰會公報重申了《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依然是聯盟的集體承諾。但是，5%的軍費標準在2029年需要“根據戰略環境和更新後的能力目標進行審查”，美歐防務分擔矛盾再次爆發的隱患依然存在。
不確定的未來
表面看，峰會實現了預期目標——北約成員國就最低防務開支新標準達成了一致，美國也承諾繼續恪守《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規定的義務，參與保障歐洲安全的集體防禦體系。然而，這些成果更多是特朗普政府在呂特的積極配合下，取得的一場針對歐洲盟友的“外交勝利”，北約遠沒有從中實現“轉危為機”。
現在看來，北約的強勢只存在於美國前總統拜登執政的4年之中，特朗普的再次執政重新將北約拉回了風雨飄搖的困境。北約的未來充滿了風險和不確定性，三大難題將影響其前途命運。
一是北約的戰略轉型與身份“再定位”。一個着眼於大國地緣政治競爭和集團化對抗的軍事聯盟，在當今世界各國普遍崇尚和平共贏、摒棄對抗的時代背景下何以為繼？事實已經證明，固守冷戰思維並不能使北約重振雄風，反而會加劇其陷入失道寡助的境地。
二是美國在北約內部“一家獨大”的問題。特朗普兩次執政都引發了北約內部關係緊張，美歐之間這種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格局在海牙峰會後或將進一步固化，北約實質上正在被特朗普政府“改造”為滿足“美國優先”的工具。
三是美國和歐洲盟友利益訴求的根本性差異。美國關注的是北約對其維護霸權地位的輔助與配合，而歐洲國家關注的是，在北約繼續為歐洲安全提供可靠保障的基礎上，提升歐洲在北約內部事務的話語權，提升歐洲戰略自主能力。這種利益訴求的差異正是北約內部矛盾重重的根源所在。
（作者：徐若傑，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