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夏天開始，以大米為主食的日本一直處於米價居高不下的狀態，平均每5公斤大米的價格維持在4200日元（約合210元人民幣）左右，幾近翻番。日本米價高得讓人直呼“吃不起”，國民的錢包和情緒都受到了不小的衝擊。日本農林水產省20日說，政府為平抑米價向市場投放多批儲備米後，儲備米庫存量降至15萬噸。日本政府決定緊急從國外進口大米，以應對災害等突髮狀況。在這波被業內稱作“令和米騷動”糧價風波中，掌控日本廣大農村的農協被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更牽扯出日本國內農協與政府、政客之間理不清的關係。
高米價“事出有因”
要深究日本此次高米價背後的原因，還要從二戰後日本的農地改革說起。戰敗後的日本農業七零八落，農民生活困苦，糧食供應也不穩定。為扶持農業，日本政府於1947年頒布了《農業協同組合法》，鼓勵農民聯合起來，成立合作社，通過農業產購銷的全鏈條合作來共同應對市場風險、提高議價能力，日本各地農協便應運而生。農協幾乎可以操縱日本整個農業，它的出現確實在一定時期帶動了日本全國農業的發展，也使得農民收入有了一定的保障。自此，農協的壟斷地位逐漸形成。
此外，日本政府長期推行的“減反政策”也是助長高米價的重要原因。所謂“減反政策”就是當大米生產過剩時，政府強制減少水稻種植面積並對於減產或轉種其他作物的農戶給予補貼，以此在維持米價穩定的同時保障農民收入。
這波高米價風波始於2023年。受日本農村老齡化和此前新冠疫情的影響，日本全國農協和農林水產省為了保護米價，決定提升減反補貼力度，直接導致當年大米減產10萬噸左右，又適逢高溫造成大米減產，累計減產量達40萬噸之多。從而使得從2024年8-9月開始，日本出現了寅吃卯糧的情況，提前消耗掉了2024年生產的稻米，且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現在。日本政府在調控米價方面也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
大農協“尾大不掉”
日本的農協全稱是日本農業協同工會。簡單來說，就是由農戶自發組成的互助組織。它的初衷很簡單：幫農戶把農產品賣出去，替他們採購肥料、農藥、農機這些生產必需品，順便提供金融服務，如貸款、存款、保險等。
年初，農協向農戶支付收購秋季稻米的預付款，待大米收穫後再按市價多退少補。農協直接收購農戶手中的大米，並進行加工、分裝，再批發給市場。因此，在銷售方面，農協擁有直接定價權。但是，以盈利為目的的農協不願在這一交易過程中虧損，自然就會維持較高的價格。
此外，隨着日本農協的發展，其經營業務和組織規模也日漸擴大。據統計，截至2025年4月，日本全國有496個農協組織，僱傭了大約16.7萬名員工（有的地方甚至農協職員比農戶還多），其業務範圍也拓展到了銀行、保險、婚喪嫁娶等各個領域，覆蓋了日本的每一個角落，也承包了農民從生產到生活的一切需求。
以日本農協銀行為例，其存款規模高達100萬億日元，農協共濟的運營資金也有56萬億日元，堪稱日本農村的“金融巨無霸”。在很多地方，農協甚至比地方政府還好使，連當地政府都會把農協銀行指定為官方金融機構。
近年來，農協所從事的賣肥料、幫農民銷售等相關業務常年處於虧損狀態，更不用說還要養活近20萬人的農協職員。因此，能夠操控米價的農協是絕不希望看到米價回落的。
農政三方“抱團取暖”
這裡的“農”是指農協，“政”則包括政客和政府的農林水產省，而能將這三者緊密聯繫到一起的無非就是一個“利”字。
首先，政客，也就是日本的國會議員，他們一般以自己的專長或出身領域被稱為“族議員”。比如，專吃農林水產領域的政客就是“農水族”。他們為了當選國會議員就必須要依靠手中握有選票的農民。當選後也會為了“報答”農民，在政策方面為農民提供幫助。
其次，作為農民的代表勢力，農協就會為了能讓自己支持的政客當選、進而為自身謀利而傾力支持，並且還會持續提供各種政治資金援助。
而作為農業主管部門的農林水產省的官僚則會為了本部門能爭取到更多政府預算，去聽命於“農水族議員”的號令，與農協“互助合作”，共同謀利。
以前不久日本新任農林水產大臣小泉進次郎的“儲備米”政策來說，得利最大的還是日本農協。為了平抑日本國內米價，小泉上任伊始便提出了向市場投放政府儲備米的解決方案，以期藉此來打壓市場米價，並鼓勵農戶與銷售業之間自行簽署採購營銷合作。但4月日本政府第一次決定投放的21萬噸儲備米中，95%被農協買走，零售市場只分到2%。連政府的救市大米也得先賣給農協，再由農協定價賣給批發商、零售商，不能不說日本的“農政鐵三角”是何其牢固。
日本專家預計，高米價問題反映的是日本的社會結構問題，如不能徹底進行改革，無論政府投放多少儲備米，到明年秋季也不能改變5公斤大米4200日元的價格走勢。日本首相石破茂要想在“高米價和對美關稅談判不力”雙重壓力的民憤情緒中贏得7月的參議院選舉，困難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