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空紙
編輯 | 空紙
在中美達成關稅領域聯合聲明之後，一則來自美國聯邦法院的裁決，迅速攪動了全球貿易格局。特朗普主導的“對等關稅”政策被判越權無效，這一判決不僅成為美國三權制衡制度的又一次實證，更在國際政治中引發連鎖反應。而在這場關稅風暴的背後，是美國內政與外交的多重博弈，是特朗普政府對戰略節奏的重新調整，更是全球主要國家在中美之間艱難選邊的微妙姿態。
需要明確的是，美國總統雖然在行政權方面擁有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但加征關稅的權力依據美國憲法應屬於國會。特朗普政府在實施“對等關稅”時，採取了一個頗具爭議的操作方式——他在每一次對外加稅前，都宣布美國進入“國家緊急狀態”，藉此啟動總統緊急權力，從而繞開國會直接施壓其他國家。這種做法雖然在程序上勉強站得住腳，但明顯帶有濫用法律之嫌。短短三個月內三次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不僅打破了慣例，也引發了輿論的廣泛質疑。最終，美國聯邦法院出手叫停這一做法，裁定總統的行為違反憲法授權，宣告“對等關稅”政策無效。
這項裁決一出，最先鬆了一口氣的不是中國，而是那些此前被特朗普強硬施壓、尚未正式妥協的國家。對這些國家而言，美國政策突然轉彎，無異於撤去了懸在頭頂的稅收利劍。在不需要公開倒向中國、不必進行激烈外交反制的前提下，關稅壁壘被動取消，顯然是最佳結果。從這一點看，美國聯邦法院無意間成了這些國家“抵禦特朗普壓力”的意外盟友。
然而，關稅政策的暫停並不意味着這場貿易戰的徹底結束。特朗普並不認可聯邦法院的裁決，已經決定上訴，並意圖將案件推動至美國最高法院。從現實來看，最高法院目前由9名大法官組成，其中6人是保守派，更關鍵的是，有3名是特朗普在任期間親自任命的。這意味着，一旦案件進入最高法院，最終翻案的可能性極高。事實上，在過去一年中，美國最高法院已多次在關鍵案件中站在特朗普一邊，包括賦予其起訴豁免權，甚至推翻多個州取消其競選資格的裁決。司法機構在名義上的獨立性，已在特朗普政治機器的影響下逐漸模糊。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一“裁決風波”很可能是特朗普政治策略的一部分。當前中美博弈已進入第二階段，雙方不僅在貿易和科技領域正面交鋒，更在爭取第三方國家支持方面展開了激烈角力。中國通過參與中國－東盟峰會、中國－海合會對話、中國－拉美論壇等機制，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聯繫，構建更廣泛的外交朋友圈。而特朗普則親訪海灣國家，對日本、歐洲等傳統盟友加壓，試圖拉攏他們共同圍堵中國。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法院突然叫停“對等關稅”，極有可能是特朗普有意而為之的“戰術後撤”。通過製造一個“中立司法裁決”的表象，暫時緩解對盟友的壓力，給出一個姿態上的“緩和信號”，以圖重新贏得盟友的信任與配合。這種“打一棒子給顆棗”的策略，比起簡單粗暴的施壓，顯然更具心理戰術效果。
特朗普的外交調整背後，其實隱藏着更深的戰略轉向。根據他近期的言論，中國已被正式定性為“美國的優先事項”，而其他國家問題則被視為次要。這種戰略聚焦意味着，特朗普不再願意繼續與全球多數國家展開無差別的貿易摩擦，因為那樣只會讓美國陷入“四面出擊”的戰略被動，削弱集中對付中國的能力。因此，通過法院之手暫緩全球關稅戰，削弱多線壓力，是一種務實的自我調整。這種調整不是退讓，而是為了更好地重組資源與力量。
但與此同時，美國內部的經濟現實卻與這一戰略調整產生了張力。特朗普上任以來持續推行大規模減稅政策，試圖以此刺激經濟增長、贏得選民支持。然而，對外加稅的暫停，使得政府稅收來源進一步受限，而大規模減稅所導致的財政赤字問題卻日益嚴重。如果無法通過關稅等方式彌補財政缺口，美國的財政平衡將面臨巨大壓力。更棘手的是，一旦對內減稅政策也被迫收緊，將直接衝擊中產階層與商業集團的信心，特朗普的支持率可能遭遇打擊。目前已有至少9個州的選民在不同渠道表達對其政策的不滿，甚至提出其應該“提前離職”。這意味着，特朗普未來可能不得不在國內政治壓力與國際戰略需求之間尋求更複雜的平衡。
從未來趨勢看，特朗普並不會徹底放棄“以關稅為武器”的戰略工具。只是當下形勢下，他更傾向於對外表現克制，對內保持力度。換句話說，美國有可能暫停正面關稅衝突，但並不意味着其對外經濟政策會真正回歸自由主義模式。未來，特朗普可能將更多精力放在從盟友身上“找補”，通過雙邊談判、新的經濟協議、甚至技術標準等非關稅手段，變相實現“經濟遏制”目標。而那些曾經以為“鬆口氣”的國家，或許很快又將面對一輪新的美方談判攻勢。
這場圍繞特朗普“對等關稅”政策的風波，不僅是美國國內政治制度運行的一次典型體現，更是中美大國競爭格局下的一次戰術微調。無論是否自導自演，其結果都是特朗普暫時釋放部分外部壓力，重新布局全球聯盟。而這場調整所引發的餘波，也將繼續影響未來一段時間全球貿易秩序的演進方向。從這個角度看，美國聯邦法院“立下大功”並不代表勝利，而只是中美博弈第二階段的序章之一。關稅政策雖暫時降溫，但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格局依然緊繃，真正的較量，可能才剛剛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