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官媒人民日報評論發表了一篇名為“被打後還手，不一定就是互毆：法律絕不給惡人撐腰”的文章。
說的是四年前一位飯店老闆娘得到改判的經歷。
事件背景：
在山東淄博，一名飯店老闆娘因勸阻醉酒男子劉某的鬧事行為，反遭對方毆打。出於自衛，老闆娘用啤酒瓶還擊，導致劉某輕微傷。警方最初將此事定性為“互毆”，並對老闆娘處以行政拘留5日及罰款200元，同時要求她賠償劉某4萬元
老闆娘不服處罰，於是提起行政訴訟，但一審、二審及再審均維持原判。直到檢察機關介入，發現劉某的傷勢可能由撞到暖氣片造成，而非老闆娘直接擊打所致。2024年4月，山東省高院再審改判，認定老闆娘的行為屬於正當防衛，撤銷原處罰。
四年前的案件如今之所以會引發大家這麼強烈的共鳴，主要還是因為它觸碰了大家心中的疑問：挨打後還手到底算不算自衛？
在這位老闆娘的經歷里，大多數人第一反應都是“還手天經地義”，但法律最初的認定卻讓人大跌眼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現場證據的複雜性。比如醉酒男的傷到底是啤酒瓶打的，還是他撞到暖氣片磕的？最初的調查可能忽略了細節，導致事實認定偏差。另一方面，執法中“息事寧人”的慣性思維也起了作用。過去許多案件中，警方為了快速結案，傾向於各打五十大板，簡單將衝突定性為互毆，省時省力卻讓受害者寒心。
法律上，正當防衛和互毆的界限看似清晰，實際卻充滿模糊地帶。根據相關法律規定，正當防衛需要滿足不法侵害正在進行、防衛手段不過當等條件，而互毆則是雙方都有傷害對方的故意。但現實中，普通人挨打時很難冷靜判斷。
比如有人先動手打你一巴掌，你還手一拳，很可能被認定為互毆，因為雙方都存在攻擊行為，哪怕你是被動反擊。這種一刀切的處理方式，容易讓受害者陷入“挨打不能還手”的困境。老闆娘案最終改判的關鍵，在於檢察機關發現對方傷勢成因存疑，證明她的反擊屬於被動防衛，這才扭轉了局面。
值得慶幸的是，類似案件的司法實踐正在進步。近年來，崑山反殺案、福州趙宇案等刑事案例激活了正當防衛條款，而治安案件領域也開始鬆動。比如今年6月審議的《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可能新增正當防衛條款，未來執法時將有更明確的依據。這說明法律並非一成不變，公眾對公平的呼聲正在推動制度調整。老闆娘案的改判，不僅是個人勝利，更釋放了一個信號：法律不會縱容惡人，也不會讓好人因自衛受罰。
不過，法律進步的同時，普通人面對衝突時依然需要理性應對。“打贏坐牢，打輸住院”的調侃並非危言聳聽。 現實中，絕大多數還手行為仍可能被認定為互毆，尤其是輕微傷案件中，雙方都可能面臨行政處罰。律師和警方普遍建議，除非面臨嚴重暴力威脅（如持刀行兇），否則優先選擇躲避、報警、保留證據。比如用手機錄像、尋找目擊者，或在受傷後及時就醫並保存醫療記錄，這些都能為後續維權提供關鍵支持。老闆娘案能翻盤，監控視頻和傷情鑒定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這恰恰證明了證據的重要性。
此外，公眾對法律的理解也存在誤區。有人認為“只要對方先動手，還手就是正當防衛”，但這並不準確。比如雙方因口角升級為互毆，即使一方先動手，另一方過度反擊也可能被認定為故意傷害。法律鼓勵自衛，但要求防衛行為與侵害程度相匹配。簡單來說，對方打你一拳，你回一拳可能算自衛；但若對方倒地後繼續攻擊，性質就變了。因此，剋制和理性依然不可或缺。
這起案件還暴露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法律如何平衡程序正義與公眾的樸素正義觀？老闆娘四年的維權之路，普通人很難像她一樣堅持到底，更多時候會選擇忍氣吞聲或接受調解。而調解雖然能快速解決問題，卻可能掩蓋真相，甚至讓施暴者逃避應有懲罰。因此，法律的完善不僅要靠條文修訂，還需執法者更細緻地甄別個案，避免機械套用規則。
說到底，山東淄博老闆娘的經歷既是個例，也是縮影。它提醒我們，法律的生命力在於貼近現實，而公眾的每一次討論都在推動這種貼近。未來，隨着正當防衛條款在治安領域的落地，類似爭議或許會減少。
但更重要的是，普通人需要學會在保護自己與遵守法律之間找到平衡，畢竟，法律是盾牌，不是枷鎖。當它真正為正義撐腰時，社會才能少一些“和稀泥”，多一些“硬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