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福林
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的意見》，對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工作作出系統部署。
作為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門戶，海南自貿港建設進入全面制度型開放的新階段。5月5日，海南省政府召開專題會議，研究部署加緊推進海南自由貿易港核心政策落地有關工作。
適應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戰略需求，充分利用海南的地緣優勢，以更高水平開放打造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重要開放門戶，是中央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的戰略目標，是國家的重大戰略，是海南的歷史責任。
核心政策：以打造國家重要開放門戶為戰略目標的政策需求何在
第一，從打造“重要開放門戶”的戰略高度把握海南自由貿易港的核心政策。
“零關稅、低稅率、簡稅制”是海南自由貿易港政策體系的核心。要在“零關稅、低稅率、簡稅制”的基礎上，實現資金、人員、貨物、信息的自由流通。
此外，海南自由貿易港與自由貿易試驗區既有聯繫又有區別。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都是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先行區，擔負著先行先試的重大任務。自由貿易試驗區要為全國高水平開放提供實踐經驗，可複製、可推廣。例如，《關於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的意見》提出“以貿易、投資、資金流動、交通運輸、人員往來自由便利和數據安全有序流動為重點的政策體系更加完善”。海南自由貿易港作為“最高水平開放形態”，在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中具有獨特作用，其核心政策是不可複製、不可推廣的。
第二，從“零關稅”到建立“境內關外”單獨關稅區。
“境內關外”單獨關稅區，是指其貨物進出的監管、關稅及其他稅費的征免，均按當地政府頒布的海關法規執行。境外貨物進入這些地區，通常不視為進口，無需繳納進口關稅和其他進口環節稅費，只有當貨物從這些地區進入關內時，才按照進口貨物的有關規定辦理報關手續，並徵收關稅和進口環節稅。
從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初期探索來看，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87年10月中央十幾個部委領導會集海口，討論研究海南建省辦全國最大經濟特區的基本政策，提出把海南推向國際市場，在海南島的周圍設關，把海南從全國統一的關稅區體制中划出來，建立“一線放開，二線管住”的第二關稅區。
第二階段，1988年8月底海南省第一次黨代會提出，海南特區更“特”的標誌是實現人員、資金、物資進出的“三個自由”，實現這“三個自由”的根本出路在於設立第二關稅區。
第三階段，從1989年底到1991年底，海南提出了海南經濟特區發展的三種方案。第三種方案即建立特別關稅區。
第四階段，從鄧小平1992年初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談話至1993年初，海南上下形成建立海南特別關稅區的研究、議論熱潮。當年8月8日，海南省委、省政府再次向中央呈送《關於建立海南特別關稅區的請示》（瓊發〔1992〕21號）。
將海南自由貿易港定位為“境內關外”單獨關稅區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建立海南“境內關外”單獨關稅區，將向世界展示中國開放的決心和改革的勇氣，既能保證海南自由貿易港製度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又能提高針對性，應對外部環境挑戰。海南將擁有經濟事項的自主權，提高效率，加快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可以大大增強國內外投資者對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的預期。
建立“境內關外”單獨關稅區的行動建議如下。一是建議將海南單獨關稅區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南自由貿易港法》。二是分步推進。第一步，實施高水平的“零關稅”政策，使“零關稅”商品覆蓋範圍達到99%以上，實現除限制與禁止目錄外的商品進出自由便利；第二步，明確在海南自由貿易港實施與我國相對獨立的關稅體制、稅收體制、金融體制等；第三步，明確海南單獨關稅區地位，明確海南擁有經貿方面的自主權。三是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海南自由貿易港發展之路。
重大任務：作為國家重要開放門戶，如何成為單邊開放的新前沿
以自主開放、單邊開放的務實舉措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突破，是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應對貿易戰的“關鍵一招”，既有重大的戰略性，也有相當大的迫切性。作為國家重要開放門戶的海南自由貿易港，要努力成為我國單邊開放的新前沿。
第一，海南自由貿易港有條件成為我國單邊開放的新前沿。
以貨物領域的單邊開放打造東盟商品進入中國大市場的“大通道”。在全面實施“零關稅”政策基礎上，支持國內企業在海南自由貿易港及東盟相關地區建立採購中心、加工中心、保稅倉儲中心等。率先在海南自由貿易港實行rcep原產地完全累積規則。適時將海南自由貿易港加工增值免稅的比例由30%下調至20%，由此增強海南自由貿易港在區域產業鏈供應鏈中的節點作用。
以投資領域的單邊開放打造內地企業投資東盟、中東等新興市場的“大平台”。建議改變對外直接投資由相關部門聯合審批的做法，實行備案制。創新實施ef賬戶，放寬ef賬戶准入門檻，進一步提升企業對外投資資金進出便利度。
以服務貿易領域的單邊開放拓展區域自由貿易空間。率先取消對日韓、東盟等服務業投資限制，率先全面實施《中歐全面投資協定》。以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為重點深化研發和技術交流合作等。
第二，儘快宣布實施一批單邊開放措施。
擴大免簽政策。在59國入境免簽政策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免簽範圍。同時，建議將免簽入境最長停留時間由30天延長至90天以上。
加快教育領域的單邊開放。進一步擴大教育市場開放，形成境外高校獨立辦學的配套體系，並賦予其充分的辦學自主權；支持和允許境外高校在海南自由貿易港範圍內自主選擇辦校地址。以“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理念制定實施技術移民政策。
在洋浦設立“擴大進口中轉倉儲中心”，並開展人民幣結算業務。例如，對以人民幣結算的貨物，給予關稅減免或通關便利化優惠。
第三，以藍色經濟的單邊開放推動實現“合作引領治理”新格局。
建設以油氣資源儲藏、加工、交易為主題的洋浦自由工業港區。打造面向東盟的海產品進口、中轉基地。全面放開面向東盟的海洋旅遊。
特殊角色：海南自由貿易港在我國反制美國單邊霸凌中的作用何在
作為當今世界最高水平開放形態的海南自由貿易港，要成為國內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總部基地，要成為國內國際市場的聯結點，要成為我國制度型開放新高地。封關運作的海南自由貿易港有條件在我國反制美國霸凌行為、堅定推進高水平開放中扮演特殊角色。
第一，打造“兩個總部基地”。
何謂“兩個總部基地”？一個“總部基地”是國內企業進入國際市場（以東盟為主）投資合作的“總部基地”。另一個“總部基地”是境外企業（以東盟為主）面向中國大市場的“總部基地”。
海南有條件成為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總部基地”。一是逐步成為企業對外投資的新平台。2024年，海南自由貿易港對外直接投資額全國排名第七；2023年，8.5%的內地企業對東盟的投資通過海南自由貿易港實現。二是“總部基地”建設需要加大力度。2023年底，海南自由貿易港有各類總部企業100家左右，與上海的1000家、香港的1500家、新加坡的4200家相比有較大差距。
支持企業建設“總部基地”的相關政策。一是實行企業對外投資備案制，取消相關部門的某些審批。二是適應對外投資主要涉及批發零售、信息傳輸、中間品製造等領域，取消對外投資所得免徵所得稅政策僅限於“旅遊業、現代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等前置條件。三是賦予在海南自貿港註冊為總部的企業，自動具有ef賬戶，便利企業資金進出與貿易投資結算，監管機構重點強化事中事後監管。四是適應企業降低成本、規避風險需求，建立面向中東等地區的離岸倉等。
第二，加快推進服務貿易開放進程。
一是服務貿易已成為鏈接國內國際市場的重點、焦點。服務型消費市場的聯結點。充分利用自由貿易港政策優勢，服務於擴大內需的戰略需求，在醫療健康、免稅購物、文化娛樂、教育培訓等服務型消費市場的內外聯結中發揮重要作用。特色產業的聯結點。重點圍繞熱帶農業、數字經濟、藍色經濟、綠色經濟等產業發展，打造以東盟為重點的產業聯結點。人員往來聯結點。放開國際合作交流的相關限制，打造國內與國際人文交流特區。
二是“三大消費迴流”是重大任務。做大“留學海南”市場。截至2024年末，海南陵水黎安國際教育創新試驗區師生規模5000餘人，不足我國出國留學人數的1%。若到2030年，有10%的海外求學在海南實現、人均花費20萬元，則將帶來160億元左右的消費規模。建設全球最大免稅消費市場。2024年海南離島免稅購物滲透率為17.3%，低於韓國濟州島2019年水平（47%）。初步估算，若到2030年，海南離島免稅購物滲透率達到40%、人均離島免稅購物達到1萬元，免稅店銷售額將達到2400億元人民幣，有望成為世界上規模第一的免稅市場。做大中高端醫療市場。2022年，我國海外就醫規模約為120萬人次，同比增長15%。若按此增速測算，2030年我國海外就醫規模將突破250萬人次。若到2030年，有50%的海外就醫在海南實現（約120萬人次）、人均醫療花費30萬元，則將帶來3600億元左右的消費規模。
三是推動服務貿易高水平開放。制定實施10項左右的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爭取到2030年，將海南自由貿易港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限制措施縮減至10項左右，基本達到cptpp中服務貿易最高開放水平（新西蘭、澳大利亞）。擴大數據跨境流動“負面清單”。在現有“深海、航天、種業、旅遊、免稅商品零售”五大行業基礎上，儘快向服務業全行業拓展。探索適應服務貿易發展的金融政策創新。
第三，加快打造制度型開放新高地。
一是加快打造制度型開放新高地的行動目標。按照2030年全面對標的目標要求形成時間表與路線圖，增強內外企業預期。對標香港、新加坡形成高度開放的市場准入規則體系，逐步實現負面清單外市場准入“無審批”。
二是實現制度型開放的創新突破。允許外資企業在商事領域自主選擇法律適用。在勞工等敏感領域開展實質性探索。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統計，截至2023年底，各國簽訂的357份區域性自貿協定中，包括勞工條款的自貿協定佔31.7%；其中，南南國家之間簽訂此類協定的比例已達到1/4左右。
三是以制度型開放促進制度性變革的重要任務。以行政體制改革打造專業高效的政務環境。以監管體制改革為重點打造公開公平的市場環境。以立法與司法體制改革形成加快打造制度型開放新高地的法治環境。
［作者系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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